引言法制不是法学家的产物，而是人民社会生活的产物，所有的法律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律师、立法者、执法者———在这一过程中都起作用，但司法活动说到底主要不是一个理论论证的过程，而是一种职业判断。

〔1〕11年前，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是雷锋战友的司机乔安山搭救了一名被他人驾车撞伤的受害人，反而被受害人指为肇事者。

在电影中，受害人最终良心发现，乔安山没有被起诉。

〔2〕去年，一起类似的案件———彭宇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

〔3〕所不同的是，这一回没有“良心发现”的情节，没有确定的现成答案，没有剧本（但更富戏剧性），事实真相也许相似，或者截然相反。

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是双方当事人针锋相对的陈述，或间接有瑕疵的证据，以及几乎一边倒的公众舆论。

法院需要对纷繁复杂的素材加以整理，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指引下，查明案件事实，解读“彭宇案”判决理由———以证据规则和民事诉讼理论为视角周量*内容摘要：“彭宇案”存在不同的解读视角。

从证据法角度出发，对认定彭宇侵害事实的判决理由进行分析论证后可以得出结论：本案法官对辩论主义、主张责任、经验法则等审判实践中至关重要的诉讼法理论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同时在心证素材的组织和运用方面存在结构性的缺陷，判决结论的说服力和实质妥当性因此受到极大削弱。

公众的责难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虽然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但法官职业素养亟待提高却是不争的事实。

关键词：彭宇案证据规则辩论主义自由心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庭助理审判员，法律硕士。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

〔2〕陈刚教授曾在其专著《证明责任法研究》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对此类现象进行了分析，参见该书第248—254页。

〔3〕本文将对案情进行一些介绍，但限于篇幅，无法一一详述。

有关媒体和网络对此案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和评论，内容涉及争议事实、诉讼程序乃至法学评论，例如《三联生活周刊》曾刊载《解密彭宇案从诉讼到调解的扑朔细节》一文，尚不熟悉该案的读者可以查阅以了解有关细节，载/c/2008—04—03/105815284943.shtml ，或者《“彭宇案”暂告一段落判决引发三大争论焦点》，载/200709/ca638474.htm 。

116··解读“彭宇案”判决理由依据实体法作出判决。

或者在无法查明事实的情况下，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作出“证明责任裁判”。

〔4〕出于职业上的习惯，笔者始终期待上诉审能对判决中的一些问题作出回应。

随着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和解撤诉二审结案，作为个案，法律上的争议已经告一段落，但其中不少疑惑仍将在今后的审判实践中以各种形态出现并困扰着法官职业群体。

对该案存在多个解读的视角，例如社会舆论对司法活动施加的压力和影响、〔5〕公平责任的缺陷、〔6〕法律与道德的复杂关系。

〔7〕本文截取判决理由中的一部分为分析对象，进行有限的分析与解读。

〔8〕“……本院认定原告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理由如下：1.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

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

本案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是公共场所，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

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

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城中派出所对有关当事人进行讯问、调查，是处理治安纠纷的基本方法，其在本案中提交的有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锁链，应予采信。

被告虽对此持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城中派出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等相关证据，被告当时并不否认与原告发生相撞，只不过被告认为是原告撞了被告。

综合该证据内容并结合前述分析，可以认定原告是被撞倒后受伤，且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

2.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并不能证明原告倒地的原因，当然也不能排除原告和被告相撞的可能性。

因证人未能当庭提供身份证等证件证明其身份，本院未能当庭核实其真实身份，导致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

证人庭后第二天提交了身份证以证明其证人的真实身份，本院对证人的身份予以确认，对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的意见不予采纳。

证人陈二春当庭陈述其本人当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只是原告已经倒地后的情形，所以其不能证明原告当时倒地的具体原因，当然也就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

3.从现有证据看，被告在本院庭审前及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及其是见义勇为的情节，而是在二次庭审时方才陈述。

如果真是见义勇为，在争议期间不可能不首先作为抗辩理由，陈述的时机不能令人〔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为证明责任裁判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官能够对争议的要件事实形成确定心证结论的情况下（包括肯定的和否定的结论），证明责任并不发挥作用。

所以，在司法解释中，与证明责任联系更为紧密的是第73条第2款，而非第2条第2款。

〔5〕例如《彭宇案，媒体审判是司法不能承受之重》，载/Article/kx/200709/319.html。

〔6〕季卫东教授曾撰文对此案进行评论，题为《彭宇案的公平悖论》，载《财经》总第194期。

他在此文中也提到证据规则问题，但偏重法理色彩。

本文将从诉讼法和证据规则的角度加以探讨。

〔7〕参见杨亚军：《彭宇案以和解撤诉而结案》，载/system/2008/03/17/010734270.shtml。

〔8〕此处引用的判决书同样来源于网络资源。

笔者查阅了多个链接，内容一致，虽仍无法保证其真实性，但有关细节和论述脉络与《现代快报》2007年9月对该案的报道相一致。

为节约篇幅，仅引述其事实认定部分，其他篇幅均作删减（例如损失金额的认定、归责原则的适用）。

原则上，本文仅以判决书中出现的证据资料和认证意见为分析对象，必要时将对有关背景进行简要说明。

··117东方法学2008年第5期信服。

因此，对其自称是见义勇为的主张不予采信。

4.被告在事发当天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款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

原、被告一致认可上述给付钱款的事实，但关于给付原因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

但是被告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撞伤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

被告证人证明原、被告双方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

综合以上事实及分析，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而应为赔偿款。

……”上述判决理由饱受非议。

本文在此预先提出若干问题，下文的论述将主要围绕这些问题加以展开：（1）判决中，“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这一论断是否妥当？对认定案件事实会产生怎样的影响？（2）在对争议事实进行自由心证的过程中，法官对经验法则的运用是否妥当？（3）判决认定被告撞倒原告的结论是否正确？如果您身为本案的主审法官，对于相同的素材，将如何论证判决理由？（4）判决中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证明对象分类与辩论主义适用范围在诉讼中，除非仅存在法律上的争议，当事人总是围绕着一定的事实展开攻击和防御。

如果单纯从这一角度观察诉讼程序，许多庭审难免陷于冗长和繁杂的枝节，因为当事人攻击和防御总可以不断延伸，以致各种素材漫无边际。

只有正确认识由实体法规范所确定的“要件事实”在整个审理过程中所起到的提纲挈领作用，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9〕通过在当事人之间分配主张责任，法官对要件事实的认定范围受到限制，整个诉讼活动的大致框架和方向也由此得以确立。

这已为最高法院判例所肯定（然而在审判实务上似乎仍未得到足够重视）。

〔10〕〔9〕当事人要么主张一项权利，要么否定一项权利。

只要判决是建立在适用实体法的基础之上，事实认定就必须落实到相应的要件事实上（不论是权利形成要件还是权利消灭、妨碍、受制要件，抑或妨碍之妨碍、妨碍之消灭的规范要件）。

关于要件分类，参见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108页。

权利产生、消灭、妨碍、受制（或称“阻止”）这四种分类形式是国内相关著作和论文常常介绍的，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罗森贝克在上述著作第107页分析了妨碍之妨碍、妨碍之消灭的规范要件，这对正确理解证明责任学说至关重要。

举例而言，时效届满是请求权的对抗（受制）要件，如果权利人又主张时效中断，则是引用了一个对抗该受制要件事实的法律规范，即“受制之消灭规范”。

对这部分内容可以简单归纳为：从法律条文的体系结构出发，实体法规范并非仅仅分裂为产生权利和对抗权利这两个阵营，而是可以理解为“原则—例外—例外之例外……”这样的多层次的体系。

《证明责任论》在第108页列举了一个“六个相互制约的法规范组成的完整的体系”，不妨对照《德国民法典》阅读、分析。

有学者介绍，在日本，“关于要件事实种类及其具体内容的知识以及从纠纷事实中抽出要件事实的工作，被认为是从事民事诉讼实务最起码的基本功，所以培训律师和法官的司法修习最主要的课程就是有关要件事实—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的教育。

”参见王亚新：《对抗与判定——〔10〕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07）民一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中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对于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只有在当事人请求调整、且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确实低于或者过分高于违约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时，人民法院才能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