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口战役与遣唐使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

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

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贸，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果实是甜的，但认识的道路却是曲折的。

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海上王国，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心悦诚服地愿意归附于异域的外族文明。

打个最简单的比喻，两个陌生人或者说是相知不深的人打交道，又会有哪一方会突然主动地对对方说：我非常佩服你。

这就太突兀了。

只有经过长期的接触、磨合、甚至是冲突，这样才能凸显出各自的优劣，最终导致一方依附于另一方或者是两者实现互补。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训永远是必要的，也是深刻的。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兴衰嬗变，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白江口战役确实是日本战败了，但这次战役却为当时的日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自己和透视邻国的契机，成为处于封建社会早期的日本外交政治第一次走向成熟的转折点，也成为日本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向繁荣的先声。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失去了一次战役，却赢得了一次新生。

下面，我们就以当时日本白江口战役前后派遣的遣唐使目的的变化为依托来看白江口战役对日本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白江口战役以前，见于文献记载的倭国遣使大多都与请求或接受册封有关，表现出明显的对地区政治积极介入的态势。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在其论文《由遣唐使看古代对外政策的变化》（中日文化交流论坛·遣唐使研讨会）中将这种进取态度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
1、从一开始到邪马台国时期。

这一时期日本主要表现出积极进入地区社会的愿望，满足于“汉委奴国王”、“亲魏倭王”一类的藩属关系和名号。

2、统一以后的倭五王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倭王继续求取中国王朝的册封，借此提高自己的国内权威和国际地位。

例如刘宋时期倭王遣使奉表曾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幕韩六国诸军事”等，据研究就和其狐假虎威、推行对韩半岛的扩张政策有关。

3、遣隋使。

如前所述，尽管隋朝中国统一，但倭国却不再求取和接受册封。

不仅如此，随着其国际地位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反而愈加妄自尊大，欲与中国分庭抗礼。

第二次遣隋使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就是这种态度的明白表示。

直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的这种政治色彩和傲慢态度都没有改变。

舒明二年（630）秋八月倭国任命了以大仁犬上君三田耜（一作犬上御田锹）、大仁药师惠日为首的第一次遣唐使出使唐朝。

次年“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又遣新
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

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

”据研究，所谓争礼，很可能就是要“天皇下御座，面北接受唐使国书”的礼仪之争。

唐使因倭人“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还”，倭唐邦交遂告断绝。

后来发生了大化改新（645），又由于韩半岛上新罗的斡旋，倭国才在绝交二十年之后，于653年派出了第二次遣唐使。

从随行人员的情况来看，第二次遣唐使携来许多学问僧和留学生，一般认为这是“承担着为大化新政权所构想的国家建设而向唐学习佛教、制度等的输入文化的任务”，而且史书记载其“奉对唐国天子，多得文书、宝物”也使得此次出使带有文化色彩。

但是，此时倭国内部对唐朝文化的认识程度仍然存在很大差别。

例如，就在此前两年即公元651年，新罗使者赴日时“着唐国服，泊于筑紫。

（日本）朝廷恶恣移俗，诃责追还”，这种心态同当年遣隋使所携国书自称“日出处天子”，以及“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其实是一致的。

可见这时倭国虽然有高向汉人玄理等归国留学生的积极活动，沉溺于本国自尊的王权保守派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就在第二次遣唐使派出的第二年即654年，在前次遣使尚未归国的情况下，倭国又急忙派出了第三次遣唐使。

这一次遣唐使节和随从人员的官位比其他时期的遣唐使者明显偏高，而且没有携带留学生和学问僧，派遣又紧急，显然是纯粹为了某种政治使命；出任大使的高向玄理和副使药师惠日都是留学归国人员，因而有学者认为此行是应唐朝的邀请临时派出的。

这次遣唐使抵达长安时，有唐朝官员详细询问日本国地理等情报，归国之际“高宗降书慰抚之，仍云：‘王国与新罗近，新罗素为高丽、百济所侵，若有危急，王宜遣兵救之。

’”这些都证明了这次遣唐使的政治性质。

此后于659年派遣的第四次遣唐使更将当时倭国欲令智昏、狂妄自大的态度暴露无遗。

《日本书纪》齐明五年（659）秋七月丙子朔戊寅条：“遣小锦下坂合部连石布、大仙下津守连吉祥，使于唐国。

仍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

”有人认为，倭国居然在唐罗灭百济（660）的前夕遣使唐朝，而且向唐朝皇帝宣告虾夷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要显示自己是和中国一样使夷狄臣服的大国，“这一遣唐活动充分暴露出倭国外交的未熟练性及对国际形势的迟钝反应”。

还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从中国输入华夷观念的大国沙文主义而建构起权威的缘故。

”从到此为止的整个倭华关系史来看，我认为更重要原因还是倭人盲目自尊，因而对中国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认识不足。

否则，他们就不会在唐罗灭百济以后还悍然出兵帮助百济复国，从而在白江口之战（663）遭遇惨重彻底的失败。

白江口战役的始末：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日本与朝鲜半岛，特别是半岛南部地区，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

因此，朝鲜半岛三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必然会影响到日本的外交政策。

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是根据半岛南部加揶地区的形势变化而变换的。

600年2月，新罗进攻加揶地区任那时，推古女皇和圣德太子一面派兵进击新罗，迫使其停止进军，同时派使者赴高句丽、百济，要他们派兵急救任那。

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外交策略概而言之是：拉拢高句丽、百济，孤立和打击新罗。

大化新政府继承了上述外交策略。

大化新政府
成立时，高句丽、百济、新罗均遣使朝贺。

新政府派专使会见了高句丽、百济大使，惟独不见新罗使节。

当时，正是唐朝发兵征发高句丽的时候，新罗与唐结盟。

因此，大化新政府对新罗使节的冷落，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他与唐朝的对抗。

依次，当时围绕着朝鲜半岛，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日本的一方，新罗和唐为另一方的对立阵营。

最后导致了唐、新罗与日本、百济的白江口海战。

据《中国历朝事典》（曹余章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载，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求援与唐。

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

唐军由城山渡海至百济西部德物岛，新罗派精兵五万接应，面对唐、新罗联军的进击，百济采取了敞开白江口，引唐、新罗军入境，然后伺机予以歼灭的错误战术，最后导致了惨败，百济王义慈及王室、大臣、将士遂成为俘虏。

义慈王被俘之后，其从子福信收集残军，企图复国。

660年，福信派使赴日本，乞求支援，并要求放回在日本做人质的丰璋王子。

当时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了上述要求，送回了丰璋王子。

661年1月，齐明女皇赴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军的战斗，但因旅途劳累而病故。

出征朝鲜的计划，只得延期执行。

662年1月，日本决定以矢10万、丝500斤、棉1000斤、布1000端、韦1000张、稻种3000斛支援百济的复国运动。

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船师170余艘抵百济。

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万余援军，渡海前往白江口。

与此同时，唐、新罗军决定进攻丰璋王子所在的周留城。

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由陆路直趋周留城；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拟从水路配合陆军，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子为迎日本援军，亲自率水军迎候于白江口。

17日，唐、新罗水军航至白江口，正适日本船师抵达，于是两军交战。

当时,日本有战船400余艘，唐、新罗有战船170艘，兵力上日本多于唐、新罗联军。

战斗经过三个回合，日本、百济水军失败。

18日，双方进行第四次战斗。

由于日本军将领和百济王错误地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打，结果惨遭失败，400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水而亡，残军皆投降，百济国彻底灭亡。

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

同时，国策由过去的地区政治进取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

白江口海战的惨败，大出天智天皇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意料之外。

精神上由信心百倍与唐抗衡的亢奋状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据《白江口战役及其影响》（梁安和撰，咸阳师范学院学报）反映，在这非常的时候，唐朝的一举一动，都会使贵族集团感到惊恐，生怕大军压境，危及日本列岛的安全。

664年5月，唐朝的朝散大夫郭务出使日本。

12月，郭离开日本后，天智天皇便下令再对马岛、壹歧岛、筑紫国设置防人和烽火台，并在筑紫国造水城。

第二年八月，又在筑紫国造大野、基肆二座山城，以防唐军侵袭。

667年11月，唐使司马法聪抵日。

不久，朝廷在倭国、赞歧国、对马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