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天命之广大,是对天或客观世界之一大傲慢。

破除这一对天之大傲慢在于体认到“客观世界无论从人愿与否,皆未尝违人之愿,亦即未尝不皆从人愿,而见天之无往而不从人愿也。

”[1](20-23页)从“生命力”来谈疾病的医疗,是跳过“身”的生理阶段,直接面对“心”的精神世界,这种跳跃提高了“心”在身体中的价值,重视的是“心”的意识活动,将人从个别的肉体存在转化成普遍的精神存在。

“身”是经由“心”来加以实践与完成的,因此必须对治人的种种的“习气妄念”。

“习气妄念”可以说是人“生理上之病之一根源”,即“身病”是根源于“心病”,导致产生了生命力的分裂。

儒学的治疗学正是针对“心病”而来的,他要求不可“纯为一妄念而浪费吾人之生命力者”,这是一种相当高的人性境界的要求。

四　儒学治疗学与生命教育 唐先生彰显出的儒学的心灵治疗,实际上是一种意义治疗,是生命意义的赋予与生命境界的提升,就是要从“小人”的生命境界,提升到“大人”的生命境界。

这种境界的提升,其治疗的对象,不是身体,而是心灵,故疾病的化除有赖生命的大智慧。

要达到大人的生命境界,“思”与“行”都需要彻底的证悟。

客观地说,儒学的心灵治疗的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够到达的,即使一些高级知识精英,也会“感行之未力”。

原因在于,这种寄希望于自己生命力的自化的治疗学,对于人性的期待甚高,这种高标准只有希圣希贤之人才能念兹在兹,立志突破超越。

对于大多数的凡夫俗子而言,这是遥不可及的人生境界。

儒学的治疗学超出了生理关怀的范畴,实际上进入到了心灵的终极关怀范畴。

但是,唐先生所昭示的儒学治疗学作为一种积极的意义治疗学,恰恰又是每一个人可为的自我拯救的生命教育之路。

林安梧认为:“唐先生的意义治疗学是由‘是,我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活生生实存而有的主断来开启的。

‘是,我在这里’一方面点出了‘把我放在世界内看’的理解诠释原则,另方面则亦指出了此原则实亦含着‘把世界放在我之中看’的实践原则。

‘我’与‘世界’是关连为一体的,这一体即是所谓的‘人生’,是人人经由其自家的体验可以体知的。

盖人之为人是一‘生生具有生命的人’,此人是实存的(存在的),是活在整个生活世界的,他是具有心灵能动性的。

”[3]以“我,在这里”作为参照与承担的儒学治疗学,重点不在意义的直接获得,而是通过当下直接的承担,回归到生命存在之根本大道,了解自己的生命整体,开拓自己的生命存在,丰富自己的生命内容,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

“是,我在这里”!这是我们每个凡夫俗子都可以当下体会和承担的生命教育之路。

参考文献:[1]唐君毅.病里乾坤[M]//唐君毅全集:卷2.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2]郑志明.从唐君毅的《病里乾坤》谈儒学医疗[G]//何仁富.唐学论衡———唐君毅先生的生命与学问: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421-422.[3]林安梧.开启意义治疗学的儒学大师唐君毅先生[J].鹅湖,1995,20(7):5. [作者简介:何仁富(1966-),男,教授,从事道德哲学、现代新儒家、生命教育的研究]“乐学”的生命智慧与生命教育李丕洋(江西师范大学道德与人生研究所,江西南昌　330027) 当前,生命教育事业正如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展现出夺目的思想光芒和紧迫的现实意义,笔者作为一名从事传统哲学研究的教育工作者,对此颇感欣慰。

宋代大儒朱熹诗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想,当代生命教育倘能不断补充先哲关于生命智慧的思想营养,才能像江河获得源源不断的活水补给一样,常流常新。

因此,笔者谨通过探讨明代泰州学派“三王”关于“乐学”的生命智慧,・24・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　力求为生命教育事业的理论深化增添一点新鲜的“活水”。

一　“三王”的乐学思想概述 明代泰州学派是一个颇具平民化色彩的儒家学派。

其创始人为王艮(1483—1541年),号心斋,曾师从心学大师王阳明,一生不仕,惟以传道讲学为事。

他在王阳明去世之后独立门户,创立广收平民弟子的泰州学派。

王心斋的族弟王栋(1503—1581年),号一庵,从学于王艮,后来仅担任过县学教谕、州学学正等基层学官的职务,一生清贫自守,同样以传道授业为己任,在儒林中颇得清誉。

王艮的次子王襞(1511—1587),幼而聪颖异常,9岁时王艮即将他带到越中王阳明处受学,但是王心斋始终不让王襞参加科举,理由是:“吾愿其为学问中人也。

”王襞成年之后,在诸兄弟中人品、学识为最高,其父病故之后便“开门受徒,毅然以师道之任”,后来成为著名的儒学思想家,士大夫争趋与之交游论学,一时成为儒林时尚。

由于王艮、王栋和王襞有着血缘关系,又同属泰州学派,学术思想高度一致,后人遂并称为“三王”。

“三王”一生的学术活动,不问科举,不尚功利,多在民间传道授业。

正因为其无意科举、专心问学,世人才可以由此断定其为“真学”而非“伪学”。

那么,他们究竟向广大民众传授了什么样的思想学问,以至获得“风行天下”般的巨大反响呢?概而言之,“三王”所传,乃是一套朴实而精深的生命哲学,告诉了人们为人处世的道理和安身立命的方法,因此赢得广大民众的共鸣和欢迎。

虽然其学说内涵丰富,远非一篇文章所可尽述者,但是,其中的思想精髓,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以乐为学,以学为乐”,透射出一股活泼泼的生命哲学的真精神,正足以为当代的生命教育事业提供深刻而有益的思想启迪。

王艮有一句名言:“学者不见真乐,则安能超脱而闻圣人之道?”[1](《语录》,19页)他为世人留下了一首著名的《乐学歌》:“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

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

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

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

乐是学,学是乐。

于乎!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1](《诗文杂著》,54页)由上述文字可知,泰州学派认为,在人心之中,自有一种先天原本就存在的“乐”,它的存在不依赖于外在条件,只有待主体将其发掘出来便可自得其“受用”。

只是为了区别于后天的俗世有物之乐,故而将其称为“真乐”,因其思想由来可上溯至先秦时期的孔子和颜回,所以又称为“孔颜真乐”。

这种“真乐”,人人俱有,是人类先天心体———“良知”的天然功能和效用。

学者一旦发现和掌握了它,便自然会体悟到一种自如无碍、和悦舒畅的心灵感受,这种心灵感受非言语可喻,任何文字的阐释只是一种勉为其难的描摹而已。

它的呈现,标志着主体的心灵对现实中各种内外束缚的超越与解脱,是主体精神进入自由王国境界的表现。

历代修道之人所追求的,不外乎是这种“得道”后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

因此,在泰州学派中,“三王”均十分重视通过修习而复得这一先天本然的真乐。

王艮说:“须见得自家一个真乐,直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然后能宰万物而主经纶,所谓‘乐则天,乐则神’。

”[1](《语录》,19页)无独有偶,王艮的族弟王栋(一庵)对于“乐学”的思想,认识更前进了一步。

他曾借用时人最熟悉不过的《论语》开篇的话语展开议论:“孔门教弟子不啻千言万语,而记《论语》者首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夫子教人第一义也。

……学不离乐,孔门第一宗旨。

”[1](《会语正集》,(《明儒王一庵先生遗集》卷1,145页)在此,王栋明确地提出了“学不离乐,孔门第一宗旨”的命题,这是耐人寻味的。

返观今日,人类社会的教育功能,主要是教授学生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以使之具备在社会上谋生创业的必要知识和技能,其次是传授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理念,如遵守法纪和道德的教育,使学生在社会能够服从相应的社会规范。

至于学习者的心灵得到了什么滋养或陶冶,却往往被很多施教者所忽略。

谁曾想到,这个问题在古代儒家那里长期受着高度的重视,泰州学派的“三王”一直把心灵获得“真乐”的受用作为传道讲学的首要目标。

因此,王栋认为:“‘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夫子教人第一义也。

”再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来讲,便是“学不离乐,孔门第一宗旨”。

需要指出,泰州学派所谓真乐,并不是什么喜笑颜开之类的有形之乐,而是一种从人类天性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自如无碍、和悦舒畅的心灵感受,它是大凡具有身心健康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愚夫愚妇,无不同然。

为此,王栋与门徒作过这样一番辩白:“同志中有终日游歌笑舞以为乐者。

(先生)戒之曰:游歌笑舞固是行乐事件,然若恣肆猖狂,太涉暴气,反失天性中自在和平之真体。

孔颜周程之乐,都只是无声无臭,今日用间但觉忻忻融融,无忧郁烦恼・34・第2期 何仁富:儒学的治疗学意义与生命教育———以唐君毅《病里乾坤》为例的生命学解读处,即是乐也。

”[1](《会语正集》,《明儒王一庵先生遗集》卷1,163页)由是可见,这种“真乐”,乃是一种“忻忻融融”的心灵自由境界,在古代,它曾被视为“圣贤气象”的标志,在今天看来,无非是恢复了身心健康的完满人格所应有的精神而已状态。

王栋曾有四首《寻乐吟》,表达了他对于这种圣贤气象的深切领悟,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孔颜真乐不难寻,寻动天然乐在心。

打起精神认本体,放开怀抱即灵襟。

休将雅兴疑狂兴,且向元音觅太音。

自是不寻寻便乐,凡砂炼出是真金。

”[1](《论学杂吟》,《明儒王一庵先生遗集》卷2,196页)用王栋本人的话来说,“孔颜真乐,原是人心所共有者”,然而,由于绝大多数人在后天社会生活中逐渐受到过度的私欲或功利意识的污染,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因此,先天心灵本体渐渐被埋没,或者只能发挥出极其有限的功能(就是人们现在通常所知的那些功能和状态),于是,这一先天心体的存在渐渐为人所遗忘,“性天真乐”的这一人人本来具有的“受用”不知不觉间被遗弃了。

后来,终于有孔子、颜回这样先知先觉的圣者出世,他们通过自身生命的历练与修养,真切地发现了这种“性天真乐”的存在和妙用,并向后人昭示。

后代儒者有善学者,也发现了这一千金不换的心灵妙用,于是便命名为“孔颜真乐”。

其实,这种“真乐”就是人类心灵的先天自由本性的表现,它与人所处的地位、环境、贫富贵贱都没有关系,只要觉悟了先天良知本体,就必然会伴生这一超越和自在的心灵感受,诚如王栋所言:“真乐得来非色象,良知悟破自灵明。

”[1](《示讲堂诸生》,《明儒王一庵先生遗集》卷2,198页)关于“真乐”天然自在的问题,王艮的次子王襞曾与当时的士大夫们展开一番问答。

王襞指出,所谓“真乐”,乃是心之本体的内在妙用,是一种先天而然的“无物之乐”,乃“无所倚而自乐者”,其实就是一个人恢复了心之本体,觉悟到了天地万物一气贯通的实相之后自然伴生的和悦舒畅的心灵感受。

用《庄子・逍遥游》中的话说,便是“无待”(待,依赖)的境界。

相比之下,世俗社会的各种快乐,都是“有所倚而后乐者”,有了金钱、权力、名誉、地位或者美食美色之后,才能产生相应的满足感,一旦失去了这些外在的支撑物,就没有快乐可言;甚至,当所有这些世人羡慕的东西为自己拥有之后,时间一长,新鲜感失去,原有的快乐也跟着消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