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兴鄂方略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
刘慰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最近热播的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塑造的清代湖广总督张之洞形象，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

张之洞所主持的“湖北新政”是“晚清新政”的重头戏，为武昌首义成功奠定了物质基础。

湖北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以此为契机，更多地了解一些张之洞开一时风气之先的现代化建设思想和方略，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清代名臣张之洞于1889年至1907年任湖广总督18年间，办工业、兴工商、重教育，使武汉一跃成为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第二大港口、内陆地区第一大城市和现代化进程的带头者，成为与上海、天津鼎足而立的全国三大洋务中心之一，进而使在洋务运动中早期落后于其他地区的湖北后来居上，快速地从传统经济走向了现代化。

张之洞的“湖北新政”，作为兴鄂方略及其历史性贡献，可资借鉴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力发展交通、通讯业，为工、商、农业发展奠定基础
张之洞很重视交通，尤其重视铁路。

他认为，铁路是启动社会全面进步的阀门。

张之洞正是因力主修筑芦汉铁路而调任湖广总督的。

在张之洞督鄂之前，铁路均在沿海地带，是他使湖北成为内陆第一个有铁路的省份。

1906年，他主持修建的芦汉铁路全线通车；1891年—1892年，他为了汉阳铁厂的生产，在大冶修筑铁山至石灰窑码头的运矿铁路35公里；1901年，他参与筹划粤汉铁路的分段施工；1903年，又提请清政府修筑川汉铁路。

铁路运输的形成，一方面为铁厂、枪炮厂等工业企业的原料运输减少了成本，另一方面也使武汉商品物流更加畅快。

张之洞也很重视水上交通运输。

1889年底，他以“鄂省轮船无多”为由，奏请调广东省兵轮“广昌号”归鄂使用，并改名为“楚材号”，归湖北铁政局调遣。

从此，两湖地区有了自己的轮船。

1897年，他批准成立鄂湘善后轮船局，置轮船六艘，航行于汉口和湘潭之间。

此后，一些大企业还自备有轮船码头，如汉阳铁厂在1907年已有轮船14艘，从株洲运萍乡之煤、从石灰窑运大冶之矿石至汉阳，从汉阳运铁至南京、九江、上海等地。

同时，国外的一些船商会也利用汉口的港口优势，开通各种国际航线，使汉口成为国际港。

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可直达德国、荷兰、埃及、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的城市。

汉口港口的充分利用，使长江航道变成黄金水道，也使武汉自古以来的水运优势跃上一个新台阶。

张之洞还以武昌为中心，形成17省市的电报、信函通讯网。

1890年，铺设完成汉口至襄阳电报线；1900年，汉口、武昌设立电话局；1904年，成立电话公司；1897年，在汉口设邮政总局，办理邮件快递，并于第二年开办了汇兑业务。

在其离任时，湖北已形成汉沪、汉京、汉川、汉粤、汉湘5条有线电报干线；湖北省电报局有分局28家，大小邮局代办所300余处。

铁路、航运、电讯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诱发了制造业的发展，加快了本地商品流通，也为农业的商品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使湖北武汉成为铁路车辆、船舶制造业基地。

二、发展现代工业，以重工业带动轻工业，促进民族经济全面发展
张之洞督鄂期间大办工业，以重工业带动轻工业，以官办工业带动民族工业，加速了湖北经济的全面发展。

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在当时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规模的同类企业，引进的设备技术是亚洲最先进的，与当时钢铁工业发达的欧洲相比，也在先进行列。

1890年创办的枪炮厂，在技术和设备上在全国也是最先进的。

在轻工业方面，湖北缫丝局、湖北纺织局、湖北制麻局、湖北布官局、湖北毡呢厂等形成了纺织行业比较完备的系统，其设备和产量，在19世纪90年代前期居全国前列。

湖北武汉成为中国现代制造业的中心之一。

在官办企业出现一些困境时，张之洞还把私人资本吸引到现代工业领域，形成官督商办模式。

如：1902年湖北缫丝局连同织、麻、
纺三局，以官督商办的形式租给应贸公司。

汉阳铁厂在竞争加剧、资金欠缺的情况下，亦改成官督商办形式。

由于张之洞所办国有企业的前向效应，导致一批民营企业的兴起。

他也积极为这些商办企业出资，为他们批准专利，鼓励他们发展。

如汉口扬子机器厂、既济水电公司、汉口的火柴厂等，都得到了张之洞的大力支持。

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1890年—1907年)，湖北工业的投资额约为1863年—1889年投资额的8倍，至1911年，武汉已有较大型的民族资本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工业已经压倒了外资企业，中国商人资本已经超过了外商资本，甚至超过了国有资本，大大突破了以往外资独占武汉经济的局面，促进了私人资本的起步和发展。

武汉也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民营企业基地。

张之洞以先重后轻的模式发展工业，以汉阳铁厂为龙头，带动铁矿、煤矿、建材等一批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发展轻纺工业；同时，以武汉为中心，以长江为依托，发挥都会城市在生产流通中的聚散作用和长江黄金水道的运输优势，带动了湖北经济的全面发展。

三、重商业，兴商埠，发挥传统商业优势，重塑现代城市流通功能
在张之洞看来：“农工商三事，相互表里，相互钩贯。

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

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

”张之洞在大兴工业的同时，也注意结合湖北商业的传统优势，实施一系列有影响的商政。

他认为，汉口地处长江中下游商业要冲，铁路之枢纽，应设立一商业机构。

他于1902年在汉口创办两湖劝业场，场内分三块：“内品劝业场”陈列湖北本土产品，“外品劝业场”陈列外省及外国产品，“天然劝业场”则陈列两湖各种土特产、五金矿产等，以此招揽中外商人购买。

张之洞按洋式组建商业机构，主张“采彼长技以为自强之助”。

1898年在汉口创设商务公所，陈列湖北农副产品，并邀请中外商人参观以拓展销路。

同时，张之洞还非常重视商业的管理与从商经验、方法和商业信息的传播。

他于1898年改汉口的劝工劝商公所为商务公所(1900年改为商务局)，形成全省商政管理机构的核心。

在1905年—1907年间，成立各种民间商会，以利各地商人交流。

1900年汉口商务局还创办《湖北商务报》，以沟通商业信息、宣传商务政策。

同时，他对民族商品免厘轻税，以提高其竞争力。

在张之洞兴商的大力倡导下，通过沪汉联办的特色贸易优势，汉口从内贸型商业重镇一跃成为国内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埠。

汉口的茶叶每年外销80—90万担之间，进出口额在1905年突破3500万两。

汉口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市场，汉口的茶叶也多次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

汉口港岸进出口货物净值由1889年的760万海关两增至1907年的11507万海关两(仅次于上海)。

商业的繁荣与发展，使武汉成为长江货流长廊与华中地区货流网的中枢。

四、规范货币发行，兴办金融机构，促使华中金融中心的形成
张之洞为便利商品交易，适应日益增多的华洋交易，解决银钱不够用的钱荒、银荒问题，采用了以下措施：一是在原来铜钱局的场所上添置机器铸造制钱；二是新铸面额较大的铜钱；三是开铸银元，避免华商和洋商在往来中由于折算而产生争执。

湖北所铸银元非常优良，在沿海、沿江等地通行。

湖北一度成为铸造银元的基地。

张之洞为了满足工矿企业在资金融通上的需要，在武昌开办湖北官钱局，这是湖北第一家具有现代特征的金融机构；1897年，成立湖北境内第一家本国资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汉口分行；1906年，国家银行在汉最早设立的机构——户部银行汉口分行成立。

同时，传统的钱庄业务也从经营货币兑换扩大到从事商业款项收支、资金融通及划汇业务，并逐步向现代型金融机构转化。

至1925年，武汉本国银行已发展到32家，与当时的140家钱庄和15家外国银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是内地金融机构最多、现代货币铸造最多的地方，并成为了华中地区的金融中心。

五、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探索近代教育体系
张之洞认为：“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

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

”在他看来，实业教育不仅使人们具有生计的技能，也使人们学有所用，发挥各人的才智，于国于己都有好处。

张之洞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改变书院以往研习儒家经典的传统。

在兴办学堂方面，以提高学生技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目的，创办的学堂涵盖多个领域，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外语)、湖北务农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农务学院等，涉及了教育、军事、工、农、商等多个领域。

这些学堂不仅为近代湖北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使新式教育体系初具规模。

张之洞还选派学生出国“游学”，湖北成为当时清派留学生最多的省份。

武汉一度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不仅引起朝野关注，甚至“东西各国文武官员及游历之士，来观鄂省书院学堂者不可胜数，往往遍览详询，视为至大至要之事。

”还有编练“新军”，也是张之洞“湖北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湖北新军首举义旗，全国响应，才彻底结束了中国数千年帝制，奠定了共和政制之基。

综上所述，从中可以看出：张之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胸怀、气魄、胆识和远见，和坚持以对外开放为先导、以科技为支撑、以工业——尤其是现代制造业为重点、以市场为依托的经济发展方略，以及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科教兴鄂、重视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重视发挥本地优势等战略举措。

在科技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在湖北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可以从其历史经验中获得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