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管理研究毕业论文摘要: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主动研究涉及金融管理的有关问题,及时向牵头单位提出会议议题,积极参加联席会议; 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及时解决金融管理工作中需要跨部门协调的问题。
关键词:金融管理; 职能一、主要职能二、成员单位联席会议由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各有关部门组成,县政府金融办为牵头单位,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名单附后)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联席会议确定。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地点在县政府金融办,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
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分管负责同志担任。
三、工作规则四、工作要求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主动研究涉及金融管理的有关问题,及时向牵头单位提出会议议题,积极参加联席会议; 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及时解决金融管理工作中需要跨部门协调的问题。
各成员单位要互通信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好联席会议的作用。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监管; 金融安全一、次贷危机中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失灵”(一)对次贷发放机构盲目扩张次贷业务的风险监管“失灵”1 联邦政府住房金融监管部门对次贷市场监管的失误首先,在住房贷款一级市场,联邦住房金融委员会是政府设立的监督机构,该机构将全国划分为12个片区,相应建立了12 家联邦住房贷款银行(FederalHomeLoanBanks,FHLB),12 家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共吸收了8104 家抵押贷款发放机构作为会员机构,这样,使联邦住房金融委员会通过直接监管12 家联邦住房贷款银行,间接实现了对一级市场的监管。
但问题是8104 家会员机构并不是美国全部的抵押贷款发放机构,2007 年发放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占美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的84%,另外尚有16%的其他住房贷款发放机构未受到监管。
而且占有次贷市场59%份额的前10 大抵押贷款发放机构,都不是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的会员。
其次,从房地产二级市场来看,大约80%勺MBS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ortgageBasedSecurities , MBS) 是由政府支持企业发起的,受联邦住房企业监管办公室的严格监控,但由私人机构发行的另外20%勺MBSW不在其监管范畴。
2 商业银行等贷款机构次贷业务暴露了风险管理“失灵”(1) 贷款流程创新助长了次贷风险集聚。
在金融自由化、市场流动性泛滥、房地产业泡沫背景下,银行等贷款机构为了获得更高利润,对贷款流程进行创新,即贷款发放机构不直接对借款人勺还款能力进行审查,而将该业务外包给中介机构——贷款经纪商。
贷款经纪商原本是购房者勺代理人,为购房者寻找最佳勺贷款机构及争取有利勺贷款合约条件。
另一方面,次贷发放机构由于通过证券化过程能够将次贷勺信用风险分散和转移,因此也放松对借款人勺偿债能力调查,主要依赖贷款经纪商。
这样,许多通常被认为不具备偿还能力勺借款人就容易地获得了房屋抵押贷款。
据2007 年底勺一项调查显示,次贷中60%购房者勺申报收入被至少夸大了50%。
而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对这些明显违规勺做法既没有及时风险提示,也未采取有力措施纠正。
(2) 次贷业务暴露了大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勺缺陷。
次级抵押贷款大部分是存款体系外勺专业抵押贷款公司发放勺,商业银行并未大量发放。
但是,大型商业银行广泛参与了次级贷款的证券化过程,包括次级债承销、服务、提供流动性支持和投资。
正是次贷证券化过程放大了市场风险,商业银行在参与中没有充分重视和识别风险从而遭受了巨额的亏损。
第一,商业银行忽视表外实体的业务风险。
在次贷证券化过程中,商业银行通过创设独立的特殊目的机构(SPV)作为次贷证券化的表外实体,其主要形式是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渠道公司(AssetBackedCommercialPaperConduits ,ABCPC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公司(StructuredInvestmentVehicles ,SIVs) 。
这两大表外实体持有大量的债务担保凭证(CollateralDebtObligations ,CDOs,) 却不受资本监管制度约束,也没有资产拨备要求,加之其资产负债存在显著的期限结构错配。
(二) 对投资银行及其创新的次贷衍生产品的风险监管“失灵”投资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在次贷危机的发生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首先,投资银行购买房贷机构发放的次级房贷,通过“原生一分销”(OriginatetoDistribute ,0&D过程创新出大量复杂的次贷衍生证券;其次,投资银行既是次贷衍生证券的发起人、设计者与承销者,也是其重要的投资者。
在证券化创新过程中,次贷衍生证券的信用链条被大大延长,最终投资者和初始资产所有者的信息联系被割裂,造成了“风险转移幻觉”,弱化了市场参与者监测风险的动力。
投资银行通过衍生金融产品创新可以有效分散和转移信用风险,但这种转移过程中信用风险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了未受监管的市场,风险管理消失了。
如CDOS等次贷衍生证券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产品,其交易是由各类金融机构通过OTC市场一对一进行的,OTC 市场交易分散,流动性低,市场监管相对较少,风险到底转移到了哪里并没有公开的信息可供分析,所以透明度反而降低且易产生新的风险,如交易对手风险。
这种模式导致投资银行在业务经营中过度注重当期收益而淡漠风险,忽视长远发展,如对员工起薪较低,但对业绩突出的给予重奖,股东对管理层激励也是如此。
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最大的五家投资银行中雷曼(LehmanBrothers) 、贝尔斯登(BearStearns) 和美林(MerrillLynch) 率先倒下,高盛(GoldmanSachs)和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 被迫转为银行控股公司,就表明美国盛行的投资银行业务模式面临严峻的考验,需要重新评价。
(三) 对新兴市场参与者的监管“失灵”在次贷衍生品受到机构投资者追捧的市场中,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WealthFunds , SWFs等新兴市场参与者在利益驱动下,凭借其庞大的资本规模和较高的市场信誉,大量采用“信用套利”策略,以银行信用为支持,投资次贷衍生品,加之普遍采用高财务杠杆进行对冲交易,这使其交易头寸对于房价和利率都极其敏感。
这种交易方式,一方面放大了对冲基金的获利能力,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其风险承担水平,同时也放大了衍生金融市场的信用规模,加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旦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或对冲操作失误,风险即刻显现。
同时导致对冲基金向银行借人的贷款无法归还,引起了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
而联邦金融监管部门对这些新兴机构在衍生金融市场的作用和风险未予足够重视,它们在市场的行为几乎不受监管。
( 四) 对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运作中的道德风险的监管“失灵”信用评级机构在次贷衍生产品二级市场流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评级机构要对各种次贷衍生证券在发行之前进行信用评级,以提高其市场风险可信度。
三是次贷及其衍生品的发展历史较短,没有经历一轮经济周期的检验,在市场繁荣的大环境下,评级机构对次贷衍生品的评级也普遍乐观。
2006年第3 季度,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对75%勺次级债全都给予AAA评级,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债券评级,10% 给予AA评级;8%给予A评级,只有7%合予BBB或更低的评级。
次贷危机勺爆发,使一向以独立、公正而闻名于世勺美国评级机构声誉扫地,备受指责,也揭示了作为纯营利性中介机构的评级公司也必须受到监管和约束的客观现实。
二、中国金融业的风险监管与金融安全体系构建(一)推进金融混业经营制度的同时需要构建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要与金融混业经营相适应,特别是对混业经营后创新业务的前瞻性监管非常关键。
我国目前实行的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对相应行业实施监管,这种模式显然与业务经营日益混业化的趋势以及金融风险的复杂性不协调。
另外,对于跨部门的金融创新,需要有一个统揽全局的更具权威性和协调能力的机构牵头,采取全面的审慎监管。
因此,中国金融业在迈向混业经营的过程中,基于分业监管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监管机构有必要建立联席监管机制,加强对混业经营中创新领域、创新业务的协同监管。
监管中既要保持金融创新的活力,又要防范创新过度带来的风险暴露,还要防止出现监管“失灵”的问题。
(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强化金融创新的风险管理1 商业银行要协调好信贷业务拓展中短期盈利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2005年,在国内房地产价格不断高涨的市场下,为了提高市场份额,一些股份制银行曾推出近似于“零首付”的房贷,以及“加按揭”、“转按揭”等等创新业务模式,后被银监会强令取消。
这些做法在危机发生前的美国次贷业务中都有,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
从近两年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来看,截至2007 年底全国金融机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 2.7 万亿,在各项贷款中占比接近10%。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1月对全国20个大中城市的抽样调查,个人借款购房者多为中高收入人群,其中82%的人预期家庭收入基本稳定或上升;40 岁以下的购房者占75.5%,群体支付能力处于上升时期。
全国按照购买价格计算的抵借比(贷款发生额/房屋销售额)为55.4%,平均首付款比率为37.2%,而美国次贷的抵借比在2000 年就达到了78%,到2006 年更上升到86.5%。
对比来看,我国银行贷款的第二还款来源比较充足。
总体分析,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质量较高,因借款人还款能力不足而发生被动违约的系统性风险较小。
但在住房市场趋于持续升温的状况下,房贷机构往往具有扩张冲动,监管部门的及时预警和有效监管措施非常必要。
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中,我们应该对国内商业银行未来住房贷款证券化的发展有正确认识。
第一,次贷危机与过度利用证券化以及“原生一分销”的业务模式有很大关系,但并不能否定这些创新形式。
证券化作为盘活信贷资产流动性,分散金融机构信用风险的创新模式,仍然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只是要把握创新与风险控制的关系。
第二,金融机构不能认为只要通过资产证券化就能把风险转移出去,而过度拓展高风险信贷业务。
因为证券化只能转移和分散风险,并不能消除风险,风险仍留在市场内。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以及金融市场各子市场界限趋于模糊的条件下,局部的风险暴露会通过创新管道在市场主体间传递。
因此,资产证券化模式的运用要注意把握量度,不可滥用。
同时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主体要注意基础资产的质量,从源头上把好信用风险防范关。
第三,要充分发挥证券化模式有利的一面,防范其弊端。
监管部门要制定严密的证券化产品信息披露要求,把结构性产品的特异性风险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避免误导。
同时,要完善结构性产品的资本监管制度,防止机构投资者利用结构性产品从事监管资本套利(不降低风险甚至增加风险的前提下降低了监管资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