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的恐惧，说明心存敬畏。

心存敬畏，意味着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集合体的人类，对世界尚有一份神秘感和尊重，更对自身的认知和行为能力保持着清醒定位，不至于妄自尊大，得意忘形。

适度恐惧在激发人们不断努力的过程中，也有助于人类与自然界、个体与社会间和谐关系的维系。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征服自然界、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和行动中，那种适度恐惧和敬畏渐渐被抛在了脑后。

当肆意妄为受到自然界和社会动荡的巨大冲击后，又一下子陷入极度恐慌而不知所措的心灰意冷中。

如同索罗斯在刚出版的一本书中所总结道的：“我们能够支配自然力，这使得我们非常强大。

我们的决定有巨大的影响力。

我们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

但是我们并没有学会如何驾驭自身。

因此，我们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中。

”[1]
仅就近现代生活而言，加尔布雷思教授认为，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美国内战一样，成为独立战争后美国人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件事之一。

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未能给美国人留下持久的印记，而大萧条却做到了，因为它使绝大部分美国人实实在在地陷入了整整10年的痛苦之中[2]。

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形成了一种“大萧条恐惧”。

正是这种“大萧条恐惧”，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它带给美国人的好处，“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多得多”。

他总结分析道：“在任何情况下，二战后的美国经济稳定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再次发生的这种宝贵的恐惧。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信心的美德，事实上，我们正是由于小心谨慎所以能够一直被上帝保佑。

但是，这种保护正在逐渐消失。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经济的繁荣，对大萧条再次发生的恐惧也一定会慢慢减弱。

”[3]
实际情况印证了这种观点。

当二战后美国经济开始起色时，尽管出于担心真把狼招来的重重疑虑，企业界谨慎地遵循着谁也不允许公开表达对经济下滑的恐惧，但当1946年《财富》杂志在一份针对1500名大企业总裁的调查中，问到是否相信“在未来的十年内，会出现一次产生大规模失业人口的再一次大萧条”时，回答相信的企业家占到了58%，只有28%的人给出了否定答案[4]。

但正是这种适度恐惧，更使得企业界慎重而事实求是地做出业务发展与投资规划，个人和家庭也留有余地在储蓄和消费之间分配着当期收入，政府公共政策和企业界也尽可能努力维持就业水平，并对农业发展做出最有力的政策支持，以稳固工业经济运行的基础。

不管是微观实体，还是宏观政策设计者，也不管是市场还是政府，都在后顾和前瞻的思考中审慎地决策，均在有所约束的框架内行动。

如此，不可能不带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健康稳定增长。

然而，一旦经济稳定增长持续较长时间，受益其中的人们越来越富裕，生活越来越舒适时，就如同“温水煮青蛙”，“大萧条恐惧”便越来越淡去，人们最终认为那只是很遥远的往事了，只存在于历史之中。

尽管中间有过几次“狼来了”的担扰，甚至产生了小股狼群的冲击，诸如两次石油危机、滞胀和小型衰退的再现，但由于持续时间和破坏程度远远比上于大萧条，因而并没有真正引起人们对大萧条再次出现的恐惧。

于是乎，企业界、金融市场纷纷挣脱了那种基于适度恐惧而谨小慎微的束缚，高债务杠杆催促着大规模高速增长着的投资，在一波接一波的收购兼并浪潮中热衷于多元化经营，追求着集工业、商业和金融于一体的庞大企业帝国的缔造。

政府在财政实力的增长中不断将“有形之手”伸展开去，政客们在选民呼声和选票的引诱下，将政府财政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甚至不惜政府债务的快速膨胀，为实现那种永远没有尽头的“福利国家”目标而使出浑身解数；在特殊利益集团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的压力下，不断解除某些在大萧条期间建立起来并在正常年景也有助于市场健康运行的制度。

而个人和家庭，则在财富热浪中放弃了节俭的传统和观念，不仅将当期收入也将储蓄花光，以至于流行起借债消费，让充满不确定的未来为即期舒适付帐，甚至将负储蓄作为生活勇气、活力、能力、潜力的体现。

三股力量同时作用的结果，使得经济更加红火，需求剩余不是导致物价上涨，就是助长资产价格泡沫，并最终形成了索罗斯所讲的“超级泡沫”。

问题是，正如清教徒祖先所信奉的，如若哪个富人放任自己随意挥霍钱财，愤怒的上帝就会取走其财富，使其遭受惩罚[5]。

那些过着富裕生活而储蓄为负数的人们，显然是忘记了祖先们的信念，更对上帝少了敬畏，惩罚当然就变得不耐烦了。

2007年8月份起始的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不知是否会演变成人们淡忘了的大萧条，因为迄今也尚未看到这次危机的尾巴。

但从美国本土权威人士以“百年不遇”定性这次危机，以及正在加重的残状看，倒的确是一次上帝对人们缺乏记性而一意孤行的惩罚。

实际上，产生于大萧条期间的凯恩斯经济理论，将繁荣与通胀、衰退和通缩都看作经济运行的常事，尽管这两者给人们的感受不同，但就结果和影响而言，过于繁荣和过高的通胀，与危机和大萧条没有什么两样。

当然，这种理论概括着实有些使人气馁和灰心，但现在看来，这就是事实。

经济并不为取悦于任何人而运行，它有其身的规律。

如果作为参与者的各类主体都有所畏惧和约束，经济运行可能会更加稳健，纵然不会使你一夜暴富，却也不会使你旦夕间掉进贫穷的深渊。

这就是主张经济运行需要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相互结合的凯恩斯理论的现实依据所在。

反观中国，相比美国，我们有着悠久得多的历史，因而对我们民族性格和社会心理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就决不只是两件了。

远的不说，仅就过去两百年来的情况看，对我们有着深深烙印的，既有连年起义战乱的民不聊生，也有异族武装入侵而导致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既有长时间军阀混战的经济凋敝，也有和平年代大跃进瞎折腾导致3600万人饿死的大饥荒，还有只知天天斗争闹革命整人所带来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存亡关头。

这一切的一切，留给我们民族记忆中的恐惧感应该不会小于美国人的“大萧条恐惧”。

这种恐惧感，助长了中国人几百年来的奋争，尤其是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审时度势，摸着石头过河。

正因如此，才有了今天的经济成就。

但能否避免美国人那种对“大萧条恐惧”淡化过程中日益变得没有约束而放任呢？至少从前几年和眼下的情况看，还真得不好说。

已经变得相当开放的中国经济，无论如何也避不开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和衰退的影响，遭受较大冲击的担心并非多余。

这固然对即期生活不是一件好事，但长远看，在举国纪念改革开放政策30年的关键时刻，连同中国人不应忘记的重大历史事件，倒是可以唤起人们对适度恐惧感的时常怀揣而不至于麻痹大意。

因此，不同于那个老幼皆知的寓言故事的是，对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我倒是愿意提醒人们，不管真假，宁愿想信“狼来了”而有所准备，也不应充耳不闻，忘记了狼曾经来过并造成过伤害，更不应该奢望狼永远不回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