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嗣同的政治思想及其启蒙意义作者：曾长秋来源：《湖湘论坛》 2019年第3期曾长秋(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摘要:谭嗣同的政治思想,在戊戌变法维新思潮中表现得最为激进。

其政治思想具有强烈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提倡民权至上,鼓吹反清革命、提倡社会进化之主张,批判封建三纲五常、构建社会新伦理等特征。

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批判,对处于沉睡和愚昧状态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有催人惊醒、发人深思的作用。

其对封建社会伦常、礼教的猛烈批判,具有时人难以企及的深刻性和创建性,显示出大无畏的反封建精神;对君主专制和清王朝的抨击,彰显出社会现实的尖锐性;提出的全方位学习西方和全面重建中国社会的构想,是其政治思想启蒙意义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谭嗣同;政治思想;《仁学》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9)03-0112-07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赔款数量之巨与割地数量之多史无前例。

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亡种”“亡教”之危机,惊醒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群情激愤,于是有了康有为联合18省1300名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之壮举。

他们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谋求维新变革之道,以挽救民族危机。

湖湘志士谭嗣同(1865-1898)作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左翼代表,其社会政治思想在戊戌变法思潮中最为激进,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批判,对处于沉睡和愚昧状态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有催人惊醒、发人深思的作用。

一、谭嗣同政治思想形成的背景与渊源当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国门之后,中国人能够更多地接触并认知西方世界。

从1840至1900年的60年间,是中国酝酿近代思想的—个重要过渡阶段。

此时,中西学术激烈碰撞,各种社会思潮争鸣,尤其发生了许多“天崩地裂”的大事变,使许多有识之士“夜不能寐”,彻夜长思。

可是,苦于没有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即使提出了一些政治“良方”,也由于东拼西凑,内容驳杂,不免被后人视为“幼稚浅薄”的东西。

正是这些“不东不西”的东西,却代表着这一代中国人真诚的理想与追求。

谭嗣同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他的生命是短暂的,只活了33年,且30岁才背叛旧学,加入维新变法阵营。

正如他自己所说:“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

”[1]259他走上历史前台,成为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深深地刺激了国人,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他们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从以上背景看,有极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

掀起戊戌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是新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19世纪70年代,在洋务派创设官办企业或官督商办企业之时,沿海民间出现了一些私人投资的商办企业。

商办企业雇佣了工人,生产目的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

于是,在晚清社会有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据统计,自1869年至1894年,全国商办企业有80多家,资本约500余万元[2]。

早期民族资本家的本金虽少,势单力薄,但中国的资产阶级终于从“萌芽”状态“破土而出”了。

在甲午战争之前,商办企业均未履行注册手续,也就是尚未获得清政府的正式承认,地方官吏可以任意摊派、勒索和摆布这些企业,直至下令关闭;中国民族资本家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受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府的双重压迫,处境非常艰难。

他们渴望以参政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从而获得部分权力,推动变革社会现实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迫使中国人民奋起救亡。

处在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顺应潮流,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良运动。

他们中的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以“变法”“维新”相号召,希望通过“变封建专制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在政治上实现君主立宪,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

与同时代的维新人物相比较,谭嗣同以号召人们“冲决纲常名教的网罗”而著称,成为戊戌变法的左翼激进分子。

他先后师从欧阳中鸪、涂启先、刘人熙等浏阳先贤,尤以欧阳中鸪对他影响至深,对他形成激进思想起了促进作用。

同时,在中西新旧文化的激烈碰撞下,谭嗣同由于受西方自然科学影响又加入了进化论信徒的行列。

作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他的政治思想之所以激进,对封建君主制的批判异常激烈,主要取自王夫之、黄宗羲的观点。

谭嗣同对王夫之推崇备至,“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阅博取”。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谭嗣同继承和发展了王夫之的“民主”“民本”“民族”思想,提出了“惟变法可救之”的政治主张;而王夫之极为鲜明的民族主义品格,则成了谭嗣同反清思想的主要源泉。

此外,他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非常推崇,深受其反封建专制思想的启发,并在《仁学》中加以阐述[3]。

1896~1897年间,谭嗣同不但完成了那部“石破惊天之作”──《仁学》的书稿,还在长沙创立了南学会和创办了《湘报》。

湖南巡抚陈宝箴批准开设长沙时务学堂,传授新学。

学堂聘请梁启超、谭嗣同为教习,培养维新变法运动的支持者。

由于维新人士大量聚集,众多新锐脱颖而出,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谭嗣同更是其中的骁将,“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

而他进行政治批判的资源,有来自刚刚进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政治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观念,也有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因素。

就《仁学》而言,究其写作目的,旨在推动变法──“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

[1]343他以其超人的天分杂糅古今、整合中西,聚合成了独树一帜的“仁学”思想。

“仁”是《仁学》的核心价值观,讲仁爱,讲平等,从而打开了千年“礼教”的枷锁,恢复了孔孟“仁爱”的真义,并赋予了“仁”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

可以说,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饱学之士”,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共同的,那就是仁爱、自由、平等。

翻阅书中那些对历史上民众斗争进行赞颂的语言,表明谭嗣同的思想开始部分超越改良主义的范围,逐渐接近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高度。

以至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及,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

二、谭嗣同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谭嗣同的政治思想之所以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可以归结于“时势造英雄”所至。

当时的中国处于多事之秋,时势艰难,尤其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遭受到赔款割地的奇耻大辱,使他看到了清王朝极端腐朽无能。

由于思想上受到了巨大震动,刺激他迅速地走上了变法维新之路。

他提倡尽变陈法,废弃科举,讲究西学,寻求中西学说同异之理;他希望通过著书立说启迪民智,唤起民众拯救中国。

《仁学》便是其代表作。

《仁学》内容庞杂,融儒墨道佛耶之学以及近代西方自然科学、政治学说于一炉,且富有主观幻想。

《仁学》以“以太”为“仁”之基础,论证“通”为仁之第一义。

他指出,实现“仁”的途径为“四通”,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通。

“通”即“平等”,分别代表民族平等、政治平等、男女平等和经济平等,批判锋芒指向民族压迫、封建等级、男尊女卑和贫富不均。

成书的目的在于改变不平等地位,使社会进入大同境界。

他强调:“通之为平等”“平等生万化”。

为此,他将“仁──通──平等”这个学说体系,赋予了“仁”以民主的涵义,使传统的“仁”的概念不仅有中国意义,而且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一)强烈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提倡民权至上谭嗣同发现了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在于“秦制”二字,认为专制主义既是一种政治传统,又是一种文化传统。

作为政治传统表现为“两千年皆秦制”,而“秦制”的核心是君权神圣化;作为文化传统表现为“儒表法里”的文化结构,“三纲五常”使得士大夫和民众甘心为奴。

谭嗣同强烈反对封建君主制度,大力提倡民权至上,民主意识由此萌发。

他的“民主”思想受到了王夫之的影响,认为“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

我们虽无法确定他写作《仁学》之前是否接触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又译《民约论》),但他确实是以社会契约的观点解释国家起源的。

《仁学》一书是19世纪末中国人写作的人权宣言,他在书中无情地揭露了君主专制的深重罪恶,并运用西方《民约论》的观点,阐述自己对君主起源及君民关系的新见解。

他写道:君主的产生从历史上说是民选的,而不是子孙相袭、万古相传的;君和民的关系应是“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

[1]33他不仅彻底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把君主从九重宝座拉下来放在一般普通人的位置上,渴望建立君民之间的平等关系;而且鼓吹西方普选制,赋予人民以“共举”“共废”等权力。

他急切期待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社会能够得到实施,大声疾呼──“政”的“极至”就是“实现民主”。

为了做到“大兴民权”,施政者应该“还权于民”。

(二)鼓吹反清革命,提倡社会进化之主张《仁学》不但借古喻今,而且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一些新名词,发为今论,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

谭嗣同写道,天地万物都由“以太”构成,“以太”以物质形态处于“微生灭”的运动状态。

“世无常物”“法无定法” ──世间万物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着、运动着、“日新”着──这是他鼓吹维新变法的思想基础。

他还认为,事物发展不是平静的,只有通过矛盾着的两种东西互相斗争,才能推动事物实现新的飞跃。

他说:“有好恶,于是有攻取;有攻取,于是有异同;有异同,于是有分合,有生克。

”[1]310谭嗣同论证了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解决新旧之间矛盾的道理,其政治思想比康有为、严复等其他维新人士激进。

他不仅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历代封建统治者进行猛烈抨击,而且敢于指名道姓地攻击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并从多方面直接揭露和批判了清王朝对各族人民的压迫政策,公然号召全国人民不承认清王朝的统治,“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1]342-343这表明谭嗣同的反清思想已经含有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内容,对后来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客观上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先导。

(三)强烈批判封建三纲五常,构建社会新伦理谭嗣同认为,大同世界破除了人为的隔绝和对立,经济上贫富均等,政治上君臣平等,思想上自由博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同五伦中的朋友关系。

他反对“三纲五常”,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认为“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

顾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

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

”[1]349-350为此,他一方面借用佛法平等、基督天国之下人人平等的思想,另一方面接过王夫之“理欲统一”的理论加以改造,变为他向数千年的封建纲常伦理猛烈抨击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