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日在民众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节日在我国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重视节日是我国历代皆然的风俗习惯。《东京梦华录·冬至》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2](P.56)此外，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腊日、社日以及各地的庙会、神诞等，都是备受古人重视的传统节日。单从节日消费这一侧面就能看出我国劳动人民对节日的重视。平时十分节俭的人，一到重要的节日就把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钱财花个精光，有的甚至不惜借债过节。似乎一年忙到头，就是为了那几天。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大的改变。
我国古典戏曲则没有这么幸运。它从降生到繁荣，一直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和摧残。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戏曲的内容是“诲淫”、“诲盗”两端，聚众演戏不仅影响农事，浪费钱财，而且伤风败俗，扰乱人心，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动乱。因此，从元代开始，历代封建王朝都颁布过禁毁戏曲的法令，府、州、县地方政权亦从其恶。虽然封建统治阶级穷奢极侈，拼命追求声色之娱，宫廷蓄养优伶乃至戏班并不鲜见，但绝大多数权贵却贱视戏曲，他们不但不肯“屈尊”出面组织面向大众的戏剧演出，而且对民间敛钱演戏也要横加干涉。旧时，上流社会中人，不但不能与倡优交往，甚至连进入剧场看戏都要被视为“非礼”，有的甚至可能因此受到严厉的惩罚。清代有的皇帝就曾规定，满族官员一律不准登台唱戏，改装潜入戏园看戏者，要革职或流放。[1](P.62)
古人重视节日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节日与农事相互关联。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对农事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农时”——亦即节气。不违时逆令，对于农业能否获得丰收，甚至对社会的安定，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吕氏春秋》载：“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可见，顺时行事，知所避就，则物丰人寿，国泰民安；违时逆令，则天灾人祸，国乃有恐。节气并不等于节日，但在我国，节日大多具有划分农时的作用，有的传统节日(譬如清明、冬至)本身就是重要的节气，俗有“冬至大如年”之说，所以我国有不少地方至今仍把节日叫做“节气”。
[中图分类号]J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04)01-0088-08
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以观众与演员当场交流为特点的戏剧，从诞生那天起，就开始寻找尽可能多地吸引观众的方法和途径。古希腊的方法是由官方举办戏剧竞赛会。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府分别举办悲剧竞赛会和喜剧竞赛会。政府规定，竞赛会期间全城放假，并给有困难的观剧者发放观剧津贴，鼓励参赛的剧作家和演员，想方设法把受各种条件限制而不能出门看戏的人都吸引到剧场里来，为戏剧集结大批观众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后世许多国家继承这一传统，政府出面组织戏剧演出活动，位高权重的统治者充当著名演员的“保护人”，高水平的剧团成为“内廷供奉”，久而久之，主要由政府操办的“戏剧艺术节”成为西方一些国家连接戏剧生产和消费，传播戏剧文化的一个重要媒介。
尽管如此，戏曲却屡禁不止。相反，它在下层群众中的传播极为广泛、深入。旧时，几乎没有人不会哼几句戏文的。愚昧的雇农阿Q也会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的戏文，并能口念一板一眼的锣鼓经来给自己的演唱“伴奏”。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这一艺术细节反映了戏曲在民间广为传播的真实状况。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种戏剧能够像戏曲那样拥有那么多的观众，没有哪一种戏剧能够像戏曲那样深入人心，对人民大众的生活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几百年以来，戏台一直是广大民众的“精神中心”。那么，受到封建皇权禁绝的戏曲，是凭借什么得以广泛传播的呢?我以为，从演出的角度看，我国古典戏曲文化的深入传播，主要不是得力于居高临下的宫廷，而是得力于约定俗成的民间节日。“观戏场”是我国劳动人民节日生活的重要内容。节日是连接戏曲消费和生产、传播戏曲文化的重要媒介。这一传播媒介反过来对戏曲的艺术面貌发生影响，制约着戏曲艺术的生产。
二、节日娱乐与岁时宴集聚戏之俗
正如孔子所说，平时的生产活动是“百日之劳”，节日的休息和娱乐是“一日之乐”。“乐”是节日的主要特征。它之所以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个人，也正在于此。“乐”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个节日都有独特的内容和不同的方式。元宵以观灯为乐，中秋以赏月为乐，重阳以登高为乐，除夕以守岁为乐。但是，节日之乐又有共同的内容和形式。“图热闹”是我国古代劳动群众的普遍要求，也是绝大多数节日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每逢节日，人们总想到人多的地方去，即使无所观赏，“人看人”亦不失为一乐。近人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载，旧时，我国许多地方每届重大传统节日，均有“人看人”的风俗。如果对我国古代劳动群众的居住和生活状况稍有了解，对这一现象是不会感到困惑不解的。我国封建社会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他们多为生计所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居住极端分散，社交活动极不方便。有许多农民一生的活动范围没有超出数十公里。他们不是像拥挤不堪的现代大都市里的居民那样，追求宁静，喜爱独处，而是迫切地希望交流，希望和平时难得见面的众多的人一起娱乐。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多半不能用亲自参与的方式以自娱，而是习惯于到一个热热闹闹的地方去，站在一旁有滋有味地观看别人表演。所以俗语说，“庄稼人要得乐，看戏耍社火。”观赏取乐的习俗限制了自娱性活动的开展，但对只需要观众介入感情，而不需要他们直接参与表演的戏剧活动来说，又正是一件好事。鼓乐喧天，色彩绚烂，载歌载舞的戏曲演出，正切合渴望热闹的心理和观赏取乐的习惯。戏曲演出妆点节日，节日伴随着戏曲活动，成为我国节日民俗和游艺民俗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节日虽短，但却有力地支配着平时的生活。正如日本民俗学者樱田胜德所指出的，节日是平时生活的轴心，“年复一年的生活文化之网，就是以此为轴心编织出来的。”[4](P.119)平时为了节日，节日支配平时。节日的消费，刺激平时的生产，平时的生产又影响节日的消费。我国的节日大多有多重功能，它既是商品贸易的集会，又是文化娱乐的竞赛，也是探亲访友的社交。节日“观戏场”是节日民俗中的重要内容。节日对戏曲艺术的生产和消费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节日民俗与古代戏曲文化的传播
郑传寅
【专题名称】舞台艺术
【专题号】J5
【复印期号】2004年03期
【原文出处】《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南京)2004年01期第88～95页
【作者简介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武汉大学 艺术系，湖北 武汉430072
郑传寅(1946—)男，武汉大学艺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戏曲。
【内容提要】
我国古代劳动群众居住分散，且多数人无法通过阅读剧本去接触戏曲，然而，戏曲却在农村广为传播，这主要得力于节日。节日是连接戏曲消费和生产的重要纽带，是传播戏曲文化的重要媒介。节日为戏曲演出集结大批观众提供了条件，节日民俗环境又反过来制约着戏曲艺术生产，铸成戏曲独特的艺术面貌。
【关键词】戏曲/传播/民俗/节日
古人重视节日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节日与原始信仰有密切关系。我国民间节日大多有信仰背景。中元鬼节、腊月二十四的灶君升天节以及名目繁多的神诞等显然与鬼神信仰直接相关；二月二的龙抬头节、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与龙崇拜有关；七夕节、中秋节与星月崇拜有关；寒食节与火崇拜有关；腊八节、清明节与祖先崇拜有关；上巳节、重阳节与逐疫驱鬼的巫术有关；社日(春社、秋社)与土地崇拜有关。从节日禁忌远多于平时，也可以看出节日与原始信仰的关系。原始信仰是一股巨大的心理驱动力，它能深刻而持久地左右人们的行为。我国劳动群众对节日异乎寻常的重视，与这种神秘的驱动力不是没有关系的。
希冀热闹的节日心理和站在一旁观赏取乐的欣赏习惯，长期制约着我国节日娱乐活动的开展，形成了岁时宴集聚众演戏的习俗，这种习俗可分为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第一，节令聚戏
我国广大乡村平时一般是不演戏的，演戏多在佳辰令节。元代杜仁杰散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描写一位庄稼汉秋收以后进城打货，见城里的勾栏“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颇感诧异。旧时，都市演戏不必尽在节日，有的大都市演剧活动“日日如是，风雨无阻”，但每届节日，都市里的演剧活动也远胜于平时。所以古代的笔记小说通常都把戏曲演出活动置于岁时节令之下加以记述，即使是记述大都市里的戏曲演出活动亦然。《东京梦华录·正月》载：“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踊路，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元宵》一节载：“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自灯山至宣德门楼横大街，约百丈余，用棘刺围绕，谓之‘棘盆’……内设乐棚，差衙前乐人作乐杂戏，并左右军百戏。”《中元节》一节载：“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2](P.33～49)张岱的《陶庵梦忆》用大量笔墨记录明末清初我国南方的戏曲演出活动，其演出最盛之时，多在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其《虎丘中秋夜》一文载：“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倾’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5](P.105～106)清代后期京城演戏亦在节庆。《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载：“京师五城，向有戏园戏庄，歌舞升平，岁时宴集，原为例所不禁。”[1](P.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