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xa0\xa0\xa0拙文《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批评刍议》提出：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并不能实现历史现实的回归，它只能提供对于历史的又一种阐释。

[1]限于当时的材料和文章的篇幅，这一论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

在过去几年中，新历史主义可算是我国文学理论界比较关注的一种西方理论思潮，然而对其理论的局限似乎讨论得还不太多。

本文拟在这方面再作一点探索，并请教于同行。

\xa0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认识起点正如新历史主义始作俑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及后来许多提倡或反对该学派的文论家所指出的，所谓“新历史主义”，乃是一种受到人类学“厚描”(thick\xa0description)说的启发，并把这样一种描述历史文本的方法与某种旨在探寻其自身可能意义的文学理论杂交混合后而形成的一种阅读历史——文学文本的策略，“厚描”是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ZZord\xa0Geertz)等人论述人类文化属性形成过程时使用的一个术语。

在后者看来，独立于文化的人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里的“文化”不是指习俗传统一类具体的行为模式，而是指主宰和控制行为的一整套制约机制——如、程序、规则、指令等。

因此，我们迄今获得的有关人的一切知识，都是把人置于他所处之中、对他与所处文化机制的关系反复加以描述而逐渐形成的。

格林布拉特认为，对于文学作品的阐释也是这样。

文学阐释，尤其是在阐释文学作品所可能包含或表现的历史意义时，也必须将文学作品纳入某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范式之中，而这种生活范式是一种超越作品，却能赋予作品一完整意义的集体性的。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的概念，即文学形象和文学意义是对人物与其文化环境的关系反复地进行阐释的结果。

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反复”，即阐释不是一次完成，而是一个反反复复、没有止境的过程。

他把这样一种阅读和阐释的策略称为“文化诗学”(poetics\xa0ofculture)。

[2]但是，这样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新”，很大程度则表现在它与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之间若即若离、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上。

后来确有不少新历史主义者，他们强调自己是对形式论的解构主义的反拨。

正如解构主义批评的最主要代表人物J·希利斯·米勒(J.\xa0HillisMiller)近来在一些文章中所说的，新历史主义的出现，被一些人描述为文学批评思潮中的“一个突变”，一种“大规模的转移”；是从“对文学作修辞式的‘内部’ 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确定它在心、历史或学背景中的位置”；是从过去“关注本体”，转向了“历史、文化、社会、、体制、阶级和性属”。

[3]但是公允地说，这些新历史主义者所声称的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泾渭分明，甚至还有不少的新历史主义者并不断然否认他们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处得到这样那样的启发。

例如，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与驱魔师》(Shakespeare\xa0and\xa0the\xa0Exorcists,1985)中就曾这样承认：我相信，当代理论对于文学批评——当然包括我本人实践——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颠覆了过去那种将审美再现视为与文化语境隔绝的看法，不再把审美看成是自足独立、与产生和消费一切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物质母体根本脱离的领域。

这一颠覆，不仅得到公开反对文学独立自足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可，甚至也得到极其封闭和抽象的解构理论的认可。

因为解构在文学阐释中不断发现的不确定性，使所谓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也受到了质疑。

生产文学作品的意图并不能保证文本的自足独立，因为能指总是要超越意图，使意图受到破坏。

这种不断的超越（它恰好是所谓意义的无限延宕的一种表现），使得所有本来一直是稳定的对立不得不分崩离析，甚或可以说，它将逼着阐释承认：任何一种观点总要受到其对立面的影响。

由于20世纪中期英美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文学与非文学界线的崩溃，解构的出现于是成了一种解放性的挑战，它一方面友善地将文学文本还原到与其他文本一视同仁的状况，同时又对非文学中实证主义的肯定性，即历史事实这一特殊的领域发起攻击。

历史不能脱离文本性，一切文本都不得不面对文学文本所揭示的不确定性的危机。

所以我们说，历史失去了它在认识论方面的纯真，而文学则失去了与其说是特权、毋宁说是牢房的那样一种孤立状态。

[4]这里，格林布拉特不仅追溯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尤其是解构主义对英美文学批评以及他本人所从事的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的影响，而且说得很到位，颇令人信服。

文本的不确定性，文学与非文学界线的混淆，能指将超越意图、并颠覆意图，文本意义的无限延宕，同一文本存在着相互取消、而又相互影响的意义等等，所有这些解构批评的基本立场都得到了他的肯定。

然而，当这篇论文被收入作者的《莎士比亚的商讨》(Shakespearean\xa0Negotiations,1988)一书时，这一段引文却耐人寻味地被删去了。

作者不希望新历史主义与解构主义有什么瓜葛是可以肯定的，但出于什么更具体的动机则令人费解。

看来，回答也许要在讨论了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整个关系之后才能找到。

现在，我们还是先回到格林布拉特最初确定其新历史主义立场时所做的思考上。

格林布拉特在阐述他的“文化诗学”要点的一篇论文中，曾分析了他为什么不能投靠马克思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而必须置身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原因。

他发现，人们共同面对的“资本主义”，实际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一个既无天堂式起源，又无千年至福式企盼的世界上”。

然而，对于这同一个资本主义，人们却可以采用完全不同的描述，例如詹明信和利奥塔这两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就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方式。

詹明信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假设出发，认为现存话语中有关“公共”与“私人”、“政治”与“诗学”、“历史”与“个人”等“功能性的区分”都是虚伪的，认为这种话语领域的划分应该取消，他主张让人类从无产阶级的未来中重新获得一种整体性；而利奥塔从他后结构主义的认识假设出发，则认为资本主义追求的就是一种垄断式的独白话语，因此他号召要向所有的同一性开战。

格林布拉特发现，在这两种情况中，所谓的“历史”只是“外加在一种理论结构上顺手捎带一样的装饰”。

于是格林布拉特问道：那么，真正的“历史”，那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存在在哪里呢？他发人深思地回答说：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就一直在不同话语领域的反复确定与消解的过程中成功有效地来回振摆”。

此话怎讲？格林布拉特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已是社会现实上升到话语层面后形成的一套关于资本主义的表述，这个“资本主义”，已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话语”。

为此，这才有了下文进一步的界定：它（资本主义）既不存在于审美领域，也不存在于政治领域，而是在审美与政治、虚构与真实等不同的话语领域之间不断地“周转”(circulation)、“交流”(exchange)；一种不同的话语领域之间的“商讨”(negotiation)等等。

[5] 格林布拉特这篇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宣言的论文，其实已经用了再明确不过的语言承认，新历史主义的认识起点是建立在利奥塔、詹明信等人后现代主义的思考基础之上，它已经在认识前提上否定了此前既定的人文观念的分类，也放弃了对于某一最终真实的追求。

这样，把新历史主义看成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表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

\xa0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质疑虽然“新历史主义”的命名系格林布拉特所为，但他不久却放弃了它，觉得还是最初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形塑》(1980)中使用的“文化诗学”这个术语更符合他的原意。

在《莎士比亚的商讨》一书的“前言”中，他对“文化诗学”进一步作了具体的界定：这一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不同的文化实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但是，总的来说，在对“新历史主义”进行更明确的理论界定和建构方面，恐怕还是应该说是加州大学的另一位教授路易·A·孟酬士(Louis\xa0A.\xa0Montrose)的贡献更大。

他自80年代以来了《关于文艺复兴文化的诗学》(A\xa0PoeticsRenaissance\xa0Crltre,1981)，《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与历史主题》(Renaissance\xa0Literary\xa0Studies\xa0and\xa0the\xa0Subject\xa0of\xa0History,1986)和《文化诗学与政治》( The \xa0Poetics\xa0and\xa0Politics\xa0of\xa0Culture,1989)等一系列的论文，深入探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构成和来龙去脉。

与格林布拉特稍显不同的是，孟酬士明确肯定新历史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联系。

他认为，米勒将语言与社会视为对立的两极是偏颇的。

[6]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研究从来都强调二者之间的一种互通互补、共同建构的关系：一方面，社会被认为是由话语构建的；另一方面，语言的使用又是所谓的“对话式的”，要受到社会物质方面的决定和制约。

孟酬士指出，过去所谓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某一社会集团共同的信仰、观念、价值观系统，而近来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术语越来越同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被塑造、再塑造，以致成为该社会一个自觉的公民这一过程联系在一起。

这样，任何一种专业活动，连同其内容，就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不仅体现了从事此活动的专家学者本人的信仰、价值观和经验，它同时又在积极地使这些信仰、价值观和经验具体化。

而从这一角度看，米勒所谓的“纯粹的语言方向”中的“语言”，实际上就仍然应该是站在具体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和性属”立场上的产物。

[7]孟酬士对格林布拉特所提倡的“文化诗学”也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他承认这一研究构想是对“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轴线进行了调整，以一种整个文化系统的共时性文本取代了原先自足独立的文学史的那种历史性文本”，这是一种“后结构主义取向的历史观”，一种“既是历史主义、又是形式主义”、“两者不可分割”的新历史主义。

孟酬士说，过去以为“文学”与“历史”、“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区别是勿庸置疑的，而新历史主义之“新”，则在于它摒弃了这样的看法，它再也不把作家或作品视为与社会或文学背景相对的自足独立的统一体了。

除上述这些理论阐述，孟酬士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准确描述新历史主义的特征提供了一种颇为醒目对称的界说：“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the\xa0historicity\xa0of\xa0texts\xa0and\xa0the\xa0textuality\xa0of\xa0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