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期中论文论文题目：《民族交融与文化发展的联系》学生姓名：***学生学号：********院系专业：数学系信息与计算科学所在年级：2010级指导教师：***完成时间：2011-06-03《民族交融与文化发展的联系》内容提要：民族的交融和文化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联系，在历史发展中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碰撞和文化的交流，战争、迁移、经济等因素，在这种碰撞、交流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正是依靠这种和平和非和平的交融；推进了中华文化的整合和融合和发展，从而形成“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格局，所谓多元一体，即是各个民族既具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的文化个性，各民族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关系。

关键词：民族、交融、历史、文化、发展、战争、迁移、经济正文：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悠久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对中国文化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纵观历史发展，中原汉文化对中国文化起着主导作用，各少数民族起着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每一个民族都对我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他们在这方面各自的创造和表现形式，都是我国文化的一部分。

每个民族，除个别情况，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

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很多民族在语言的基础上创造和使用了文字。

由于我国是多民族的，因此文字也是多种多样的，文化也丰富多彩。

历史是一个慢慢的进程，文化是一个缩影。

五千年的民族交融和文化交流碰撞出了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而不同的民族交融方式、不同民族的交融，对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又有些差别。

从我国以及世界上的民族关系来看，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或方式。

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

为了比较妥当和科学地表示这两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或方式，人们又习惯地把通过政治强制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同化；把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融合。

在中国多民族的关系史上，既有强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错综而又复杂。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在我国历史大量存在，且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

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

一是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汪洋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

如夏时的淳维，秦汉时的赵佗，南北朝时的桓诞，北齐时的高欢。

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体实现方式主要有：（1）战争促进，使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交流。

（2）民族迁徙，杂居相处。

（3）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民族大交融的时代，更是文化大发展的时代。

这一时期，政治制度进一步完善，经济得到发展，科技文化成就显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民族关系主要表现在中原秦汉两朝与西北匈奴的角逐上。

早在战国时期，“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

“匈奴驱驰于楼烦之下”，不断南下侵扰燕赵秦北方边境，给三国以很大的威胁，迫使燕赵秦三国修筑长城以御之。

前325－前299年赵武灵王北破楼烦、林胡，筑外长城，与匈奴隔长城相望。

前265年赵孝成王派李牧守代、雁门郡，以资防备，结果大破匈奴十余万骑，给匈奴以很大打击，迫使匈奴十数年不敢侵扰赵国的边城。

秦统一六国后，前215年以头曼为首的匈奴主开始向外扩张，把矛头指向秦朝的河套一带，被蒙恬率32万大军打得大败，夺回“河南地”，迫使匈奴向北退却700余里，从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秦始皇“筑塞于河上”（在河套一带筑障塞）又移内地３万家至河北（今乌加河北）、榆中（今河套东北岸）以实边防。

前214年又把燕赵秦三国长城连接起来，重新修缮，并向东西扩展，筑成西起临洮、东至辽东郡的万里长城，派蒙恬拥兵坐镇上郡守卫。

其后，匈奴奴隶主利用秦末农民起义，楚汉战争，中原内乱，北方空虚的时机，南越长城，侵扰燕、代一带，把蒙恬收复的河南地四十四郡又全部夺了回去，对刚建立的西汉王朝构成极大的威胁。

在这连年的征战中，中原汉族对匈奴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战争中的人员调配、流动和物资传输对文化的传播以及民族融合均有着积极的作用。

同时战争也为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尽管战争本身的目的不在于此。

秦汉王朝多次攻打匈奴，动辄出兵数十万，深入匈奴腹地且延时十数年，其对匈奴的影响当是显而易见的。

特别是战后，因流散以及逃亡等原因加入匈奴的秦汉军士和流民等超过30万，他们不但充实了匈奴的力量，而且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向匈奴社会的下层传播汉文化，促进了匈奴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民族融合。

实际上，因战争而流散匈奴的汉人不只是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有的也直接进入了匈奴的上层统治集团，因而他们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匈奴下层。

“和亲”及“互市”乃汉匈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方式。

西汉初期，中原几经战乱，社会经济残破，劳力不足，物资匮乏，国力极度空虚，社会秩序极不稳定。

刚建立的汉王朝面临休养生息、恢复社会秩序的巨大任务，加上地方“异姓诸王”的存在，中央集权尚未确立，无力抗拒匈奴的不断侵扰，只能采取消极的防御政策。

此期间汉王朝被迫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并通过“互市”贸易与匈奴保持人员及物资的交流，和亲”表面上是汉族人口的外向迁移，实质上却是匈奴民族汉化的开始。

因为“和亲”不仅是汉朝宗室的公主嫁到匈奴，与此同时还有大批的使者、工匠、奴婢等随行，并带去大量汉地制造的各种器物，传播了汉文明，从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影响匈奴，对推动匈奴上层的汉化具有重要意义。

“互市”即边境集市贸易。

这种集市贸易虽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还是为汉族与匈奴的交流提供了机会和窗口，因此，自汉以后，“互市”变成了汉族与周边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

具体而言，中原汉文化对匈奴的影响主要包括物资、技术、生产方式等方面，对此，无论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记载均多有反映。

除战争外，民族迁移也是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方式。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社会大动乱时期。

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在三国鼎立的形势确立以前，即各地军阀大混战时期，移民均为逃避战乱的流民，他们由战乱最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出，大部分向南迁至长江流域。

移民中不少学者、士大夫后来均为吴、蜀二国罗致，其中最著名的有诸葛亮、周瑜、鲁肃、张昭等，原籍临淮（今安徽定远）的鲁肃曾号召部属：“淮泗间，非遗种之地。

吾闻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是为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则向北迁至长城沿线甚至辽东，移民中著名的有管宁。

三国鼎立时期，为壮大己方实力，三方均努力招抚流民，发展屯垦，并尽量从境外招收、劫掳人口，包括少数民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乌桓人迁至内地，孙吴派兵至台湾，“得夷州数千人还”。

经过前后近90年的人口大迁移，中国长江流域和长城一线人口增加，并得到进一步的开发。

少数民族的迁入，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在当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民族矛盾，为随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动乱埋下了伏笔。

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大糜烂、大破坏的时期，迁入北方的各少数民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动乱中，黄河流城惨遭蹂躏，从而促发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

仅据官方统计，公元313～450年之间北方南渡的人口即达90万人，占北方原有户口的1/7。

事实上这一统计由于流离混乱之际，户口多有隐匿流失而大大缩小。

正像有人早已指出的：“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

”“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

”这说明移民的实际规模当远在上述官方统计之上。

期内移民的分布仍以长江流域为主，更南的福建两广移民也不少，据记载：“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

”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

人口的迁移，传播了先进的经济文化，促使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人民大批南下，不但给南方增添了大批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在他们的影响下，南方各族逐步学会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开发与发展。

并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特别是中原汉族迁居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少数民族内迁到内地，使各族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相互融合，丰富了各族的经济文化生活。

我国古代往往在人口迁移形成高潮时，民族融合也形成高潮，这大大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与发展。

也使我国人口的地理分布趋于合理，南方地区土地肥沃、广阔，三国以前人口却极为稀少，随着人口的迁移，江南的开发，南方人口逐渐增多，我国人口的南北分布趋于平衡。

总之，我国口的迁移不仅改变了古代人口布局，使之趋向平衡、合理，而且促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平衡了经济发展，开发建设了边疆。

经济差异在民族交互和文化交流中也有很大的作用。

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

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

从南北方向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

从经济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

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

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一般而言，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

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

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多途径的。

总体而观，至少包括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和屯垦、“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

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

无论在任何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