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读后感姓名：学号：专业：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前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了“北京共识”概念，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种适合本国国情而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

自此之后，“中国模式”逐渐成为国内外媒体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在学术界，对于中国模式实际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同有关“中国模式”；另一种则认为应当慎提“中国模式”等提法，有些学者主张用中国特色、中国案例、中国经验等来代替；还有一种观点不同意“中国模式”的提法。

针对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中国模式讨论，按照对模式与制度、发展模式与社会制度两组概念内涵及辩证关系的分析，《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这本书的研究主题从三个方面简要归纳为：一是针对否定、轻视或害怕提中国模式的观点，本书认同中国模式的提法，指出中国模式是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客观概括；二是针对把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割裂开来分析研究的倾向，本书认为有必要从中国制度的角度来深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中国模式的鲜明特点是其制度基础，中国制度成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因素；三是按照从中国制度分析中国模式的逻辑思路，进一步总结提炼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的相互融合关系。

书中赞成“中国模式”的提法。

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综合展现。

从理论上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决定了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多样化的社会发展模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

从实践来分析，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相继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一旦一困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或具有突出特点，就会有相应的模式提出，它们应运而生，因国而异，应时而变，为各国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分别担当过不同的角色，发挥过各异的功能，完成过各自的使命。

事实上，不承认或不敢于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所包含的缺陷的忽视或者漠视。

只有承认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

事实上，如何完善和提升“中国模式”，正是我们当前需要积极推进的重要任务。

陈锦华等认为，较之单纯解读或分析“中国模式”更为重要的任务，是探索和考察它背后的制度因素。

研究中国模式有必要结合中国制度来展开，其原因在于：第一，模式和制度密不可分。

制度造就的环境滋养了发展模式，而模式的成长又丰富和完善了制度，两者相辅相成，协同发展。

“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离不开对应的社会政治制度，一个失败的制度不可能产生成功的发展模式，世界史上的这类国家比比皆是。

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如同土壤与植物的依存关系：制度造就的环境滋生了发展模式，模式的成长又丰富和完善了制度，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考察世界各国的发展史都可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形式有别、作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与之对应的社会政治制度。

它们应运而生、因国而异、应时而变，为各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担当了不同的角色、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世界也因此丰富多彩，生生不息”。

第二，中国模式的核心在于中国制度。

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有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地域辽阔，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悬殊，经济基础落后又发展极不平衡，实现长期、快速、持续发展，决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现象，或仅仅得益于若干权宜性举措，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核心是作为内生动力的制度因素。

中国的实践证明。

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产生中国的成功发展模式”。

从模式与制度的关联角度，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分析研究，不论是正面肯定还是负面评述，大多缺少从制度角度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而中国模式的核心恰恰在于中国特色的制度因素。

只有结合制度因素来分析研究中国模式，才有可能把中国模式研究推进到应有高度，从而对中国模式作出合理、准确、深刻的判断和分析。

第三，研究中国模式需要结合中国制度来展开。

既需要从传统模式的演进来梳理当代中国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更需要通过对传统模式中的制度传承与变革来理解当代中国模式的制度基因。

只有把模式与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来探索，只有引入历史演进与制度变迁的视角和方法，研究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和相互作用，探讨它们的成功与不足，才有可能对中国模式形成更为合理和客观的清晰认识，才有可能找出有价值的真谛。

另外，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是高度融合的。

中国制度在中国模式形成中的作用既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制度显示作用的突出表现。

对于由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当代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融合方面，书中认为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融合有如下基本特点：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制度方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作用，政府有效行政的上层建筑以及既集中又民主的领导体制和运作机制；在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上，重视和把握中国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经济、社会的模式取向和制度内涵上，有凝聚人心、广泛调动人民积极性的发展目标；在模式与制度的发展上，有与时俱进的改革文化；在政治制度发展上，稳步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法制建设，实行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中国模式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上，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理念，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各国一道建设和谐世界。

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和系统，它们之间互为条件、相互支撑、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和相辅相成，是一种较之世界上许多事物之间更内在、更深刻和更复杂的辩证关系。

书中通过以下两方面来阐述：1、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不可分割。

从科学的意义上讲，模式必然包括制度，没有制度内涵，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模式，更不能成为国家选择发展道路的模式。

历史的经验也证明，一个低劣的制度不可能产生优良的模式。

从这个角度看，模式和制度其实是不可分割的。

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的关系也是如此。

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的这种适应性、匹配性和合理性。

这是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合乎中国国情，符合人民利益，适应世界潮流，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当然，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还处在发展完善的过程当中，成功是相对的，不可能没有问题和缺陷，因此需要与时俱进，继续探索、完善。

2、中国制度是中国模式的核心。

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决定了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就是制度层面的调整和改变。

中国制度是中国模式的决定因素，也是中国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初始动力源和核心动力源。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动力是内生动力，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非常独特的。

中国政治体制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体制与全国人大代表相结合的党国体制。

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其秘密就在于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

”中国制度不仅是中国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且促进和保障了中国模式的发展。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他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90年奋斗的成就总结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个方面。

中国模式最成功的亮点主要在经济领域。

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活力是由三个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支点支撑的它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对外开放战略。

30多年来，中国正是依靠这个三位一体的动力系统和运行机制，充分调动了各种经济主体的积极因素，推动它们的集成融合，为国内外市场上发力，以一种“杠杆平衡”。

三大支点及其要素所化合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崭和形态，使中国模式得以生机勃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还原计划和市场这两种体制机制的方法、手段和工具性质，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在经济体制上既保持社会主义的特征，又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

这种新型的经济体制，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奉行自由竞争和市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制，也不同于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系与市场经济激励竞争的机制相“兼容”，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并重的混合体制．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居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不仅是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和《宪法》规定的，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制经济之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功能互补和平等竞争的关系，在功能上，公有制经济主要发挥实力，非公有制经济则重点体现活力，它们将长期共存并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这种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争高竞长、并驾齐驱的新型经济乃是真正意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外开放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发展经济学里有很多成熟的理论分别从资金、市场、技术、就业等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论证了其充分必要性和重要性。

特别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当今世界，厉行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对各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发展起点较低的大国，用邓小平的话说，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将对外开放作为与改革两相并举的重大战略，作为一项坚定不移加以实施的基本国策，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从结构上看，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中的一些构成元素或要素都是既有的，它们分别来源于包括在西方产生的人类的先进思想，存在于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中，这些要素经过中国的实践与创新组合而成的形态，则呈现出一种新的、中国独有的特征。

因此，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在构造上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混合”包容和组合创新。

从书中我了解到了，模式和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并不完全取决于模式和制度本身，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取决于这种模式和制度是否契合本国的特殊国情和特定的发展阶段，是否能够在全球化的发展中顺利融入世界，是否能够构成一个动态开放的结构，并根据实践的深化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发展和完善。

因此，模式和制度的选择不是一个完全主观的行为，不取决于执政者或者权力集团的个人喜好。

这种选既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制约，也需洞察并把握历史发展规律。

尽管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不断演进，但是当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的发展，仅仅只有60多年的时间。

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模式的形成只是刚刚开始，远未成型和完善，还需要长期的大量的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

从横向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各个国家不同的模式和制度，都是人类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需要以开放的心态，予以学习和借鉴，这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