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余光中谈翻译许多人都知道余光中先生是著名文学家,我们读过他的散文和诗歌;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余光中先生还是一位翻译家,他翻译文学作品,也从事翻译教学。

在1997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翻译教学研讨会上,余先生做了大会重点发言,同时也在各种场合谈论他对翻译问题的看法。

他的讲话机智幽默,妙语连珠,常令人捧腹。

笔者根据录音整理出余先生会上所有关于翻译的演讲,以便读者了解他的翻译观点。

余光中教授的大会发言主要介绍了自己的翻译教学:翻译在中国古代就很发达。

鸠摩罗什曾说,翻译是嚼余喂人。

在座诸位都是“吃翻译饭”的, 此话虽不高雅,但我们这碗饭吃得都很辛苦,一面自己吃,一面还要喂别人吃,即翻译教学,也是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翻译教学方法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从原理、从理论出发,应用到实例的演绎方式;二是从经验出发,把每一个实例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归纳出原理,这就是归纳法。

翻译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或是一种技巧?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如果原作有艺术价值,有系统,也许它是一门学科或科学。

如果翻译作后面一种用法,则译员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如果把翻译作为一门艺术,译员就不是可以训练出来,而是修炼出来的,翻译教学的方式当然也就不同。

科学与科技不一样,跟技术也不一样,我相信最伟大的科学家最富有想象力,他的某一阶段的成果不是靠推理得出来的。

我有很多科学家兼文学家的朋友,都同意这个观点。

我看过英美人编的一本书。

有一部分专门是科学性质的文章(不是科学论文),写得美极了,可以称为文学,因此不能把科学与文学截然分开。

我自己在读天文学的入门书时,感到宇宙之大,解放了自己的想象力,很想写诗。

可见科学与文学不是截然相对的。

美国女诗人米蕾(Edna St.Vincen Millay)写过一首14行诗,第一句就说:“只有欧几里德见过赤裸裸的美。

”她把几何与艺术合为一体,毕加索就更进一步,根据塞尚的立体几何美学,发展了立体主义。

因此我们不必把科学和艺术对立起来。

例如徐霞客,他是地理学家,但又是散文家。

我教翻译多年,一学期三学分。

第一周讲概论,如翻译的功用、翻译的意境、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翻译方法论、翻译史、翻译与文体的关系等。

开列参考书目,让学生自己去追踪读书。

笔译练习占主要成分,有6周。

虽然我自己写文学作品,但我认为不应该开始就让学生研究纯文学翻译,因此开始6周的议题包括哲学、宗教、历史、社会和新闻等方面的东西,让学生各方面题材都试一下,然后4周进行纯文学翻译,如翻译诗歌、小说和散文片断,或文艺批评文章,或警句格言等。

做教师非常辛苦。

开始我采用的练习方式是,布置作业,改作业。

后来改为:第一周把题目发给学生,第二周交卷,第三周改完发还学生,同时讲评。

每个人单独详细改,讲评是综合全班的问题一起来讲评。

佳译我会在讲评时举例,误译个别纠正,有隐恶扬善之意。

第四周学生听完讲评后要再修改一遍,第五周我批改完再发回去,逼着学生详细看我为什么要改。

如此反复两遍之后,译文就比较准确了。

我上口译课用剧本让学生轮流扮演一个角色,一个人译,我从旁加以纠正,全班受益。

戏剧有情节,对话又有趣,学生兴趣极高。

每当两节课连上时就上笔译,单独一节就上口译。

因为我觉得学生将来译小说会遇到对话,对话的翻译有自己的特点,要译得流畅,用讲话的方式。

最后四周上汉译英,我一定让他们译一段古文,如韩愈的《杂说》,诗词各一篇,最后再译当代白话文。

翻译课只有一学期。

论文指导的情况,以我任教的高雄的中山大学为例,硕士论文可以翻译一本小说,一首诗,或者一个剧本,诸如此类,但译完之后要用英文写40页以上的评介,加起来要求比单写论文还要高。

我指导过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的翻译。

台湾近10年来设立“梁实秋文学翻译奖”,分为诗歌和散文两类,我一直参与出题和评审,每次还有另外两位评委。

译诗组每次译两位诗人的作品。

我们每次从早9点到晚7点,花一整天功夫进行评审,三人负责从头审到尾。

我们评得很辛苦,“左顾右盼”,“望洋兴叹”。

评完之后还要写评语,我也写了10年,每次1万字左右,不仅指出得失何在,还要加以修改,要示范,比较麻烦。

我认为这属于广义的翻译教学,是社会教育。

理想的翻译教师应有“三德”:一要有见解,包括理论水平、见识等;二要目光犀利,要眼光高;这两德属于学者。

第三德属于作家,即手高。

翻译教师仅仅“眼高手低”不算称职。

手高包括了眼高,一个人不可能眼低而手高,手高也包括有见解。

任何译作都是翻译理论不露声色的实践,所以只要手高就证明他眼高,也许他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也许没有写出来,但是一定会有。

在前几年另一次翻译研讨会上,我提出一篇论文,题目叫“作者、学者、译者”。

其中一段话说: “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即译者必定相当饱学,善于运用双语,其中一种应尽窥其妙,另一种要能运用自如”。

理想的手高也应有“四德”:一是应个别、详细批改学生作业,不能粗枝大叶;二是应尽量保留学生原来的译文,因为“愚者千失,必有一得”,学生的作业中总有一点可取之处。

教师若彻底否定,学生会丧失学习兴趣,也没有自信了。

因此我尽量保留能用的部分,实在太糟的再动手术,加以修改,保留得越多,学生越有自信;第三德是顺应学生译文的风格,这样才能鼓励他朝自己的方向发展,形成自己的风格;第四德应做一个称职的文体家,这个要求也许太高了,这是一个很高的理想,很难达到,不过不失为我们奋斗的境界和目标。

翻译家一定是一个各种文体都拿得起的文体家。

名师是否能出高徒?状元教师是否能带出状元徒弟?我们有了一套很好的理论,有了称职的教师,学生也必须具备起码的条件,他双语根底要厚。

可是中英文俱佳者未必是一个好译者,未必掌握了两种语言就能使二者成为“佳偶”,也许会变成“怨偶”。

理想的翻译,从译出语进入译入语,译文比起原文来,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孪生”,退而求其次,至少二者应像兄弟姐妹,再差一点至少是表兄弟,堂兄弟。

如果搞到后来变成“远亲”或“同乡”,那就差得太远了。

因此翻译能力除了双语功底外,还需要一种特别的调整适应能力,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协调各种关系。

而社会环境给学生提供的往往是翻译的反教育,反教学。

我们每年出许多译著,台湾的报纸上也有不少书评,可是这些书评很少评论译得怎样,只说其内容怎样高超,原作者怎么伟大,很少有人去鉴定翻译的质量。

译书与写书一样,“尽信书可能不如无书”,不少译著不负责任,造成反教育。

第二个反教育是一些著名作家学者写的文章西化,看起来是论文,其实是西化的语言,这是不良示范。

另外在各种媒体上的广告对白和用语、英汉双解词典中的例句,不免会有反教育的作用。

我的结论是:我们身为翻译教师,应时时自我反省,看看我们的笔下和口头,语言是否流畅、清新、自然、地道、优美,否则自己就会变成一个污染源,自己习于西化而不自知,误人子弟。

翻译教师正如国文教师,广义上还包括广大的学者,对于维护中文的清新、自然、优美都有重责大任。

因此,翻译是另一种“国防”,是一种防御措施。

我希望大家,尤其是我自己,能够时时反省。

在翻译教学研讨会上,中国译协的部分学者就翻译批评等问题请教余光中先生,下面是几位学者和余先生的对话。

余:我虽然译了一些书,也教翻译课,不过我主要是个翻译实践者。

我没有兴趣做翻译理论家,但我有兴趣做翻译批评者,去评别人的译作。

我自己不准备提出一套有头有尾的完整的翻译理论,因为有许多学者已经写出这样的书,而且写得很好,如刘宓庆教授等。

我觉得翻译理论要配合翻译批评、翻译书评或翻译某一题目的专论,泛论式的理论固然需要,但针对个别翻译的成就得失的评论即个案处理的评析也需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实践,学生要尽量多实践。

我刚才在报告中指出,我在教学中分五次把一篇习题处理完,第二周又发第二篇习题,如此循环,学生一学期要做14篇习题。

问:奈达在一篇文章中说:“Outstanding trans- lators are born, not made.”即杰出的翻译家是天生的而非造就的,余先生对此观点怎么看?余:我刚才讲名师未必能出高徒,可是我也没有说名师未必不能出高徒。

名师指点的那个徒,如果是可以点化的,可以造化的,名师可以帮助他成为高徒。

至于说“Outstanding translators are born, not made.”,我不赞成。

我刚才分析的是翻译教师,当然包括翻译家。

我认为翻译家要有见解,要眼高,也要手高。

眼高和有见解是修炼出来的,手高也许倒是有点天生的,因为手高牵涉到作家的写作素质。

前面两“德”是学者之德,学者一定要自我锻炼,自我锤炼,绝对不是天生的,即使有天赋也需要修炼,有先天也要有后天,就连天才的作家也仍须自我修练。

问:目前在大陆,搞文学翻译的人路子越走越窄,因为许多人对文学没有兴趣。

不知港台是否也有这样的现象?余:我想也是有的。

一般的书评只是介绍译作的内容而不评论其翻译的优劣。

问:对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请问您的看法如何?余:我虽然是从事文学翻译的,可是我也承认,翻译有一部分是要给大众看的,他们不想看纯文学,他们看知识性的,如旅游的、教生活常识的,或者一些很实际的东西,这也需要大批称职的译者。

不是说他们可以乱译,他们也应该译得很好,不过这跟文学翻译大不一样。

从原则上说,一般的翻译好好训练可以达到,而文学翻译是需要修炼的。

我自己赞成把翻译当作艺术来看待,我的一些朋友,包括语言学家,他们宁愿把翻译当作科学来看待,因为他们把语言学当作科学。

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往往会就此争论不休。

问:什么样的人具有从事翻译批评的资格?从事翻译批评者本人是否一定要是翻译家?余:他本人不一定在做翻译。

翻译评论者不一定要手高,他不见得在翻译上要有什么成就,但他要眼高,要有文学批评的修养。

问:可否请您解释一下:有人说,如果自己没有译作的话,就没有资格进行翻译批评。

余:有的人并不写诗,但他可以论诗,他只要是学者就可以了。

问: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可以分开,但翻译批评与翻译实践分不开……余:我觉得一个高明的学者不是绝对没有资格进行翻译批评的,主要看他评得是否在行。

如果他眼高,眼光犀利,看得准,讲得又有道理,那有何不可呢?比如有人说,只有诗人才能译诗,那就太绝对了,翻译恐怕做不到这么绝对。

问:现在的问题是,有译作的译者不肯轻易批评别人,因为别人会反过来批评他。

余:这是一种自卫,是人性之常。

问:如果说没有译作就没有资格进行翻译批评, 有了译作又不便去批评别人,那么谁来进行翻译批评?怎样从逻辑上解释这个悖论?余:文学界也有这种现象:文学家去批评别人,别人也会来批评他,“门户大开”,“我不犯人,人不犯我;我若犯人,人必犯我”,这样就不能进步。

当然要去批评别人,自己要“守紧门户”,自己翻译就要小心,否则惹了别人,别人也会向你挑战,“一报还一报”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