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人生》对小说文本的改编张永东任霄（.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人生》的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差异主要在于相关人物在文本中的地位不同：剧本强化了刘巧珍和德顺老汉的重要性。
从而使剧本更加倾向于“多情女子负心郎”的民间话语模式。
剧本的这一变动强化了刘巧珍爱情的悲剧意义，同时部分地消解和遮蔽了高加林悲剧的社会和历史意义。
剧本《人生》成了刘巧珍的悲剧和高加林的悲剧，成了双重奏，是两个主题。
这样的改变原因一是因为刘巧珍和德顺老汉的象征意义和路遥内心对他们的喜爱；二是路遥对评论界的回应。
关键词:路遥两部《人生》差异改变原因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曾经创作了两部《人生》：一部是发表于1982年第3期《收获》杂志，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人生》；另一部是路遥于1983年为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而在小说基础上创作的电影剧本《人生》。
从路遥踏上文学道路开始，许多评论家、学者和作家从不同的视角、领域和层面对路遥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研究过这两部《人生》之间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为弥补这一缺憾，本文将对路遥创作的两部《人生》的文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对造成两部文本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两部《人生》文本之比较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的反响和方方面面的反应。
这其中不仅仅是读者和评论家，电影制片厂也发现了《人生》的价值。
“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惊醒”[1]。
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吴天明是路遥的朋友，于是路遥就把这部电影交给西安电影制片厂来拍。
1983年路遥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电影剧本《人生》诞生了。
路遥创作的两部《人生》的文本，其最大的区别在于相关人物在文本的位置发生了悄然和难以觉察的变化。
其一是刘巧珍。
在小说《人生》中，高加林是当然和绝对的主人公。
因为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文学抱负是通过高加林实现的。
正是因为塑造了高加林这一独特的、富有争议的人物形象，小说和路遥才获得了文学史上最初的地位。
路遥要“对整个这一文学想象作一次挑战性尝试……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
对于高加林这一形象后来在文学界和社会上所引起的广泛争议，我写作时就想到了——这也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
”[1]17“我想高加林这样的青年，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少见。
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有责任把这样一种人物写出来，一方面是要引起社会对这种青年的重视，全社会应该关怀他们，从各个方面去关怀他们，使他们能健康地成长起来，因为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未来的事业是要指靠这一代人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严肃地关注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从青年自身来说，在目前社会不能全部满足他们的生活要求时，他们应该正确地对待生活和人生”[2]。
通过作家的指认我们知道高加林是小说理所当然的主人公。
包括刘巧珍、黄亚萍、高明楼和德顺老汉在内的其他所有人物都是高加林的陪衬或者对比，都是为完成高加林这一人物的塑造服务的。
但是在电影剧本里，刘巧珍的分量加大了，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舞台的中央，有了与高加林平分秋色甚至超越高加林的位置。
小说《人生》是以高加林开头的，而剧本《人生》是以刘巧珍开头的。
小说《人生》是以高加林结束的，剧本《人生》虽然也是以高加林结束的，但是这个结尾只有短短的48字的篇幅，表现在影片中只有大约36秒，而此前则是长达两页500字关于刘巧珍的内容，表现在影片中的是长达8分38秒的刘巧珍的结婚的场面，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剧本《人生》是以刘巧珍结束的。
小说《人生》和剧本《人生》的差异性非常小，也非常少。
据我们统计，两个文本的不同之处仅仅有21处。
就在这仅有的21处改动中有12处改动都与刘巧珍有关，在这12处中又有5处是专为刘巧珍量身定做新加的细节。
与小说相比，剧本新增加的刘巧珍的细节包括：一句感人的台词，“看把你累成啥了，你明天歇上一天！等咱们结婚了，你七天头上就歇上一天！我让你像学校里一样，过星期天”；刘巧珍到高加林家里顺手帮忙收了鸡蛋；刘巧珍羞涩而亲热的改口将高加林的母亲叫“妈”；高加林到县城后刘巧珍到高家帮他们家剥玉米；一天也没上过学的刘巧珍向妹妹学汉字，而这个善良的姑娘第一愿望是学会自己心上人的名字：高加林；当然也包括极富陕北民俗风采的刘巧珍婚礼。
这样，在剧本中，刘巧珍的分量加大了。
其二是德顺老汉。
在小说中，刘立本、高明楼、黄亚萍等人和德顺老汉的重要性是不相上下，从对叙事和高家林的影响来看，他们甚至比德顺老汉更重要。
但是在剧本里，德顺老汉上升到了男二号的重要位置。
和小说《人生》相比，剧本《人生》取消了德顺老汉结尾部分对高家林的教诲，为什么德顺的重要性反倒增加了呢？这首先跟路遥对德顺老汉的认识有关。
路遥坦言，自己在小说《人生》的写作过程中曾经因为德顺老汉而卡了壳。
“德顺老汉这个人物，我是很爱他的……在作品中他登场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能把他写得比较好，写到去城里掏大粪前，我感到很痛苦，没有办法把他写下去。
尽管其他人物都跳动在我笔下等着我写他们，但德顺老汉我写不下去，我总觉得他在这里应该有所表现。
我非常痛苦的搁了一天……开头我没有重视德顺老汉这个人物，但最后他成了作品的一个很有光彩的人物。
”[2]其次，路遥在剧本中对德顺老汉做了一些技术性处理。
在剧本里面，德顺老汉是和高家林一起出场的。
也就是说，在剧本里他的出场顺序是仅此于刘巧珍的，而在小说中他是迟至第六章、基本上是在小说已经进行到五分之二处才出场的。
中国人很重视排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强化手段，一下子就把德顺老汉摆在了一个很重要很显豁的位置。
另外，剧本把小说中有关德顺老汉一个很虚的、可有可无的细节大大的强化了，增强了人物的动作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在巧珍结婚的时候。
小说中这样写到：“全村只有一个人躺在自己家里没出门。
这就是德顺老汉。
重感情的老光棍此刻躺在土炕的光席片上，老泪止不住的流。
他为巧珍的不幸伤心，也为加林的负情而难过。
”但是到剧本里不是这样躺着了。
剧本这样写到“德顺老汉的窑洞。
窑里陈设寒伧，一个长条桌上整齐地摆着一行空烧酒瓶和无数垒得整整齐齐的空火柴匣，显示出光棍室内的独特风光。
外面传来热闹的喧嚣声。
老光棍将桌子上一堆空酒瓶打翻在地。
”大家可以看到，小说中这一段仅仅是用德顺老汉的流泪来表示他的善良，但是剧本里面的德顺老汉不再流泪，是推桌子、砸酒瓶。
这里的德顺老汉不仅仅是善良，而且加入了正义和男人的气概。
和小说中默默流泪的德顺老汉相比，剧本中这个义愤填膺的德顺老汉似乎更值得人们钦佩。
第三，路遥在把小说改编为剧本的过程中，除刘巧珍以外的所有人物都减少了细节或者是出场的机会。
但是德顺老汉是减得最少的，而且在减了一个出场机会之后又有上述的技术上强化的处理，所以德顺老汉的重要性反而增加了，上升到了男二号的位置。
其三是克南的母亲。
如果说剧本强化了刘巧珍的分量的话，那么路遥对克南的母亲做了相反的处理。
和小说相比，剧本中减少克南母亲两次出场的机会。
小说中克南的母亲第一次露面是在高加林卖馍的时候。
当时她说“今个死老头又要喝酒，请下一堆客人，热得不想做饭，国营食堂的馍又黑又脏，串了半天，这市场上还没个卖好白馍的”。
高加林卖馒头时，高家已经没有了买盐的钱，而克南家“又”要请人喝酒，这中间蕴藏的社会的鸿沟和贫富差距不可谓不大；因为天热就不想做饭，大概可以算是懒惰娇气吧。
克南母亲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比较负面的。
小说中克南母亲第二次出面是在高加林进城给村里拉大粪的时候。
她当时一副小市民市侩的嘴脸，高高在上地辱骂高加林：“这些乡巴佬，真讨厌！”这进一步强化了她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在剧本中路遥去掉了这样的内容。
其实我们认为，和小说相比，剧本这样的处理也许是值得商榷的。
虽然是两个小细节，但是这两个细节对于塑造克南母亲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两个细节人们可以对这个人物有个初步的印象，从而给高加林最后的结局埋下伏笔，对于她最后告发高加林就不会感到突兀了。
影片最终恢复了克南母亲在拉粪时撒泼的表演，也许是作者最后改变了主意。
惠雁冰的研究表明，小说《人生》的情节和民间源远流长的“多情女子负心郎”的话语模式暗合[3]。
路遥的改编使剧本《人生》的情节更向“多情女子负心郎”这一民间话语模式靠拢：增加的关于刘巧珍的细节客观上更加突出了刘巧珍的“多情”，同时也是在强调高家林的“负心”。
克南母亲的形象也可以用这种理论解释，她其实就是旧戏当中嫌贫爱富的一类人物。
“多情女子负心郎”在古代戏曲和小说等文学样式中不断重复出现的，是深深植根于人们思想和民族文化之中的意象与模式，是一种源自民族记忆和原始经验的集体潜意识。
这一民间模式的运用唤起读者和观众潜意识中的原始经验，使其产生深刻、强烈的情绪反应。
路遥和文学受众在“多情女子负心郎”这一情节设计上产生了共鸣，路遥和《人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自有其深层的文化原因。
二、两部《人生》差异原因分析经过路遥的再创作，剧本《人生》的主题和小说《人生》的主题产生了裂变。
小说《人生》是关于高加林的一出悲剧，是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是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
尽管刘巧珍也是悲剧人物，但刘巧珍这个悲剧人物是给高加林这样一个悲剧人物陪衬和服务的。
在小说中知识分子高加林有才华却得不到为国效力的机会。
他原本有这样的机会但是轻而易举的被外部因素给剥夺了：第一次是被高明楼和马占胜，第二次是被克南的母亲。
本来教师高加林可以培养出更高素质的学生，记者高加林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对社会有用的新闻，但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
与此相比，一个农村姑娘的被抛弃是一个小的悲剧，由于司空见惯，小说《人生》中的刘巧珍的爱情悲剧似乎是可以理解甚至可以接受的。
由于剧本《人生》给刘巧珍增加了一些乍看不起眼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形成的合力极大地改变了文本的意义。
剧本给人的强烈的感觉是高加林到城里后，除过那次有关暴雨救灾的报道之外就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他主要的精力不是放在工作而是放在和黄亚萍的交往上。
而此时的刘巧珍是以高加林媳妇的身份在乡下的高家劳动。
改口管高加林的母亲叫妈，给高家收鸡蛋，给高家剥玉米，这些都完全是一个过了门的小媳妇才应该有的举动。
这意味着高加林父母以及刘巧珍父母和民间对这一婚事的认同。
高加林本人也用行为表示过他愿意和刘巧珍结合——小说和剧本中他故意当着刘巧珍父亲刘立本和众人的面叫刘巧珍和他去进城去买漂白粉。
高加林是有才，但是刘巧珍漂亮得“盖满川”，这就叫郎才女貌。
传统中，男人不重出身贫贱富贵，看重的是才华；社会对女性则强调的是容貌和品德，刘巧珍在这两方面是无可挑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