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敦和与中国红十字会周秋光 曾桂林 [摘 要]清末时期,为救济东三省难民,沈敦和于1904年先后筹设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后又创办红十字总医院和医学堂,培养医护人才,救治疫病;辛亥事起,他创设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主持救援行动,并修订红十字会章程。
民国以后,沈敦和召集、主持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及全国统一大会,并出任副会长执掌会务,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初期总会、上海总办事处二元领导机制缔造者;并发展各项会务、组织兵燹救济历尽艰辛。
从1904年至1919年,沈敦和主持红十字会实际工作达16年之久,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是红十字会运动在中国推展的开拓者。
[关键词]沈敦和;中国红十字会;清末民初;慈善事业;慈善组织[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6—0050—12[作者简介]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410081;曾桂林,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215123前 言近十年来,中国红十字会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批颇有学术价值的论著相继问世,尤以Reeves、周秋光、池子华、张建俅等人的研究成果最为引人注目。
①尽管这些相关论著在论述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及发展情形时,对于其创始人沈敦和、施则敬、盛宣怀和吕海寰等人的活动都有所揭示,然而又多语焉不详,缺乏深入细致的、系统全面的专门研究。
或许,这与研究资料零散、收集不易有关。
目前,可资利用的仅有清末出版的一本介绍性小册子,然也只能略知沈氏的身世,对其创建中国红十字会亦未详载。
②另外,沈敦和主持中国红十字会会务十余年也没有留下相关文集。
这就给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
因此,本文研究主要以《申报》及红十字会档案为主要史料,勾沉耙梳,试对沈敦和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作一全面勾勒。
本文除前言、结论外,主体部分共有两节,分别探讨沈敦和在清末时期参与创建中国红十字会的前后历程、民国初年执掌会务后推动中国红十字①②目前有关红十字会研究的论著已经比较丰富,专著有Reeves,Car oline Beth.The po w er of m ercy:the Chinese Red C rossSociety,1900—1937(Ph.D),Harvard University.Ann A rbor,M ich.:UM I,1998;池子华等:《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张玉法主编、周秋光、张建俅等撰《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台北:红十字会总会2004年刊印;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周秋光:《20世纪初期的中国红十字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重要论文有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分别刊于《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6期。
杨智芳、周秋光:《论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1904—1912)》,(台北)《政大史粹》第2期,2000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经费问题浅析(1912—1937)》,《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近代中国政府与社团关系的探讨: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1912—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3月。
池子华:《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战事救护》,《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史林》2005年第2期。
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等等。
苕水外史:《沈敦和》,集成图书公司1911年版,其中第六章“慈善家之沈敦和”对其慈善活动仅有简略介绍。
会发展的举措,进而揭示出沈氏对中国红十字会创立和发展所作的贡献。
在讨论之前,先略微介绍一下沈敦和的身世、生平,甚有必要。
沈敦和(1866—1920),字仲礼,浙江宁波人,“世业茶商”。
其父沈雄曾充崇厚文案,随之办理五口通商事宜而始迁居上海。
沈父十分重视敦和的早期教育,曾“延英人至家,课英国文语”,及长又送之游学英、美等国。
沈敦和曾肄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归国后因办理美国传教士江宁租地案得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赏识,由此进入仕途。
而后,在维新运动期间,沈敦和任江南水师学堂提督、吴淞口自强军营务处总办,协助刘坤一、张之洞在宁、沪两地办理交涉、练兵各项洋务。
20世纪初,任上海记名海关道。
由于沈氏曾留学英美,又办理洋务多年,具有与外人交涉的丰富经验,在官场亦颇有名望,清末时人视之为“江南第一红道台”。
①由于沈敦和的籍贯、家世背景及其个人资历、能力,他在上海与江浙商人、外籍人士和官府均有相当熟络的人脉,易与后三方取得联系,获得他们的支持。
这就为清末民初沈敦和登上慈善界舞台创设中国红十字会并执掌、发展其会务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活动空间。
一 清末:创设红会,筹谋发展11酝酿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赈济东三省难民中国红十字会组织酝酿于19世纪末甲午战争期间,通过舆论宣传与实践尝试并重,有着悠久慈善传统的中国社会对红十字会已开始由陌生转向认同。
日俄战争爆发后,创办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声在沉寂数年之后再次响彻于朝野上下。
1904年2月,日、俄两国在中国东三省开仗,战火迅速蔓延。
交战双方伤兵悉由两国的红十字会救护,唯有我同胞在枪林弹雨之中迁徙流离,饱受摧残。
有鉴于此,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人义愤满怀,“拟援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②,决定联络同志,发起成立救济善会。
1904年3月3日,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曾铸等22人聚集于上海英租界仁济善堂集会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大会。
会上,沈敦和首先简要介绍国际红十字会的基本情况,随后众人讨论筹设该会事宜,最终议决“特先筹垫十万金,……延请中西大善董就近开办。
在沪设立总局,专为筹款之所,另设分局于京津,招留救援出难之人,以期一气贯注救之之法。
凡在北方之南人,既必一一救回,而本地居民,亦必扶同出险,赈抚兼施,医药互治,用符西国红十字会之本旨。
”③同日,创会同人在上海《申报》刊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以便让外界对它有所了解。
该《章程并启》共39款,对于该会成立的缘由、宗旨、运作办法和思路、组织构架和其它各有关方面作了详细的阐明。
④3月5日,《申报》刊发一篇论说,希望东三省红十字会能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尽早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在日俄战事结束后能够继续办理下去,成为常设组织,并获得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主张“仿效日本章程,变通尽善,首设医学校,教以泰西疗疾医伤诸技术……,次筹常年捐款,积之于平日,庶免取办于临时”。
⑤舆论的鼓吹与战局形势的演变,也迫使东三省普济善会改弦更张。
因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仍冠“善会”二字,即表明它尚未脱离传统善堂善会模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
然既以“红十字”相号召进行战地救护,就须求得国际红十字总会同意使用其徽帜,而当时中国政府并没签署日内瓦公约,自然还不属其中一员,刚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难民救济行动也就遭到交战国的阻挠,“徒以事权不属,办理为难”⑥,“即假其名,难得实际”⑦。
在此情形之下,沈敦和等人只好寄希望于国际协助,①②③⑤⑦苕水外史:《沈敦和》,第4—5页。
⑥《普济群生》,《申报》1904年3月11日。
④《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申报》1904年3月3日。
《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申报》1904年3月5日。
《电牍照登・杨士琦致商部电》,《申报》1904年3月20日。
以中外合办的形式创设红十字会。
此时,恰好原在东三省的外国传教士因避兵灾群集牛庄,沈敦和遂想借助教会力量来开展救护,于是前往广方言馆同李提摩太商议。
李十分赞同,即“电询牛庄教士可否助救难民,旋得复电,允向前施救且愿效力者甚众”。
①同时,在获得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与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等人的赞同、支持后,沈敦和还进一步通过李提摩太与英、德、美、法等四国驻沪领事、官员取得联系,“各国官商及总董以战祸方殷,慨允在上海设立万国红十字分会”②。
这样,沈敦和等上海绅商决定舍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而另“设一万国红十字会,牵合日、俄两国及局外中立各国,共同组织,以收战地救护之权”③,也就是说,欲借助国际公法迫使日俄交战双方同意中方以红十字会的名义进入战地实施救护。
④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召开会议,商讨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
一开始李提摩太即申述成立此会的缘由,接着由沈敦和报告东北难民遭遇惨状,亟需救援,希望各国人士能合力举办,最后讨论通过董事及办事董事名单。
成立大会上,众推选西董35人,华董10人,沈敦和与施则敬、朱佩珍等即名列其中;又推举办事董事7人,其中华董沈敦和、施则敬2人和李提摩太等西董5人。
⑤这次会议宣示了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慈善事业遂开亘古未有之局”⑥,开始从传统走向近代。
次日,沈敦和、施则敬诸华董在上海盆汤弄丝业会馆开会,商议会务及救护事宜。
与会华董商定先行筹垫白银五万两作为启动经费,然后电请各省拨助捐款,并着手“刊印捐册,分寄各省”,而“英、法、德、美各官商亦当另设会所,筹募洋款”。
⑦3月17日,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召开中西各办事董事会议,巴伦、李提摩太、沈敦和、施则敬等7人出席。
此次会议,将组织名称正式确立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决定由李提摩太、沈敦和主持日常会务,商请汇丰银行经办往来帐目结算,并公举工部局学堂李杰为书记官,专司文牍。
会上,还增补任锡汾为办事华董。
为了尽快募集捐款,3月29日,由吕海寰领衔,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人联署,向全国各省发出《劝募筹款救护东北难民通电》(即元电)。
该通电宣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已获政府承认,希望社会各界积极支持,开展赈济救护工作。
元电发出后,各省督抚大员纷纷来电来函响应,愿意捐款或先行垫款。
函电还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善举大为赞赏,或云“创立红十字会,救护被难华人,鼎力宏愿,为德为民,裨益大局,佩服无量”⑧;或云“倡办善举实为救急良法,钦佩殊”。
⑨上海《申报》馆还专门组织“协赈所”,频刊《劝捐万国红十字会经费启》,动员“寰中义士,海内仁人,各解囊金,拯民水火”。
λυ沪上各善会及报刊也纷纷发布文告公启,倡导社会民众从各方面援助红会工作。
这些助赈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在短期内就募集到相当的救济款项,并加深了国人对红十字会事业的了解并踊跃投身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