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的现实意义孙中三的三民主义包括三个部分：民族、民权、民生。

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不同，是近代性质的民族主义。

最初的民族主义被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是将反满的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奋斗目标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列强蹂躏的中国，清政府对列强的态度由轻视到对抗再到依附，使得中国人民处于内外双重压迫之下。

民族主义当时的意义在于，唤起中国至鸦片战争后萌发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反满情绪与反帝国主义列强的情绪在二十世纪得到了很好的契合，这就给孙中山提出推翻满清政权，从而推翻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载体，为他发动辛亥革命、建立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华民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权主义包括“民权平等，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孙中山民权主义主要包括“民权平等，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五权宪法”“权能分立”的国学家学说；“民主自治”、“直接民权”的政治理论。

民权主义的核心来自西方的自由观，平等观。

孙中山把建立一个“主权在民”“人人自由平等”的共和国作为民权主义的主要标志。

主权在民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之一，人民拥有参与政权的权利，是实现民主制度的关键。

给予人民以权力，也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宣传民权主义有利于孙中山拉拢与知识分子的距离。

再者民权主义的提出，对于当时长期处于无权状态的中国人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为民国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孙中山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伟大贡献。

三民主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

所谓平均地权就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一直都处于主导地位，土地是人民来意生存的根本。

“平均地权”从儒家的大同思想到近代天平天国运动的理想社会，一直是都人民所向往的社会。

民生主义的最大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争取到了人民的支持，为革命的顺利进行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但后来的国民党并没有很好的实践民生主义的重要精神。

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初期，社会动乱加剧。

国民党把重心放在剿共上，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党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并且需要以军事打击给主要手段来消灭共产党。

但孙科认为应加强经济建设“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

孙科认为打击共产党的主要手段在于政治而并非军事上的打击，而关键就是在于在基层建立国民党的群众基础。

孙科惊呼，土地问题的不到解决，对国家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孙科认为，国民党的民生政策，“不管是从积极建设方面，或是消极治标方面均没有做到”。

总的来说，三民主义(1)顺应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要求。

20世纪初，世界上很多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完成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一改封建制度下的专制政治，推行民主政治，但中国却逆历史的潮流而动，依然推行封建的君主专制，与整个世界的潮流格格不入。

（2)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的需要。

近代中国社会矛盾重重，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贫者与富者的矛盾突出，社会的各种不平等现象严重，人民群众对这些不平等现象已是痛恨不已，迫切希望能够改变这样的现实。

两次国共合作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不同点：意识形态上：中国的“左翼文化”或者“革命文化”的兴起，在于1927年以后，所以1927年以前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都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当时没有红军和国军之分，是“国名革命”而不是“人民革命”。

而在1927年以后,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得到迅速地发展，形成“红色的三十年”。

随着日本的大肆入侵，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但其中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左翼革命的主题已经完全凸显，共产党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强调用暴力革命来改变社会。

合作形式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是通过“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也即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国民党称之为“熔共”。

这是苏联共产国际和孙中山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达成的妥协。

在《孙文越飞宣言》中就已经明确的提出：“共产党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应用于中国⋯⋯。

”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式主要是以“党外合作”的方式。

在合作之前蒋介石已经承认了中国的合法地位，在五届三中全会上，在最后通过的宣言和议案中提到““凡服膺三民主义，遵奉革命方略，而原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者，无不引为同志，而竭诚容纳”，这就基本上承认了中国的合法地位。

中国共产党保证了其在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相同点：合作的政治原因相同：国共两党都有共同打击的目标，第一次合作的目标是进行北伐打击军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各个国家支持不同的军阀，使得中国国土上长期处于分裂和战争状态。

国共两党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统一中国。

第二次是拯救中国，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

继九一八、一二八和华北事变之后，日本的进一步灭亡中国的目的彻底显现出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成为各个阶级所追求的共同目标，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是在这种形式下诞生的。

共产国际在两次国共合作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1922年8月25日，孙中山与马林会晤。

马林再次劝孙中山联合苏联，并通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两党开展合作的决定，还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建议。

在法西斯势力的扩张下，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

30年代上半期，法西斯势力日益成为世界人民的主要威胁，迫切需要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等政党联合起来，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法西斯。

为适应这一变化，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以确立新的战略和策略路线。

七大关于抗战统一战线的确立，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了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及建国方案抗战胜利后，中国存在三个主要力量，即共产党、国民党和国共以外的各党派人士。

他们站在不同的阶级和政治立场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案。

国民党：国共两党的合作只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结果，在这种历史环境改变之时也便是国共分道扬镳之日，在抗战胜利胜利之后，国民党坚持在孙中山的之时建立的理论，即在胜利之初先进性训政并在逐渐过渡到宪政时期。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意在强调由革命党来领导与治理国家并防止个人独裁的一项重要原则，但这个口号本省没有具备能够有效防止一党专政的内在机能。

在抗战胜利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坚持抗战时期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机制，所以其建国方案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独裁国家。

关于蒋介石的独裁，我们可以从孙科对蒋的评价来看，孙科职责蒋介石“违背总理民主集权制精神”，“胸襟狭隘卑鄙”。

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1945年4月，毛泽东所作的中共七大政治报告，全面阐述了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以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步骤。

毛泽东指出：“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建立临时联合政府”，“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为达此目的，“愿意团结各阶级各党派，在一个民主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三制”联合政权性质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组织形式也由“参议会制”向“人民代表会中国共产党建国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考察议”制度过渡。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新民主主义建国模式的基本特征作了全面详尽的阐述。

以民盟为中心的中间力量：抗战胜利后，中间势力在国共两党力量相对均衡的局面下，异常明显地活跃起来，并在一部分民主党派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他们认为，“国民党固然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打倒国民党，国共两党力量相对均衡的时局正是中间党派在“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他们号召一切中间力量，“在民盟的旗帜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在时局斗争中起“决定的作用。

他们主张在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建立党派联合政府，由政协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把国民党也纳入联合政府之中。

确立一种“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是中间力量的最终目标。

1919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选择和如何选择？中国至1840年以来，经历了在物质层面上的“洋务运动”，在十九世纪末经历了在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即“维新变法”，但是这两种实践都在八国联军侵华之时宣告失败。

我们都知道，改革有三个层面，其中最核心的层面是文化上的改革，西方国家经历的是从文化到制度再到物质上的改革，而中国则逆着西方的道路，文化上的觉醒是在物质和制度改革失败之后。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在社会理论方面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

其原因在于：（1）、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以巨大的打击，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并不是那么的完美，所谓的“民主”只是空话。

他们期待高唱“保护弱小民族的”、“公平解决一切殖民地纠纷”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能够帮助中国“一雪国耻”。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等来的只是，4月30日英、法、美、日等国在《凡尔赛条约》第156—158条中明文规定：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放弃以与日本”。

就这样，社会理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崩溃，造成了在中国的理论真空。

（2）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迅速填补了中国只是分子的理论真空部分。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五四运动的实践，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救国救民的新路径。

“另起炉灶”，“另一种新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昂。

如何选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现代媒体的方式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

1899年，上海的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中文期刊《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

之后，马克思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留学生，经过日本这个中转站，向国内介绍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影响较大的有《民报》、《江苏》等刊物。

五四运动后，就在救国救民新途径的感召下，更多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涌现，如《新青年》，以《新青年》为载体。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重要城市，如北京和上海得到很大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知识分子层面上得到传播之后，再由知识分子到工厂中，向工人阶级宣传属于工人阶级的理论，这种以工人为主体的理论，在工人阶级中得到很大的响应。

这就实现了理论的普及。

中国历次对战争的和战之争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对外战争，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主和和主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和”被看做是卖国的行为，而“主战”被视为爱国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