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斯诺如何“说话”——读《西行漫记》有感有种说法是，历史最好别从教科书上学来，旁门左道反而好些。
虽然我一直认为这句话无论在用词还是因果关系上都存在逻辑问题，但是我引用这句话的目的只是想说明，在学习本专业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许多新闻知识都是从课外读物上习得的。
也许这有贬低教科书之嫌，那我换一种说法好了。
课外读物让我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这个专业，当然，结果就是我更加不知所以然。
大家都知道潘多拉最后的一个盒子里装的是“希望”，换一种说法就是人的期待。
我觉得能不能探寻到高深的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所期待，发出质疑。
而《西行漫记》一开始吸引到我的也是作者斯诺的好奇心。
一、善于质疑——带着问题出发翻开书籍，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长达三页纸的发问，“中国红军到底是支怎样的队伍？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斯诺一连问了81个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西方社会迫切想要知道却没有获得真相的问题。
1936年，斯诺带着这些疑问，踏上了去往延安的道路，进行了为时五个月的采访。
作为一名记者，斯诺深知此次采访的危险，用书里的话来说就是，“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中国的确有些“危险”，但是，斯诺的好奇心无疑成了他最大的武器之一。
学者朱光潜曾说过，“人的最大问题在于自身的惰性”。
我觉得，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分析的话，斯诺当年去“红色中国”的决定无疑是解决了身为人的最大问题。
一个记者，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因为一颗好奇的心奔赴到一个充满着“生与死”抉择的国度，甚至说只是一片随时会被侵占并改变地名的区域，这在别人看来是多么疯狂的行为呀。
但是斯诺去做了。
在为时五个月的采访里，斯诺带着问题前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获得了第一手材料，获得了自己问题的答案。
写到这里，我想起去年元旦《南方周末》的一篇新年献词因提出了敏感问题而最终受到上级领导的多次删除修改，这件事在读者中引起了一番声讨与抵抗，文章作者最后也离开了报刊，出国深造。
我无力深究这篇新年献词是否真的具有社会危害性，在这件事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被扼住了喉咙，制止了提问，他的确没有失去所有，但却成了“无源之水”。
《西行漫记》的成功带有太多的必然性，假如78年前的斯诺同样被制止提问，那么斯诺对“红色中国”的认识只能是泛泛而谈，且不说深刻问题，也许连最基本的客观情况都难以说清。
我觉得，问题即事实。
斯诺从一开始“说话”就是提出疑问的，他把这种说话方式在为期五个月的采访里时时处处地使用，为的是什么？事实。
在沉默的大多数里，斯诺无疑发出了那个时代响亮的声音，而在这里，他教给我的第一门课程就是，记者该如何“说话”呢？提出问题！二、真实客观——捍卫自己的话语权为这本书着迷的原因，大概因为它记叙的是真实的事情，一位美国的记者第一次进入被层层封锁的红军苏区，以一个记者客观的视角来描叙他接触的人与物。
书中讲述的事像小说，可是它是真实的，我似乎能够想象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我新发现的来自浏阳的李长林在延安生活战斗的情景，它们是那么亲切而又新鲜，有血有肉。
易中天曾说过，“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客观，是记者的职业道德。
”我想，仅从一本《西行漫记》探究“真实与客观”对一个记者的价值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里，我想换个词，“窥见”——以《西行漫记》作为一个小孔，去看我所能看到的，并转化为自己的所有。
首先，斯诺特别注重细节描写。
我们来看一下斯诺对苏区共产党员描写，“忽然间，他们（毛泽东夫妇）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
这的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
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的考虑战争吗？”我认为，苏区共产党员的描写是全书的亮点，也是让人为之动容的精华。
斯诺在选取人物相关的资料上，并没有大段生硬的引用他们经历、职务和政治观念，而是更多选取了一些非常生活化的细节：这些材料出现在历史题材作品中，的确让人眼前一亮。
年轻时期的毛泽东形象忽然丰满起来。
关于毛泽东的历史书籍很多，但是比起斯诺描写的段落，恐怕使看过的人都会会心一笑。
书中谈“正事”固然不误（如毛泽东谈抗日战争等内容），但是有了许多这些鲜活的材料点缀前后或穿插其中，全书却更让人感觉更是可信，真真实实。
其次，斯诺能够有限度的说一些话。
比如书中记载到，一个战士在跟老农讨价还价半天之后，用心爱的兔子换了农民三只西瓜，吃完西瓜之后，他很不高兴，要农民把兔子还给他。
这种故事，多么损坏红军战士的形象。
但是斯诺写进去了。
此外，斯诺还写了自己在苏区成立的“赌博俱乐部”，“周夫人、毛夫人时常聚在我的土炕上‘聚众赌博’”。
在这两个小片段里，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完整的苏区人民以其人性。
斯诺在书中没有一味地讴歌苏区的伟大存在价值，没有片面地只看到苏区战士哪怕是重要的领导人的优秀品质。
他敢于把他所看到的事实有限度地说出来，把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呈现出来，始终坚守着真实与客观。
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里有这么一段话，“事件感觉和解释的结果是该事件在记者记忆中形成一个主观、但又受社会监控的认知模式。
社会的认知模式即公认的伦理道德和舆论走向。
为什么谈到歹徒就是滋事挑衅而警察就是维护正义，这样的刻板印象无异于是一道新闻审查的过程，其区别在于这种审查是在潜移默化中由记者主动配合完成的，从这个角度也说明了绝对的客观性也不可能存在”。
我想，斯诺“有限度”地说一些话的确无可厚非，许多时候，我们恰恰连这个“限度”都没有给自己。
再说，斯诺的“说话”是相对客观的。
这本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红色经典，根本不在于这本书的内容如小说般精彩，而是活生生的一个个事实。
用斯诺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
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
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
斯诺作为一名资深记者，深谙描写的客观对新闻报道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因此，斯诺一开始进入苏区就是不带意识形态的区别的。
他以一名记者的身份来到苏区，他的任务就是把这里的一切呈现出来。
斯诺除了较为全面地呈现苏区人民的人性以及他们的生活外，采访对象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会再三落实；遇到自己不了解的情况而又需要加以描述时，斯诺在引用别人的描写后，一定会严格说明来源。
例如，斯诺对朱德怀有极大兴趣，但不巧的是，他离开延安后，朱德才到达延安。
为了使《西行漫记》不落下朱德总司令这个人物，在《关于朱德》的写作中，他引用了尼姆•韦尔斯对朱德访问的笔记材料，文章严格注明材料的来源，没有一点隐讳引用韦尔斯的材料。
斯诺的采访和任何时代都会不断涌现的历险猎奇行径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斯诺对客观地“说话”的执着追求。
福柯曾说过，“话语即权利”。
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被赋予了太多的责任，但是不是权利。
权利是记者自己争取来的。
记者只有通过客观真实地“说话”，才能对社会起到一定的舆论作用，才能倡导一种社会道德，才算是把握住了“话语权”。
三、提高素养——为了更好地“说话”为什么一个外国记者的手记无形中吻合了本国历史教材和政治宣传的宗旨，而且这种吻合是如此地有机而自然呢？上文说过，《西行漫记》的成功有着太对必然的因素，我想，作者斯诺的个人素养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斯诺在书中经常与毛泽东一谈就是一个通宵，毛泽东渊博的知识不必多说，一位外国记者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居然和毛泽东聊了一个又一个的通宵，就不得不让人对斯诺本人产生兴趣。
通过资料查阅，我得知斯诺在1925年秋天进入密苏里州大学著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习，同时兼职于《堪萨斯城明星报》驻校通讯记者。
1928年，斯诺帮助J•B•鲍威尔编辑出版《新中国》特刊，并担任《密勒式评论报》助理编辑，后又任该报代主编，同时兼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
1930年，斯诺任美联社远东代表，在中国和远东各地采访。
1934年，他应聘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任英国《先驱日报》特派记者。
如此显赫的工作背景，也许我们对斯诺本人的个人修养可窥见一斑。
邵飘萍曾说过，“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我以为，要获得这种大无畏的勇敢，记者实在是需要渊博的知识水平和高尚的个人修养。
记者许多时候不是在采写，就是在采写的路上，面对的未知太多，没有过硬的本领难以更好地“说话”。
结尾最后，我想以一个小故事来总结我对斯诺“说话”方式的感悟。
“有一位年轻人曾求教于一位大提琴家：‘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大提琴家回答说：‘你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再成为一个音乐人，然后会很自然地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
在社会急剧发展的今天，许多包容都带着歧视，许多矛盾又蕴含着平衡，记者在说与不说、怎么说之间一直徘徊着，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群体的问题，而是一整个社会的问题。
我自认年纪方小，任何批判都显得过于无力。
所以我想说的是，记者学“说话”前，先学做人，做一个优秀的人，再成为一个记者，然后就会很自然地优秀地“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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