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冷战的起源——对战后苏联外交战略的思考摘要：冷战，20世界国际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它把世界格局划分成两个阵营，苏联和美国在其中充当着领头羊的作用。

作为一个建立仅仅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苏联在冷战拉开序幕后需要做出很多重大的调整，其中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调整显得尤为突出。

外交政策的调整是苏联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

1，冷战内涵
判断冷战内涵有三点：1、是否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2、是否形成了两大集团、不同阵营的对抗的世界政治格局；3、冷战而非热战，并非是直接战争冲突。

从这三个标准判断可知斯大林、丘吉尔的演说和伊朗危机都不是冷战的起源。

沈教授本场报告重点根据对苏联档案的解读分析苏联战后对外关系的重新确定。

沈教授指出，“凯南报告”认为苏联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要求扩张，在逻辑上说的通，但重要的是事实上斯大林是否要搞世界革命？
一从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背景，这一论说的提出标志着苏联在理论上放弃了世界革命。

在现实上苏联又利用了世界革命的形势和手段，成立共产国际，但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苏联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逐渐承认，斯大林不再以革命领袖出现而是以大国领导人出现，共产国际成为苏联外交工具。

1943年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是为了取得英国等西方信任。

共产国际的解散也标志着苏联战后外交是与西方合作而非对抗。

二从苏联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用事实证明了这一观点。

二战末期苏联处于极度匮乏、贫困的状态，苏联的出路在于和美国等西方合作。

苏联通过工业化、集体化实现发展军工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已经形成了制度，是这种军事制度，无法在常态下延续，是二战挽救了斯大林模式。

所以苏联战后必须和美国合作，与之决裂对抗是不合逻辑的。

因此苏联在战后初期促成周边国家都搞联合政府，一方面维护自身安全，又让西方放心，实现和解。

从伊朗危机、土耳其希腊危机等单个事件看都是斯大林机会主义的产物。

同时美国杜鲁门宣言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对苏联看法的转变，但这不是冷战的爆发。

冷战是双方都采取政策，形成对抗的。

苏联冷战政策的起点是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

首先是1947年5月在法国政府危机，接着在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共产党被排挤出政府；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又让苏联感到美国在挖自己在东欧的墙角；苏联召集共产党成立“情报局”，这
时冷战在欧洲形成了态势。

所以冷战根本上不只是政策，而是态势，冷战的形成是在1947年3月至10月这半年多的时间形成的一种架构和世界格局。

沈教授总结到斯大林的冷战政策是“内线进攻，外线防守”型的，因为苏联战后实力无法与美国相比，所以不可能采取主动进攻，通过一系列史实的角度，事实上苏联也是实行整顿内部的防守型战略。

2，关于冷战中苏联外交策略的思考
回想1945到1947年的历史，那是一个转折的时期。

所谓历史转折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就是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就是各主要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

而这种组合和定位也就确定了未来世界历史的格局，确定了各主要国家的发展道路。

这一时期是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因此，对当时斯大林对外政策及其战略目标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主要方面认识和理解战后世界冷战格局形成的原因以及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战略和发展战略的基础。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进行过广泛的探讨，他们或者认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追求控制和扩大其势力范围;或者认为斯大林所采取的只是温和的、谨慎的和防御性的政治对策。

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前，上述两种观点的代表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修正学派，都很少能接触到苏联的档案材料，其结论主要是依据对苏联领导人公开言论及其行动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做出推断。

90年代以来，随着俄国档案逐步对外开放，研究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

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行为是古怪的和反复无常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是无所作为的;斯大林的远东政策与欧洲政策一样，都是“盲目的”，“毫无内在联系的”。

也有人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的政治目标是保护其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不愿直接与西方对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尔塔和波茨坦原则，苏联的安全目标就可以与西方协调起来。

面对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状态，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

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斯大林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中国的联盟才真正导致了对抗。

还有人认为，战后初年，苏联对外战略目标的建立是在新的世界大战可能重新爆发的基础上估计的，总体上是一种积极防御战略，冷战开始后才迅速转变为阵营对抗战略。

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不能全而或准确地反映出1945到1947年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没有勾勒出这一时期斯大林对外政策变化的轨迹，从而难以正确地理解苏联对外政策的实质，也无法说明冷战的起源这一广泛
争论的热点问题。

在笔者看来，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有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全利益。

首先是和平共处。

斯大林在战后说过，“苏联政府认为，尽管经济制度和思想体制不同，但是这些制度的共处，以及美苏分歧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为了普遍和平的利益也是必要的。

”正如许多学者看到的，斯大林对于战争后期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是满意的，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

从芬兰经波罗的海三国到东欧，从近东经蒙古、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到日本北方四岛，苏联通过战争和雅尔塔体系获得的政治权益，实现了俄国长期以来追求的建立广阔的环俄罗斯安全缓冲带这一战略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与西方盟国建立合作和协调关系的结果。

因此，斯大林首先需要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现和平共处，惟有如此，才能以最小的代价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对于世界革命这一苏联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来讲，和平共处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暂时的、短期的目标。

斯大林自信，社会主义的苏联最终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这是苏联和人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方式只能是暴力革命。

斯大林在战前就说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

“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

战后，斯大林更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人民革命形势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

危机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是斯大林总危机理论的核心。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便应纳入于世界革命的目标体系，至于外部世界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并不重要。

所以，在斯大林看来，和平共处要服从于世界革命，它只是世界革命总目标当中的局部和暂时目标。

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这一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来讲，世界革命又成为一种手段，或者是对外战略中一种局部的和临时的目标。

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战略中的最高地位，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方针。

这一方针的理论基础就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

斯大林在战前就认为，在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
家包围之中的时候，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并建立起“东方阵线”，强词夺理地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并通过一纸命令解散了“共产国际”。

既然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世界革命的利益便应当服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应该起来革命，什么时候起来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是否给以支持和援助，完全要着这种革命行动是否有利于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这是斯大林心目中毫不含糊的逻辑。

结论
总之，在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的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

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实际过程中，斯大林有时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有时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

从这一基点出发，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大国合作出发，逐步趋向有限扩张，最后导致集团对抗，当然，这并不是说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可以截然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但总体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方针是逐步从温和走向强硬的，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交替使用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使用和平共处和世界革命外交手段，其根本目标是维护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