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效力问题探析
——一起民刑交叉典型案例的启示案情简介
甲公司因开发房产地项目资金短缺向乙银行贷款三笔，本金合计1亿元，并以开发中的房地产项目在建工程作为担保办理抵押登记手续。2007年12月，甲公司就上述贷款在乙银行处办理了借新还旧，贷款期限至2008年9月。贷款到期后，甲公司逾期未还，乙银行多次催收无果，遂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甲公司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并就贷款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乙银行起诉后，甲公司向乙银行贷款行为被其它法院判决认定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抵押登记注销章，向房管部门行贿等手段，以在建工程重复抵押恶意骗取银行贷款，构成合同诈骗罪，甲公司及其法人代表被依法处以有期徒刑，犯罪所得赃款及孳息予以追缴发还乙银行。在此案中，乙银行无相关人员涉案。
法院对乙银行诉甲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审理后认为，因刑事判决认定甲公司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与乙银行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均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依法均无效。在向乙银行释明更改诉讼请求未果后，判决驳回乙银行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下达后，乙银行不服判决并以借款人单方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效力并非无效为由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乙银行在两次发放贷款过程中并未参与甲公司不法诈骗等行为，从双方之间民事关系看，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重复
抵押也非相关法律禁止行为。甲公司因合同诈骗罪依法承担刑事处罚，并不能免除其在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中的民事责任，从而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判令甲公司偿还追赃后余欠乙银行相关贷款本息，乙银行就贷款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案例分析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效力认定的主要观点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民刑交叉案件，其争议焦点在于涉及合同诈骗罪的民事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因我国民刑法律间衔接不紧密，法律条文适用理解不一，理论界对该问题认识分歧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构成合同诈骗罪，其合同无效。理由为合同诈骗罪系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符合《合同法》第52条中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同时《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在合同诈骗罪中，自然人或单位以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为目的，根本无意履行合同，因此，自然人或单位所表示出来的“签订、履行合同”的意思是不真实的，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的要件。据此，其合同为无效。
二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若损害到国家利益的，合同系无效合同，反之，合同系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理由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1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同时损害国家利益
的，合同才无效，如果不损害国家利益，不能仅因欺诈而认定合同无效。《合同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害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如果受害人没有依据行使变更、撤销权，合同仍应认定有效。
三是区别情况认定民商事合同的效力。判断标准分为两类：合同相对人或其工作人员是否参与犯罪，以及权利人是否在提起民事诉讼前先向公安机关报案。
但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中合同自始无效的判决思路在全国法院对同类案件的处理中较为普遍。在此思路下，民事诉讼中，刑案被害人只能要求法院确认主合同、担保合同无效，据此要求借款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或者依据刑事裁判文书，请求法院以追缴的赃款赃物清偿债权。
二、合同诈骗罪对合同效力影响评析
就上述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将合同诈骗罪中所涉合同定性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较为恰当。结合本案分析，按照法院一审判决思路，以甲公司单方的“非法占有”目的判定涉案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2条第三款“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自始无效，既与我国民刑事法律立法本义相悖，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理解偏差，也不利于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一）立法本义
从刑法的制度功能来看，刑罚仅是刑法的手段，维护社会秩序、经
济秩序才是其终极目的，解决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的效力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应当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在此点上，民刑两法对当事人的救济手段互为补充，甲公司承担的刑事处罚并不能免除其未尽的民事合同责任。同时刑、民两法体系、功能迥异，刑事确认犯罪的案件，对行为人的民事评价应该依照民事法律进行，广义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其主要功能是调整失衡的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若简单认定涉及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无效，系以刑法功能代替民法调济手段，合同相对人基于民法成立的合法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明显是与我国立法本义相悖的。
(二)法律适用
1、《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是指合同目的的违法，即双方以订立合法合同的形式，从事法律及部门行政规章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在本案中，乙银行与甲公司2003年签订借款合同用途为“借新还旧”，获得的合同利益为银行正常经营贷款收益，不属于“非法目的”的范畴。
2、刑法上合同诈骗罪的动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仅仅是甲公司单方面动机，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存立的前提应当是双方合意或共谋，存在“掩盖非法目的”的故意。一方故意，另一方因受欺骗、蒙蔽所进行的民事行为，不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的构成要件。就本案而言，乙银行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受害人，并不知晓甲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签订合同，双方没有合意也就无法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3、《合同法》第52条第1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同时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才无效。此处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包括统治秩序在内国家整体利益，而是特指国家所明确保护的公共利益，如税收、文物保护等。如果不损害国家利益，应适用《合同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作为可撤销合同处理。受害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如果受害人没有依据行使变更、撤销权，合同仍应认定有效。
（三）合同相对人的权利保护
本案中，虽然借款合同无效后乙银行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还财物而遭受经济损失……被害人因其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之规定另行提起侵权之诉，或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请求返还财产，同时依靠刑罚中的罚金、追缴犯罪所得等手段获得权益救济途径。但上述途径存在无法确认原合同效力的根本缺陷，将直接导致合同相对人丧失债权有效担保，特别是清偿能力较强的物的担保，在刑事追赃效率不高、保全程度低，难以全面涵盖乙银行权益的情况下，对保护被害人合法债权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判例确认及积极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合同无效将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逆向流动,返还财产亦将无谓的耗费社会财富,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产关系的稳定，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对合同无效问题也有日渐从严掌握的趋势，上
海高院早在2003年下发的《关于民商事审判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2003]36号文）第四条“关于涉嫌犯罪与合同效力认定的问题”中已明确指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还必须以损害国家利益为条件，这是合同法与原经济合同法规定受欺诈、胁迫签订的合同当然无效的区别所在”。
而在本案中，最高院在二审判决中的表述和分析，系“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并非无效”观点首次以判例形式体现，标志着法院在类似案件中确认合同效力上审判思路的转变，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取得重大突破，对同类案件中合同相对人债权保全具有深远意义。
案例启示
从本案中，我们在日常法律风险防范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要进一步加强法律风险防范意识，警惕不法分子以非法目的向银行申请办理贷款业务，从源头杜绝法律风险的产生。
二、要依法合规履行贷款业务办理流程，同时加强对业务办理人员品德和合规意识教育。在本案中，贷款、抵押登记手续的合法有效性及无工作人员涉及关联刑事案件是胜诉的基础，否则，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被认定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可能性就极大，合同利益和担保权益都难以保障。
三、要提高知法用法水平，加强对疑难法律适用问题的论证分析，依法维护我行债权利益。如本案中，乙银行在一审中坚持“借款合同及
担保合同有效，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求，未按照一审法院的释明进行改变，保持了主动地位；并在上诉中提出“合同诈骗罪并不导致所涉合同无效”的意见，最终得到最高院判决采纳。使自身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律师办理涉合同诈骗罪案件的技能与技巧 前言 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网等相关案例可知，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高频多发的罪名。由于涉合同诈骗罪的案例层出不穷，且犯罪手段多样化、复杂化、新类型化；加之社会生活处处离不开合同行为，一旦出现合同纠纷，合同的一方或双方主体常会自我定义为“被害人”，寻求刑事手段处理，希望“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而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民事纠纷的区分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都存在一定的复杂疑难，缺乏一个权威、清晰的界定标准，这也是合同诈骗罪多发的原因之一。 因此，作为辩护律师，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为了防止司法实践中将普通合同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尤其是合同诈骗罪），笔者通过查找各种相关资料，并结合自身十余年的办案经验和全国视野，探究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如何进行有效辩护，以供大家办案参考。 目录
一、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一）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 （二）权利义务告知 （三）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出具法律意见书、申请取保候审等辩护工作 二、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一）申请阅卷，制作阅卷笔录 （二）会见当事人，核实证据材料 （三）与当事人沟通辩护方案，初步形成辩护思路 1.无罪和轻罪的辩护思路 2.罪轻的辩护思路 3.量刑情节的辩护思路
三、涉特大合同诈骗罪的审判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一）一审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1.阅卷 2.会见当事人，核实罪名、新增的事实与证据，沟通庭审流程 3.做好庭前准备工作 4.案件结果预测 （二）二审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1.代为提交上诉状、申请开庭审理、收集调取证据等 2.纠正当事人及亲属对二审不开庭的误解 3.准备二审辩护词 正文 一、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二）实施细则（试行）》 鲁高法〔2017〕111号 五、合同诈骗罪 1.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个人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2万元的，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单位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10万元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个人犯罪数额每增加5千元，增加一个月刑期；单位犯罪数额每增加2.5万元，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增加一个月刑期。 2.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个人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20万元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个人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16万元不满20万元，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①诈骗救灾、抢险、防汛、扶贫、医疗款物等；②假冒国家机关或者公益性组织实施诈骗的；③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④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单位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100万元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单位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80万元不满100万元，并且具有本罪第2条第2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个人犯罪数额每增加7千元，增加一个月刑期；单位犯罪数额每增加4万元，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增加一个月刑期。 3.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个人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80万元的，在十年至十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达到64万元不满80万元，并且具有本罪第2条第2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在十年至十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单位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400万元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十年至十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单位进行合同诈骗数额达到320万元不满400万元，并且具有本罪第2条第2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在十年至十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如何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肖文彬 一、立法渊源 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刑法》新确定的罪名，是从1979年《刑法》中的诈骗罪分离出来的，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在一定程度上为诈骗罪所包容，二者属于法条竞合，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竞合关系。因此，当某行为外观上既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时，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合同诈骗罪的法条，定合同诈骗罪，这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共识。 二、司法实践 但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存在合同的场合就全部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为例，在2001—2010年海淀法院审结的诈骗类案件中，通过二审程序由诈骗罪改判为合同诈骗罪的有5件，由合同诈骗罪改判为诈骗罪的有12件。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区分是较为困难的。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曾经在审判实践中作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 犯市场经济秩序的，无论是经济合同还是其他民商事合同，无论是书面合同还 是口头合同，均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符合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构成 要件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对于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 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应视为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构成犯罪的，应以诈骗罪处理。 三、区别总结 北京市高级法院的上述指导意见颇有见地。97年《刑法》将合同诈骗罪从 诈骗罪中分离出来，规定在刑法典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 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之中，其立法本意在于更有力地打击利用合同手段侵害公 私财产，并同时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犯罪。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所侵犯 的是双重客体，即在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的同时，又侵犯了国家对经济合同的 管理秩序或国家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制度。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 须是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合同”，即“合同”当事人之间必须存在 一种市场交易关系。只要行为人利用了能够体现市场秩序，规制各种市场交易 行为的合同进行诈骗，那么就应定合同诈骗罪。反之，与市场秩序无关的收养、
遇到合同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biz.doczj.com/doc/7814516044.html,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与经济纠纷极难区分与识别，因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陈某私开房产中介，2002年李某与其签订购房合同，由李某委托陈某代为购买位于西安市区某处房产，并向陈某支付了购房款20万元，作为购房资金。但陈某拿到钱后，并未按约定履行自己义务，而把李
某的购房款用于赌博，输得精光。后李某催其还款，但陈某避而不还。 律师分析：本案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罪构成要件 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本罪的诈骗行为表现为下列五种形式：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但报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 (6)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是怎样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罪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罪名，重庆刑事律师网即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是重庆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专业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十几年来先后办理了如合同诈骗罪等各类刑事案件一千多起，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刑事辩护经验。 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是怎样的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六十九、合同诈骗案（刑法第224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五万至二十万元以上的。 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是怎样的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第七十七条 [合同诈骗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是怎样的 “立案标准的第1种情形，“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以上”，应当立案追究。这主要是指个人实施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的五种情形之一，诈骗他人财物累计数额达到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立案标准的第2种情形，“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应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在犯罪构成要件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具体表现为，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合同的双方或一方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等；而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无论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还是所侵犯的客体及其权利属性都有不同。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合同纠纷中，有时是由民事欺诈引起的，有时合同当事人没有实施欺诈行为，由于在标的物的质量、品种、包装、交货时间、地点、运费支出等方面与当事人存在争议或由于发生不可抗力等事由，而引起经济纠纷。实践中，主要是民事欺诈引起的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难以区分。笔者认为，此问题虽然难以区分，由于这种区分涉及罪与非罪，故实在有认真研究之必要。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之界定 英美法系国家习惯从“诺言”的角度去解释合同，而大陆法系国家却把合同称为契约。从本质上讲，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合同，它都反映了合同当事人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权利与义务关系。我国法学理论界延续了大陆法系的合同观念，称合同为契约，同时，又把合同分为广义的合同及狭义的合同。广义的合同包括：民事合同、劳动合同、行政合同和经济合同等；狭义的合同专指民事合同或者经济合同。那么，作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究竟是广义的合同还是狭义的合同呢？对此，我国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对“合同”范围与形式的解释众说纷纭，影响到某些合同诈骗型犯罪的定性。因而确实有认真探究之必要。 在现行学界流行的观点中，对“合同”含义的理解，大致有以下几种： 1．有学者认为本罪所指的“合同”仅限于经济合同{1]，这是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上得出的结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内容，在上述的两个司法解释中均有“利用经济合同”的提法。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指经济合同就成了刑法理论界的通说。 2．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罪所指之“合同”应以《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为界限{2}《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因此，本罪所指的“合同”应包括经济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债权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等物权合同，还包括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但是，其他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赠与、委托等单方的、无偿的合同以及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务合同等不属于本罪所指称的“合同”。 3．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所指之“合同”，包括书面形式的的经济合同与民事合同{3}。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协议是可以证明被告人利用的“合同”的证据，合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公证形式、鉴证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要求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同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摄影、录像等合同形式，也属于新的书面合同形式。 4．有学者认为，行政合同亦属于本罪所指之“合同”{4}。他们认为，行政合同具有行政行为的性质，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但又产生了传统的合同制度。利用行政合同进行诈骗侵犯了国家对以合同进行经济活动的管理制度及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财产权。此种行为虽没有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直接损害，但国家的合法财产权却因此受到侵犯，所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行政合同的签订、履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行政机关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我们认为，就本罪所指称的“合同”范围而言，凡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可构成本罪。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现象居于主位，但是，利用劳务合同、
【法律实务】合同诈骗罪的八类裁判规则 作者：詹勇～四川卓安本文由微信公众号为你辩护网(weinibianhu)授权无讼阅读发布（转载请注明上述信息） 在诈骗犯罪中，合同诈骗罪是适用率最高的罪名之一，也是司法实务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罪名之一。本文由资深刑辩律师对实务中经常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汇总，并归纳出人民法院处理这些问题时所适用的裁判规则。希望对从事相关实务的法律人有所帮助。一、“合同”的内涵对“合同”的理解主要涉及两个争议问题：1.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否包括口头合同？答案是肯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合同诈骗案和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中均对此给与了肯定。主要理由是：“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2.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类型如何界定，是否仅仅指经济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的态度并不完全统一。在刑事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合同诈骗案中，法院认为：不应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
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认为：“不应限于经济合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指在市场经济领域内，人们借以发生关系的、签订与履行活动均受市场秩序制约的合同。”但是，在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又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经济合同，并可以在借鉴经济合同法对经济合同的定义基础上，可以将合同主体适度扩展到平等民事主体。”本文认为，三种观点实质上并不矛盾，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实质上同义，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给与了一般性定义，而第一种观点则是列举了其中的“例外情形”，结合起来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完整理解。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这是合同诈骗罪认定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也是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主要区分标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是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的共同手段行为，因此，并非只要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就构成合同诈骗。要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646号刘恺基合同诈骗案和第211号程庆合同诈骗案中，认为：在合同诈骗案中，一般而言，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经济合同诈骗案例 篇一：合同诈骗案例分析 合同诈骗案例分析 摘要：合同诈骗罪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经济犯罪。本文主要介绍基本案情分析，以及引发的法律焦点问题。对于合同诈骗与一般合同纠纷的界限进行讨论，以及怎么界定合同诈骗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程时间。最后对于合同诈骗的防治措施给出建议。关键词：合同诈骗非法占有目的防治措施 案情介绍： 20XX年11月8日，巢湖华泰公司股东李某某到原巢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称20XX年12月以来，巢湖华泰公司法人代表许之和先后骗取其投资共计3000万元，巢湖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许之和作为巢湖华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操控人在其公司办理变更注册资本登记的过程中采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3800万，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
司变更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其在为公司融资过程中伪造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现金缴款单，进账单等银行结算凭证66张，金额共计1亿多元。情节特别严重，其利用巢湖华泰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骗取李某，鲁某，张某三人共计财物1818.7万。其行为应当分别以虚报注册资本罪，伪造金融票据罪，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被告人许之和的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主体系单位犯罪，非个人犯罪。2.不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应当认定为违规披露公司重要信息罪。3.许之和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收取的投资款用于项目建设和融资，指控许之和合 篇二：经济诈骗案例 经济诈骗之：基础十四招 招数一：合同诈骗 这是犯罪分子罪常用的诈骗手段之一。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一般先成立一个皮包公司（甚至虚构一个公司），这些公司往往从外表上能起到掩人耳目的目的），然后他们便与你签订购销合同，向你购货，货到后按月结款。先前的几次小数额交易，他们都会及时付款。别急，这只不过是骗你信任的手段而已，他们一般都会在最后一次要上一大批货后便人间蒸发，或是付少量订金拿走大批货物后消失在茫茫的中华大地上。
合同诈骗罪数额标准、合同诈骗罪立案标准、合同诈骗 罪量刑标准 什么是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一些相关法规你都清楚吗？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深圳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黄律师针对相关内容的详细介绍。 什么是合同罪诈骗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标准 “数额较大”是指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1万元以上，单位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数额巨大”，是指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万元以上，单位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数额特别巨大”，指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30万元以上，单位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200万元以上的。 “其他严重情节”，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作案动机和手段恶劣的; (2)多次行骗造成恶劣影响的; (3)致使被害人受损而生活困难的; (4)拒绝退赃、偿还债务和赔偿损失的。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他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2)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3)诈骗救灾、抢险、防汛、扶贫、医疗款物等，造成严重后果的; (4)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5)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6)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合同诈骗罪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 合同诈骗罪量刑标准 (一)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单处罚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个人合同诈骗，数额不满5000元的，单处罚金刑;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的，为拘役刑;1万元的，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12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二)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个人合同诈骗数额满3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有期徒刑三年。数额每增加20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具有两个以上情形的，在六个月之内酌情增加刑期： 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如何区分 一、概念上的区别 1、根据刑法第266条之规定，诈骗罪，是指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2、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二、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是包容竞合的法条竞合关系。 因此二者有许多共同点：诸如二者都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主观上都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都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骗取了公私财物等。但是依据犯罪构成的理论，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仍是有区别的。 1、在侵犯客体上，诈骗罪只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是简单客体，而合同诈骗罪除了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外，还侵犯了市场交易秩序和国家合同管理制度，因此侵犯的是复杂客体，这也是为什么诈骗罪属于侵犯财产的犯罪，而合同诈骗属于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原因所在。 2、在犯罪客观方面，诈骗罪主要表现在行为人采取欺骗的行为，使受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诈骗罪的手段多种多样，不限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而合同诈骗罪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合同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因此合同诈骗罪的手段仅限于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合同手段骗取公私财物。 三、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诈骗行为是否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利用合同的形式骗取公私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或者说，是否是以合同这种交易的形式为名进行的，只要正确地把握什么是“合同”，那么二者的界限就很明显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限定为符合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而不能仅以有合同出现就定合同诈骗罪，该“合同”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合同。 所谓真正的合同，必须要符合合同法第9条规定的合同基本条款，包括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及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
合同诈骗罪研究 摘要：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范围、形式及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定等问题，已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本文以李兵涉嫌诈骗一案为切入点，从合同诈骗罪的相关理论来评析李兵案成立合同诈骗罪的合理性。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合同的范围和形式；诈骗罪 一、案情简介 被告人李兵，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1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6日被逮捕。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检察院以资雁区检刑诉（2011）1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兵犯诈骗罪，向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年底，被告人李兵在并未承包金洋花园二期工程混凝土劳务工程的情况下，谎称自己在做该工程，与姜海口头达成合伙协议，骗取姜海2.5万元，涉嫌合同诈骗。 二、审判要旨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兵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该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不当，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兵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十万五千元。二、对被告人李兵的违法所得69.146万元继续追缴，返还被害人。 三、法律评析 在司法实践中界定合同诈骗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做法不一。李兵诈骗案中，被告人李兵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法院认定口头合同诈骗成立合同诈骗罪是否合理呢？依据我国《刑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口头合同应该包括在合同诈骗罪所指的合同范围和形式之内，本案的定性正确。
（一）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和形式理论简要阐述 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1合同诈骗罪的主要特征是行为人利用合同这一手段骗取财物，因此，明晰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合同的范围和形式是认定该罪的关键。 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刑法学界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它应当包括所有书面形式的经济合同、民事合同。”2这一观点强调的市场经济秩序支持了笔者的观点。笔者认为要准确体现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可以尝试以本罪的犯罪客体为标准来确定合同的范围。本罪是复杂客体，其中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为主要客体，即该犯罪行为必定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并扰乱了市场秩序。由此可见，不存在于市场活动中的国家合同、调整行政管理关系的行政合同、不会扰乱市场秩序的赠与合同及调整身份关系的民事合同不属于本罪所指的合同。 就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的形式问题，主要涉及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是否可以直接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的问题。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否必须为书面形式？刑法理论界和实务存在着肯定论和否定论。否定论的理由：一，从订立口头合同的当时人双方的心理来看，对彼此人格的一种信任是签订合同的基础，合同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二，从合同的主体来看，单位是不能开口说话来表达意思的，但单位公章或者单位负责人签名是合同主体订立合同时的必要条件，因此，单位没有成为口头合同主体的可能。肯定论认为，“尽管口头合同的客观可见性较低，但是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口头合同是合同的形式之一，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之外，既缺乏法律依据，又有违罪刑法定原则。”3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利用口头合同实施犯罪的行为愈演愈烈，如果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之外，无疑是不利于此类罪的犯罪预防和打击犯罪的。 1张明楷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455页。 2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 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00页。 3杨兴培、李翔主编：《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223页。
典型案例分析：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一、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孟某某，女，196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1X年4月4日被XX市公安局怀柔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6日经本院批准，于同日被XX市公安局怀柔分局逮捕。 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201X年8月4日，犯罪嫌疑人孟某某伙同兰某某以向赵某某借款给好处费为由伪造赵某某妻子孙某某的身份证，后孟某某假扮赵某某妻子孙某某与兰某某、赵某某在公证处将赵某某和其妻子孙某某共有的房产办理委托抵押公证。 201X年8月8日、201X年11月7日和201X年8月3日，兰某某、赵某某先后到典当公司使用该公证书办理抵押借款，借款金额共计80万元，后未按时还款。 经本院审查认定的事实：201X年8月4日，孟某某冒充赵某某的妻子孙某某与赵某某、兰某某在公证处办理委托公证，由兰某某代赵某某夫妻以其共有房产作抵押向典当公司贷款。 201X年8月8日，兰某某使用该公证书与典当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和房屋产权抵押合同，借款30万元，扣除8100元综合服务费后转入兰某某账户3万元，给付兰某某现金26.19万元，后兰某某给赵某某3万元，8月10日孟某某账户现存17万元。
201X年11月7日，兰某某以同样的方式向典当公司借款30万元，扣除8100元综合服务费后转入兰某某账户29.19万元，当日兰某某账户转账20万元至孟某某账户中，后兰某某给赵某某3万元。 201X年8月3日，兰某某和赵某某一起到典当公司借款20万元，扣除5400元综合服务费后转入兰某某账户19.46万元，当日兰某某账户转账5万元至孟某某账户中，兰某某口头答应给赵某某2万元但没有给。 第三次借款未提供公证书，也没有签订合同，仅由兰某某和赵某某签字出具证明称仍以之前公证书中所说的房产作抵押。前两笔各30万元的借款，兰某某按月还利息至201X年10月，共还利息24万元；第三笔借款没有还过利息，后在典当公司的催款下，兰某某于201X年3月7日至11月7日间，分五次共还11.2万元。后兰某某下落不明，借款一直没有归还。 201X年10月20日，经主管检察长批准提交本院检委会审议决定对被不起诉人孟某某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并于当日释放被不起诉人孟某某。 二、主要问题 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罪名，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构成本罪要求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这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合同纠纷的重要标志，但在实践中，如何准确的甄别合同诈骗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在本案中，被不起诉人孟某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成为本案定性的关键。 三、评析意见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之比较 梁晓旭 (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2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纠纷是两类既相似又不相同的合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 这两 者往往容易被混淆, 导致许多判决结果存在争议。因此, 对两者进行全面分析, 认真把握两者在行为人主观故意、客观表现、履约能力、履行态度以及取得财物的处置等方面存在的不同, 对于我们分清违法与犯罪的区别, 更好地惩治违法、打击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合同诈骗, 民事欺诈, 区别 当前,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经济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日益频繁, 当事人之间因签订、履行合同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 司法机关受理的合同诈骗案件也呈逐年大幅上升趋势。针对采取部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与其签订合同的行为, 究竟是民事欺诈还是合同诈骗犯罪? 如何判断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故意? 由于现行法律规定不明确, 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该类案件在罪与非罪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 出现不同地区的法院, 甚至同一法院不同的承办人和合议庭可能就同一案件事实会做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判决。因此, 亟需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探讨和解决。 民事欺诈是指在民事活动中, 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 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 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它与合同诈骗罪的相同点是: 两者都发生在经济交往活动中, 都有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存在, 两者在客观上都采用欺骗方法, 包括捏造、歪曲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等, 意图使对方陷入错误; 两者都是在故意的心理状态下行/骗, 不存在过失问题; 行为人都可能对特定的财物处于不法占有状态, 即非法占有对方按合同规定交付的/标的物。由于二者之间有如此的雷同点, 因此明确二者的关系, 是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保证。笔者认为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有以下几点不同: 1.主观目的不同。 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 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 做出有利于 自己的法律行为, 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时/ 非法利益0, 其实质是牟利, 主观恶性较合同诈骗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要轻, 只是通过与对方订立合同, 想占对方的便宜, 在显失公正的交易中谋取不法利益, 如借鸡生蛋者, 还有如夸大履约能力骗签合同。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 意思表示0, 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 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 单方义务。对于合同而言, 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 而在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0其订立合同的目的并不是去占些对方经济上的便宜, 而是要非法占有、控制对方的财物。即使在订立合同时付预付款、搞担保, 也不过是体现/诚意的烟幕、获取对方信任的诈术、引诱大鱼上钩的饵料, 财物到手就据为己有, 不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 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 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的财产利益。 2.客观表现不同。 ( 1) 在行为方式上, 合同诈骗罪都是作伪; 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 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 2) 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以及非法占
论合同诈骗罪(一) 摘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需要，合同已经成为经济领域不可缺少的行为契约。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1997年刑法根据诈骗行为侵犯的客体特征、犯罪对象特征、诈骗行为的手段特征，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立出一些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具有诈骗特征的犯罪，并入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合同诈骗罪就是其中的一个。本文从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入手，简要分析了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及相关特征。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也有本质的不同，合同诈骗罪在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并非进行实实在在的经济行为，行为人利用各种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表现出了极大的欺骗性、贪婪性和危害性，合同诈骗，直接使他方当事人的财产减少，侵害了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当前在审判实践中，只有正确划清合同诈骗罪中罪与非罪的界限，综合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表现及危害后果，才能做到正确适用法律打击合同诈骗犯罪，及时调整经济纠纷，进而达到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关健词：合同诈骗罪构成界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内的活动日益频繁，合同纠纷越来越多，一些不法之徒无视国家的法律，趁签合同之际进行合同诈骗的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国家工商局披露的最新资料表明，我国合同签订的规范程度和履约率不容乐观，根据国家工商局统计，欺诈合同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合同履约率已由1990年的70%下降到目前的50%，在没有履行的合同中，相当一部分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由于此类案件增多，还导致经济领域出现严重的合同信誉危机，污染了社会风气，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对于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也造成了极大的妨害。合同诈骗不但损害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还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我国法律无论从民事角度还是从刑事角度都制订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及预防措施。笔者就从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角度来做以论述。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①。 合同诈骗犯罪中从合同的内容来看，有两种情形： (1)以假面目签订的合同。假面目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证件、所签订的合同内容等都是假的，用假的面目进行经济活动，其欺诈故意明显，合同内容的虚假性也导致合同在客观上根本无法履行。行为人向他人签订这种合同，只是骗人财物，是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 (2)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真面目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证件、所签订的合同内容等都是真的，即实际上存在这一单位或个人。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的内容有真有假，其合同欺诈性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笔者从以下三种情况分析:一是内容真实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有实际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的签订，表明了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进行经济往来的真实意思，并非旨在诈骗他人钱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即使合同签订后没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属于诈骗犯罪。但是，有的行为人以有限的履约能力和他人签订大大超过履约能力的合同，就另当别论了。以超出自己履约能力的合同签订后，行为人积极落实货源，设法履行合同，即使最终没有完全履约，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但若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后，并没有设法履行合同，就有故意诈骗他人财物的企图了，此时就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二是内容半真半假的合同。就是那种行为人只具有某种履行合同的意向，就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其内容带有半真半假的性质。这类合同客观上已经具备部分履约的可能性，但要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如果行为人有履约意图，客观上也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最后因种种客观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认定为诈骗犯罪。相反，如果行为人借有部分
正确区分民事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犯罪 --------------------------------------------------------------------------------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具有一定履约能力，为签订合同而使用了一些欺诈手段，但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只是为了通过签订、履行合同获利，且具有积极履约的行为，即使客观上造成对方当事人财产损失，也应通过民事救济方式解决，不宜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公诉机关：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联大 案由：合同诈骗 一审案号：（2000）温刑初字第194号 二审案号：（2001）浙刑二终字第140号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吴联大，男，31岁，浙江省苍南县人，温州市正大法律事
务所法律工作者，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1999年11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5日被逮捕，2001年5月15日被无罪释放。 1998年7月，被告人吴联大在担任温州市锐力健身运动用品公司的法律顾问期间，与该公司董事长吴尚忠在业务来往中，从上海樱花电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花公司）总经理陈健鸿处得知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西门子分公司 有8BK80技术转让信息，便与乐清天正集团洽谈8BK80技术合作事宜，因故未成。乐清中国长城电器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长城公司 副总经理王亚群得知此事，要求吴联大与长城公司合作，并将此情告知长城公司董事长叶祥尧。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借助国际名牌树立形象，长城公司决定由王亚群利用同吴联大的朋友关系，给予比天正集团更优惠的条件，不惜代价，力争该项目签约。为此，双方就保证金数额、技术使用费、年产量等事宜，多次联系洽谈。同年12月28日，曾与西门子公司多次成功合作的樱花公司正式聘请吴尚忠为该公司温州地区商务经理，吴联大为副经理。并书面协议约定，由樱花公司与西门子分公司签署协议，费用由二吴支付；由二吴与长城公司签署合作生产协议；每台收费6800元，樱花公司得800元、二吴得6000元；长城公司以后向西门子分公司订购断路器等部件，由吴联大向樱花公司办理具体商务手续。吴联大根据樱花公司提供的西门子分公司生产8BK80开关柜技术咨询协议文本，拟定了技术合作协议，在封面上写明长城公司 甲方 、西门子公司 乙方 为协议的双方，在每一页页眉处添加SIEMENS 西门子 ，以示系西门子产品。1999年1月8日，叶祥尧、王亚群飞抵上海，参观了吴尚忠的和泰公司和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