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托人报告义务主要有哪些内容？为何应有报告义务？

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随时或者定期报告受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受托事务终了或者委托合同解除时，受托人应当将处理受托事务的始末经过和处理结果报告委托人，并提交必要的证明文件。受托人此项义务的具体内容由当事人根据需要约定。

本法规定了受托人的报告义务。这是因为必要的报告是使委托人及时了解委托事务的进展情况，从而及时作出或变更指示，妥善维护自身权益的前提。

导读：委托合同中因为有三方当事人，即委托人、受托人以及第三人。因此其法律关系变得尤为复杂。委托合同案件纠纷也因此变得复杂多变，虽然《合同法》为委托合同纠纷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大量的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的出现，在审判实践中依然是一件麻烦而难处理法案件。要解决这些案件则必须详细的分清委托合同纠纷案件中的法律问题。下面就这几个问题逐一做分析。

一、第三人仅知道受托人的代理人身份，而不知道委托人具体是谁的情况下，能否产生委托人的自动介入。

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

人和第三人(学理上又称委托人的自动介入)，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之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审判实务中就该法条中规定的“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在理解上有时产生错误地认识。虽然《合同法》第402条在立法时借鉴了美法中的隐名代理制度，但在具体的适用条件上又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

1、英美法上的隐名代理制度，必须是代理人明确告知第三人代理关系存在时，才发生委托人的自动介入，第三人经由其它途径知道代理关系存在时，不发生委托人的自动介入。《合同法》402条对此则无限制，只要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的代理关系即可。

2、在英美法上的代理制度中，代理人无须指明委托人具体是谁，只要告知第三人代理关系存在，即可发生委托人的自动介入。而《合同法》402条对此规定的不是非常明确，解释上应以指明委托人具体是谁为前提条件。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在第三人与受托人签订合同时仅知道受托人的代理人身份，而不知道委托人具体是谁的情况下，不能产生委托人的自动介入，即该合同不能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

二、委托人行使介入权之阻却事由的判断

的报酬请求权仍然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如果委托人不行使介入权，受托人应当根据委托合同及与第三人的合同约定，继续为委托人的利益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或承担义务。

三、第三人和委托人的有效抗辩权对第三人选择权的影响

第三人的选择权是指当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时，第三人可以选择委托人或受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第三人的选择权是对其实体权利相对人的选择权，而不是其行使请求权顺序上的选择权。如果第三人选择了委托人或受托人其中之一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即使其选定的相对人因欠缺履行能力而不能承担责任，第三人也不得向未被选定的相对人再为主张。但《合同法》同时规定，第三人根据选择权选定委托人为相对人后，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由此衍生的问题是，当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相对人时，委托人向第三人主张其基于委托合同对受托人的抗辩，而该抗辩又有效成立的情况下第三人能否再向受托人主张权利?如果不能，则权利人的权利就会落空，如果能，岂不与《合同法》的规定相抵触?我们认为，《合同法》规定第三人主张权利时得以选择相对人的前提之一是“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这是一个法定的一般前提。在实务中，必须证明实际情形符合这个前

提，第三人才得以行使选择权。如果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抗辩权成立，那么受托人不履行义务的原因就不在委托人，第三人的选择权就失去了存在的事实基础，因而第三人的选择权的行使应当是无效的。在此情况下，第三人仍可向受托人主张权利，其请求权的基础不是法定的选择权，而是依据其与受托人之间建立的合同关系。另外，当委托人主张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时，受托人应当根据委托合同的约定履行协助义务，提供第三人亦未完全、适当履行合同的相关证据材料。

四、关于委托合同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

我国《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委托人和受托人可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由此可见，在委托合同中，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均享有任意解除权，可任意解除合同。即不管相对人是否同意，委托合同有无期限，委托事务的处理是否告一段落，委托合同是有偿还是无偿，也不管是否具有一定的理由，双方均得以随时解除合同。这也是委托合同在解除权的行使方面与其它合同相比所独有的特征。尽管在实践中提出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往往要提出一定的理由，但其理由如何以及是否成立，只是对解除合同后的责任承担有影响，并不因此而影响合同解除的效力。

关于委托合同当事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尚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一方当事人在委托合同中预先约定的抛弃任意解除权条款的效力问题

我们认为，当事人在委托合同中预先约定抛弃任意解除权的，一般应确定该特别约定有效，以贯彻合同自由原则。但若在委托合同存续期间，由于情势变更致使此特别约定的适用损害了一方当事人利益的，则得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排除特别约定的效力，以维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当事人在委托合同中预先约定了抛弃任意解除权的条款时，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是否还有得以适用的空间?实际上，合同法第410条所指的“任意解除权”与第94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除权，两者在形成时间、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等方面均有不同。首先，合同法第410条所规定的“任意解除权”系不附加任何前置条件的解除权，侧重于强调委托合同解除权的“无因性”且该解除权同合同的成立一并生成。而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的产生于合同签订后、履行过程中，并以某种法定事由的出现为前提条件;其次，前者原则上仅适用于委托、行纪、居间等服务性合同并需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对于后者，除非有法律的例外规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