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阶段社会贫富差距状况及几点建议中国现阶段社会贫富差距状况及几点建议改革开放已30余年,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部分人的确已经是富了起来,但是为了追求效率,“先富带动后富”并没有很好实现,未能体现社会的公平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逐渐突出,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
占总人口纯收入,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相当于九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
此外,人民银行统计发现,中国银行体系总计8940亿元存款中的80%,集中由11月30日,中国贫困线标准提至2300元,中国贫困人口或增至1亿,而在原有标准之下,底中国的贫困人口仅为2688万人。
标准提升之后,中国的贫困人口相比去年底增加了7000多万人。
这意味着中国处于收入金字塔的人口还是很庞大的,这一群体,我称之为“隐性贫困人口”。
事实上,我国的贫困标准仍低于印度。
贫困标准低,高端收入者控制着财富走向也是导致收入分配
拉大的原因之一。
二、区域发展还不协调:全国贫困人口94%集中在中西部我国不同地区收入差距在拉大,我国东部地区年人均收入为38587元,西部地区为18090元,差距达2万余元;最高的上海市年人均收入为76976元,最低的贵州省为9187元,两地差距达67789元。
目前全国4007万贫困人口中,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高达94.1%。
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目前西部地区人均教育经费支出仅为东部地区的73.5%。
中西部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
三、“中等收入陷阱”:社会隐性收入大量存在,高端收入者控制着财富走向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
望。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有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
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
这种所谓的绝对增加是依靠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式的增加,贫富差距越加拉大。
在CPI维持在高水平的现今,低收入群体并不能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加。
与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需求的疲软,在人民币升值,全球经济不景气出口市场受阻的大背景下,这无疑是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由此可见,我国贫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解决好贫富差距问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良性增长的重要举措。
我国政府也多次出台相关政策,调整收入分配。
例如,个税起征点从最初800元,到06年的1600元,到08年的9月起实施的3500元。
有数据显示,在第三次调整后,工薪所得纳税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的比重,由调整前的28%下降到12%左右。
”当然,这也是应对“隐性贫困人口”的绝对收入跑不过物价上涨速度的必然举措。
但是,这一举措并不能解决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
有调查显示,中国隐性收入的集中程度令人咋舌:10%的最高收入家庭拿走了其中63%的财富。
其中灰色收入有5.4万亿。
“灰色收入”往往与这些现象密切相关: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公共投资与腐败;土地收益的分配以及其他垄断利益的分配。
有些高收入居民的非劳动收入和非工薪收入,常常由于监管体制的不健全,可以轻易地绕开个人所得税环节。
隐性收入的存在显著扩大了收入的差距。
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严重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
事实上,我国劳动报酬的比重低且进一步下降,非劳动报酬比重高且进一步上升,尤其是最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这意味着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进一步下降。
灰色收入也不同于正常的投资回报,对鼓励竞争、改善效率不会有任何积极作用。
相反,其相当部分可能来自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的漏失,或者是对正常的居民收入及财产的侵蚀和掠夺。
”著名财经评论家叶檀指出,房价收入比等数据屡屡在中国市场失灵,是因为房价与收入都不准确。
“由于20%的人占有了80%的灰色收入,如果由20%的人主导资产定价,其他80%的人不得不踉踉跄跄跟随高收入者、投资者的脚步,巨大的压力之下,形成了深不见底的社会裂缝。
”针对以上问题,我提出以下看法与建议: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打下基础对中国来说,目前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
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具体。
1.完善财税体制,消减灰色收入以及钱权交易等有悖社会公平原则的现象。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如医疗保险,住房基金的普及面。
只有做好这点,普通收入者才敢放下包袱,拉动国内的消费需求。
3.加强法制建设,促进政府财务公开,把纳税人的钱花到真正需要的地方。
二、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深化
教育投入,打破区域发展不均衡,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个人认为,经济发展是贫富问题的内因。
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
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
再者,加强教育事业的投入,培养科技创新能力。
尤其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产业结构调整与教育投入并行才能真正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状况。
由于教育的外部性,单方面的教育投入会因地区经济落后而导致人才的流失,同理,也不能片面强调产业结构的调整,因为这是需要人才与技术的支持的。
所以说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教育投入是相辅相成的整体,缺一不可。
只有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优化资源的配置,打破一些行业的垄断地位,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使财富转移到绝大部分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形成纺锤形的收入结构,贫富差距问题才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结语: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这一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极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民生,合理分配收入,才是我国长治久安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