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稳定——论中国律师的职业定位及使命周军＊摘要：对于律师职业性质的定位, 有不同的表述, 这表明了人们对律师职业性质的不同认识。
关于律师职业的“国家法律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中介从业人员”、“商人”、“当事人的代言人”的概括, 体现了人们在不同时期, 或者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律师职业的不同认识而已。
而由不同的认识基点出发, 对于律师行业发展规划和律师的职业使命就会产生不同的思考和不同的效应。
所以, 对于律师职业如何定位的法律表述, 直接反映着立法层面对律师职业性质的认识和律师作为一种职业如何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国语境下，无论是从律师产生的过程来观察，还是律师在当今社会制度中应起到的作用都应定位为：拥有专业知识的正义维护者，并以保障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使命。
关键词：自由职业者中介从业人员商人当事人的代言人专业人员伴随着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发展和我们对律师职业认识的深入, 我国学界对律师职业性质的界定, 给予了高度关注。
其原因就在于, 律师职业的性质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 反映着社会客观的需要和人们的主观选择和设计。
在律师职业自然生成的国家, 律师的职业属性是自然显现和自然修正的, 根本不需要在理论上对这一职业的属性进行系统探讨。
而对于外力引入和人为嫁接的尚处于幼稚状态的中国律师业来讲, 如果不清醒地把握律师职业的定位、功能等基本问题, 就会在律师制度设计发展方向上出现偏差, 从而影响律师业的健康发展。
律师和其它许多职业一样，都是由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职业分工。
它是伴随着国家民主和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而出现和发的，是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律师已经由一个从业群体演进为一个社会阶层，这是同期进行的法治实践的结果，而律师作为一种职业，具有与其他法律职业不同的特性。
而律师因其制度从属于一国的上层建筑，是为该国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故反映了该国的国体。
因此，理解我国律师的性质及使命，必须首先从我＊周军（1979——）汉族，贵州贵阳人，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民商法博士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历程开始考察。
一、中国律师职业的变迁历程在中国古代，政治上施行集权统治，，因此被告人是被统治的对象，有时对原告甚至证人也进行刑讯，当事人根本无诉讼权利可言，更谈不上委托他人代为行使权利，因此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律师。
但也曾出现过类似律师的辩护士和讼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邓析。
至明清两代，讼师提供法律帮助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甚至在元明清的法律制度中已经开始正式规定诉讼代理制度了，如《大元通制条格》中规定：“诸致仕代官不得已与齐民讼，准其亲属家人代讼，”即诉讼仅适用于官吏涉讼，并且代理人仅限于其亲属、家人；《大明律·刑律·诉讼》中规定：“凡官吏有争论婚姻、钱债、田土等事，听令家人告官理对，”关于这点，清律的规定与明律是相同的。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领土，同时强行输入了一些西方政治制度，外国律师也开始在中国出现，为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同时为早日取消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在统治集团较为开明的力量的推动下，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下制定的《大清民事诉讼法》中赫然出现了律师的相关规定，包括律师资格、申请手续、律师职责、惩罚措施等，这应当被看做中国律师制度首次建立的标志。
之后南京政府制定的《律师法》草案，北洋军阀政府1912年的《律师暂行章程》、国民党政权1927的《律师章程》、1942年的《律师法》、《律师暂行章程》、《律师章程》、《律师法》等都采纳了西方各国的立法通例来规定及规范律师的执业。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法律制度的创设即以前苏联为效仿对象，因此新中国律师制度一开始就将律师纳入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范围，律师统一在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内部的法律顾问处任职。
但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及随后展开的文化大革命中，新中国律师制度这个可怜的躯壳也不幸夭折了。
直到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及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颁布才正式意味着中国现代律师制度的正式建立。
二、中国律师的职业定位辨正当代中国对律师的接纳用了很长的历程，然而直到现在对律师的性质仍然存在以下若干不同的认识：（一）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废除国民党政府旧法统、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体系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律师制度实际上有名无实，无论统治者还是老百姓，乃至于律师工作者都不知道律师这个职业的工作内容为何。
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
”这个定位有两层含义：首先，律师是法律工作者，律师就是运用法律知识进行工作的人；其次，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也就是律师是履行国家公务的人员，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内部工作人员；第三，律师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履行的是国家赋予的职责，向国家负责。
无疑，认为律师是国家公务人员、领取国家工资、向国家负责的观点是我国建国初期和建立市场经济初期，法学理论基础和现代司法实践基础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的环境中形成的。
这种对律师的定位的设计和规定是完全不符合律师职业自身规律的。
而现今律师中仍然存在的公职律师，还保留着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和特征，作为历史遗留物必然会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
（二）律师是自由职业者1978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在深圳成立。
随即，合伙这种以自由联合、共同创业为特征的组织形式成为了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所选择的模式。
而律师也越来越多的被人们称为“自由职业者”，这样的定位也是符合西方国家对律师的认识的，如德国律师法规定：“律师在司法制度中的地位是独立的司法人员。
”①。
所谓自由职业者，指的是工作任务、工作安排、人事管理、收入来源、社会福利等无固定来源，大部分来源于个人安排的劳动者，自由职业者通常要遵守的工作纪律也不明显。
一般而言，自由职业者是指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如设计师、会计师、自由艺术工作者、自由撰稿人等。
自由职业者与公司企业中的劳动者有所不同，公司企业中的劳动者与用工方的关系建立在劳动合同之上，这就决定了劳动关系显现出较固定、稳固的特性，这与自由职业者完全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是有较大区别的。
由于自由职业者的工作来源与人事关系游离于某个独立的组织之外，因此大多体现出较强的自律性。
律师行业并不体现出如此特征，根据《律师法》第四条①李国庆：《美国律师业的管理制度》，《法律与生活》2004（4）下半月及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律师协会对律师进行行业管理和监督而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之间具有事实上的管理和监督关系，这些都决定了律师在从事业务时并不是“无拘无束多自由，谈笑之间黄金来”也并不是不受任何执业纪律约束的自由职业者。
近年来，各地律师事务所大力加强党建工作，提高律师中党员的比例，提高党员律师依法执业、依法办案的意识，最终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这也充分说明律师开展业务时不仅要遵守国法也要受党纪的约束。
（三）律师是中介从业人员1996年八届人大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律师法》其中第2条对律师的概念进行了修正：“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职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据此，律师被定位为社会法律工作者，许多政府机关也因此将律师事务所直接定位于中介组织进行管理①，致使最终许多律师也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中介服务人员②。
所谓中介组织，是指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受政府的委托成立，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发挥服务、沟通、鉴定、公证等功能，实施社会性、技术性、执行性、服务性行为的机构或社会组织，起着为社会管理提供服务、沟通、监督的作用。
而中介业务实为一种居间业务，是受双方当事人的委托，为当事人介绍业务，且不参与其中任何一方，所起的作用只是牵线搭桥，如房屋中介业务。
这一特征与律师的业务有一定共同点，然而在工作任务、宗旨及法律依据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②将律师定位为中介从业人员是具有潜在的现实危害性的，如前所述，中介人员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到沟通的桥梁作用，其服务对象是两个市场主体。
而律师的工作对象大多数情况下是当事人和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机关，如果将律师的工作定位为为当事人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牵线搭桥，这不仅与公众对律师的期望不相吻合，与律师的职业精神不相吻合，损害了律师的整体形象，更会动摇律师职业存在的道德基础。
①如2001年9月29日下发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强化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投资者个人所得税查账征收的通知》直接将律师事务所当作了中介机构。
②如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瞭望》周刊杂志采访时坦言：“中国现行的与中介组织有关的法律、法规比较分散，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散见于《公证法》、《律师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各种规范文件中。
”（《瞭望》2011年第18期第35页）②参见韩荣营：《论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定位》，《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报》2005年7月第25页（四）律师是商人2004年10月，第四届全国律师论坛举办期间，浙江大学做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本身就是营利机构、在开拓业务时完全可以像商业公司一样的，分别占了76.8%、79.4%。
③这一心态在律师的许多业务用语中也可见一斑，如将接受新的委托称为“接单”，将委托人称为“客户”，将开拓案源称为“营销”等等，这反映了律师工作的职业性，即这是从业人员赖以获得收入的一份职业，并且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职业所具有的营利性是比较显著的。
然而，从全球范围来观察，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处于极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环境下却否认了律师的营利性。
如德国《律师法》第2条明确的强调律师的活动不具有经营的性质④，还有很多国家对律师及律师事务所进行商业性的广告宣传设定了比一般行业更为严格的限制。
如《美国律师职业行为标准规则》第７．２条规定：在符合本规则７．１的情况下，律师可以通过公共宣传媒介，为其法律服务做广告。
所谓公共宣传媒介指：电话号码簿、法律手册、报纸或其他期刊、户外招贴画、广播、电视或者其他同本规则７．３所规定的引诱无关的文字交流方式。
此外，还作出多种限制，如律师不得向社会提供虚假的或使人误解的信息；不得向委托人明示或暗示律师可以通过违反本规则和其他法律的手段取得委托人所期望的结果；不得以追求金钱为主要目的，通过信函、面谈或其他针对特定对象的信息传递方式，引诱那些同律师并无亲属关系或不曾有过代理关系的人，使他们雇用该律师。
等等。
又如新西兰《职业道德》第５条规定：私人开业律师不准做广告。
这说明了在律师制度尤为发达的这些国家，恰恰是限制或者完全否认了律师的营利性的。
当然，作为一种职业，有一定获取物质利益的行为是有必要的，这也是自身存在和繁荣的客观要求；但是作为依靠专业职能为社会服务的职业，律师如教师、医生等职业一样都承载着社会与公众的某种期望，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来服务社会、维护职业道德、实现社会正义的伦理要求的，因此这些职业是不能进行利益追逐，不能以营利为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