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戛纳与威尼斯
作者：王隽
来源：《视野》2013年第10期
2月的柏林，气温与中国北方别无二致。

大雪并不能阻碍人们前往市区各个电影院的行程——每年的二月上旬，柏林电影节会带来数十部入围影片，在柏林它们全程向观众售票。

而这座城市的博物馆与音乐演出现场如往年一样向来参加电影节的世界各地的圈内人士与媒体人张开双臂。

5月的戛纳，不管你是国内三四线演员还是国际一线明星，都有机会在红毯上走一走，也有机会在戛纳办个酒会、媒体答谢会之类，只要你代言的品牌愿意掏钱出面公关搞定一切。

当明星们忙着梳头穿衣时，电影发行方早早地租好了酒店的房间，用来洽谈海外售片事宜。

8月底的威尼斯，即便物价昂贵、交通不便、小偷横行，电影盛宴依然是要赴的。

前任主席马克·穆勒与中国交好，所以威尼斯多年来都是中国电影人的福地。

马主席卸任后会怎样还得观望。

世界三大电影节，在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是第一梯队的电影节，它们与大师的名字相连，也与中国电影人在国际平台上的知名度相连，通常被看做一体，金字开头的金棕榈、金狮、金熊之间有多大的区别，大家也许并不在乎。

从古典电影节变成卖片大会？
电影节的职能与奥斯卡奖、金球奖不同，它们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一个全球瞩目的夜晚颁奖给最优秀的影人与作品。

它的最大要义是为电影界以及关注电影界发展的人士提供聚会的平台，在十天左右的时间里有大量观影和讨论环节，还有为促进世界各地影人交流的派对和沙龙，以及为各个国家提供海外推广的平台，促成影片的交易与电影公司的跨国合作。

但在台湾电影教母、曾任金马奖评委会主席的焦雄屏看来，最美好的电影节时期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网络还没有盛行起来，手机也没被广泛使用，发个文章，还得通过传真机，一页一页地传。

媒体关注点也集中在电影，能写出深度分析性的文章。

这是早期啦，还是古典电影节的时候。

这些年三大电影节的商业气息越来越浓厚，电影节主办方没有用心去选片，或者所托非人，更注重观光效应，都看重来了哪些好莱坞明星，都在说红地毯，说好莱坞大片的首映，明星把它当成了变相的时装秀，电影公司当它是做宣传的广告平台。

”
焦雄屏显然不接受这种变化，而我们也显然不能够使时间流转，回到古典主义电影节时期。

她将三大电影节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变化，但其实它们自身也还是有区别的。

选片与评奖
三大电影节都有自己的口味，也都捧出过许多大师。

我们无法对比其中的佼佼者谁更好，但是可以对三大电影节的口味做一个笼统的归纳：柏林偏向政治与同性恋题材，威尼斯注重发掘新人新作，戛纳热爱艺术。

但事实上，谁也不好把握他们的评选口味，因为那几乎是评委会主席的口味在作祟。

如果说奥斯卡是年届耄耋的老人，那么戛纳绝对是更年期超长并严重滞后的绝望主妇，给她把脉比登天还难。

的确，奥斯卡的各个奖项由6000名评委投票产生，这个群体人员相对恒定，口味也有持续性和稳定性，所以在柯达剧院也许不会出现2009年戛纳颁奖礼上金棕榈颁给当年评委会主席昆汀·塔伦蒂诺的绯闻女友索菲亚·科波拉时的冷场和嘘声。

昆汀的“胡作非为”不是第一次，他在2004年还将金棕榈颁给了毫无戛纳血统的《华氏911》，令人咋舌。

评委会主席的品味决定了当年获奖作品的风格，主席的人脉和喜好也同样有帮助，威尼斯是中国影人的福地，与马克·穆勒对中国的喜爱不无关系。

改朝换代之后的金熊奖还能不能眷顾中国人是个好问题。

最有用的外围信息
普通人是不能够参与到戛纳与威尼斯关于电影节的任何放映和讨论中的，戛纳尤其严格，证件以颜色划分，一些平面媒体的记者甚至不能够参与到核心的活动。

但在柏林，市民们是可以通过提前订票去看展映影片的，电影节期间，柏林市区的电影院都会参与到放映之中，除了参赛影片外，还会有大师场的放映。

威尼斯的交通非常不便利。

电影节的场地在丽都岛，而参与者住在本岛，每天需乘船往返，但意大利人罢工次数太多，会赶上早上乘船过去，看完片子没船回酒店的情况。

另外，意大利人的组织能力堪忧，年年开幕前一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几年电影节期间适逢大雨，电影宫的许多房间都会漏雨，而看电影的地方有时候就是一个大帐篷，里头摆着些椅子，亚洲记者如果坐在后几排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虽然它是一个迷人的旅行目的地，但因为恶劣的交通环境，物价昂贵，商贩们毫无人情味，罢工频次高，服务质量不好，硬件条件差让威尼斯的反馈相当糟糕。

而片源最弱的柏林却招人喜爱，大概是因为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艺气息浓厚，而全民参与电影节的气氛也让人能偶尔回到焦雄屏说的“古典主义电影节”的状态里，柏林的物价在欧洲算非常便宜的，虽然天气冷一点，但电影节期间的生活不至于太无趣。

至于戛纳，如果你非常有钱，那戛纳是很好的。

（齐丽摘自《经济观察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