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影响研究作者：王萍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16年第02期摘要：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人口年龄结构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本文在分析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的基础上，从储蓄、就业和经济增长三个方面入手，分别建立时间序列分析模型，通过协整检验、建立短期误差修正模型和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探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并得出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升高是居民储蓄率不断提高、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引起了失业率上升的结论。
本文最终提出把握新常态机遇，政府引导发展老龄服务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准备应对延迟退休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储蓄率；失业率；经济增长中图分类号：F01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2-0091-06一、文献综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居民储蓄率和失业率总体上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同一期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90—2013年的24年间，中国0—14岁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7.69%下降到了16.41%；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由66.74%上升到了73.92%；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重由5.57%上升到了9.67%。
由此可见，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呈现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态势。
充分认识和把握当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探究其多方面的经济效应，并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的课题，也是人口老龄化这一客观形势提出的迫切要求。
早在20世纪中期，国外学者就已经意识到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影响》中，最早涉及到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参与率、社会需求和消费品分配等方面的影响。
与国外相比，国内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经济后果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姜向群和杜鹏[1]在对未来50年的人口进行预测的基础上，研究了当前和未来人口老龄化对劳动抚养比、劳动力资源供给、退休金和社会消费量带来的影响。
王德文等[2]做出预测，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但2015年后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彭秀健[3]运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负增长以及物质资本低增长，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王萍[4]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如果未来就业结构能得到明显的改善，劳动力年龄和教育结构的变动将使人力资本总量和均量呈现出一个很强的上升趋势，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结论等。
目前国内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经济效应的研究，多采用定性和描述性统计的分析方法，针对经济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较少。
笔者拟在分析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的基础上，从储蓄、就业和经济增长三个方面入手，分别建立时间序列分析模型，通过协整检验、建立短期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进行量化分析，为未来的人口和就业政策提供经验支持。
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表1给出了1990—2013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抽样调查数据。
图1显示了1990—2013年的24年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
从图1中曲线的变化可以看出由图1可知，在1990—2013年的24年间，中国0—14岁的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2013年的少年人口比重与1990年相比，由27.69%下降到了16.41%，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剧烈的下降，主要是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结果。
同一期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以及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重总体上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2013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1990年相比，由66.74%上升到了73.92%；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5.57%上升到了9.67%，这说明过去24年间，中国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并未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
因此，这段时期内，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上，而并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上的短缺。
中国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庞大，其比重在短期内仍会继续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并且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作用将日益凸显，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将维持供大于求的态势，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面临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不过，由于少年人口比重在逐年下滑，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较大者将率先步入老龄期，届时将没有相同数量的少年人口来进行补充[5]。
可以预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终将呈现下降趋势。
三、经验分析1.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储蓄是资本积累的源泉，高储蓄率通常被认为是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生命周期理论表明，个人进入劳动年龄后由于收入增加，储蓄将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步入老龄期后由于养老、护理、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增加，储蓄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6]。
因此，笔者预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与居民储蓄率呈正相关。
国际上常见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是影响居民储蓄水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国内外的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了二者之间存在关联。
失业率是反映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
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指登记在劳动保障部门的城镇失业人数与就业人数和失业人数之和的百分比，数据更易于获取并且连续。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岗位竞争激烈上。
因此，笔者预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大，失业率将越高。
经济水平是影响失业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就业效应，不能忽视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就业的补偿作用。
国内生产总值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最终产出，是了解和掌握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有效工具。
理论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变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影响，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比老龄人口劳动生产率更高而劳动成本更低。
因此，笔者预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GDP呈正相关。
资本是除劳动以外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投资水平的重要指标，由于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来拉动，因此，理论上资本将与GDP正相关。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将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作为两个主要因素纳入同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如模型（1）所示），考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经济增长率与居民储蓄率之间的协整关系。
将就业、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水平纳入同一个模型（如模型（2）所示），考察失业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经济总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将经济水平、人口年龄结构与资本因素纳入同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中（模型（3）所示），考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人均资本形成总额之间的协整关系。
其中，RSR代表居民储蓄率，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储蓄所占的百分比来表示；WAPP代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以中国处于15—64岁区间内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GDPGR代表经济增长因素，以GDP增长率来表示；UP代表失业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表示；GDP代表经济总量，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单位：亿元）；APCGDP代表人均GDP（单位：亿元），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用历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逐年做出调整后表示；APCCF 代表人均形成资本总额（单位：亿元），同样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
2.数据来源本文选取的数据为1990—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年度时间序列数据。
历年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15—64岁人口数量、总人口数量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等相关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
3.协整分析本文以Eviews6.0为操作平台。
在引入计量经济学模型之前，对各序列进行对数化处理，以免研究数据的剧烈波动。
按照协整分析的程序，先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研究选取ADF检验作为平稳性检验的方法，根据Eviews输出的ADF检验5%临界值，得出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结果表明，由于各时间序列均存在单位根，结论是各序列都不是平稳序列。
但如果各序列能满足同阶单整，就可以继续进行协整分析。
对各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对差分项再次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得出的结果如表3所示。
模型（4）—模型（6）显示，协整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
F值大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回归模型总体显著。
t值均大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单个回归系数显著。
各系数符号符合预期判断。
对残差序列E继续做ADF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5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lnWAPP不是lnRSR的格兰杰原因”，并且拒绝“lnRSR不是lnWAP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动是居民储蓄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拒绝“lnWA PP不是lnUR的格兰杰原因”，不能拒绝“lnUR不是lnWAP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动是失业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拒绝“lnWAPP不是lnAPCGDP 的格兰杰原因”，不能拒绝“lnAPCGDP不是lnWAP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动是人均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4.结果分析一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居民储蓄率、失业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影响显著，且二者呈正相关。
结果表明，持续升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是过去24年间居民储蓄增加、就业形势严峻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尽管同一时期内老龄人口比重也在不断升高，居民储蓄率还是保持着一个上升的态势，中国在过去的24年间，不存在明显的因老龄化加剧而拉低储蓄和造成人均生产总值降低，进而导致投资减少的问题。
二是居民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遵循将储蓄持续转化为投资，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路径。
而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并未改变中国居民固有的储蓄习惯，较高的增长率不仅没有释放居民的消费能力，反而增加了居民的储蓄需求。
三是失业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呈正相关。
这说明奥肯定律在中国是失效的，经济增长没能带来就业数量上的增长。
因此，单纯的经济总量增加不仅不能对失业有所补偿，反而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负补偿”。
四是人均资本形成总额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正相关。
这验证了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来拉动的，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生产要素，投资增长快也正是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综合前一部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分析，和以上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结论第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持续上升，是中国居民储蓄率不断升高、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尽管人口老龄化在不断加剧，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并未使得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有所下降，规模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厚的储蓄，另一方面形成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