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存在着众多的民族。

各民族本身的发展和其相互间联系的日益加强，是秦兼并六国，实现统一的重要条件。

而统一局面的出现和秦皇朝的建立，又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促使我国开始成为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

统一东南和南方的越族地区在我国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很早就生息着一个人数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这就是史籍上所说的越族。

越族由于族属众多，种姓互异，各部族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故又称之为“百越”。

百越一名，首见于《吕氏春秋·恃君篇》。

其文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

”“粤”即“越”。

越而称百，可见其聚处之广，种姓之多。

其中大的部族，依其分布地区的不同，主要有于越、闽越、瓯越、南越、西瓯等几部分。

于越：一作於越。

以先秦时的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中心，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一带。

其民“剪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①。

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就是于越建立的。

越王无强时，楚威王兴兵伐越，大破之，杀无强，尽取其地。

从此，于越便逐渐分离，“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①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 年），秦将王翦、蒙武率兵灭楚。

次年，王翦又进一步平定楚国广大的江南地区，并进攻臣服于楚的于越，“降越君，置会稽郡”②，郡治吴（今江苏苏州）。

郡下分设吴、丹徒、钱塘、余杭、乌程、山阴等县。

以后，秦始皇巡游会稽，曾亲临于越，“留舍都亭”取钱塘、浙江岑石，“刻文六，〔立〕于越东山上”③。

又曾徙越民于乌程、余杭等地。

《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云：“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

秦始皇刻石徙之。

”从此，于越便和正在形成中的汉族逐渐融合，于越文化也和中原文化趋于同一了。

东瓯和闽越：东瓯亦名瓯越或东越，以今温州一带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

闽越以今福州一带为中心，主要分布在福建闽江流域及其沿海岛屿上。

《山海经·海内南经》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

”其民“处豁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

”④东瓯和闽越，均为于越之分支，也都有“剪发文身”的习俗。

但其各自分立，互不相属。

战国末年，首领为越东海王摇和闽越王无诸，“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⑤。

秦并六国、降于越之后，继续进攻闽、瓯地区，遭到东瓯、闽越人的反抗，经过激烈的争战，秦除其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①，郡治东冶（今福建福州）。

①《淮南子·齐俗训》。

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

④《汉书·严助传》。

⑤《史记·东越列传》。

南越和西瓯：主要分布在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

亦泛称扬越、外越，又曰陆梁。

唐司马贞《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云：“渭南方之人，其性陆梁，故曰陆梁。

”张守节亦云：“岭外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

”②岭南越人与中原地区很早就有交往。

相传尧曾“申命羲叔，宅南交”③，舜曾“南抚交趾”④。

这里所说的“南交”、“交趾”，就是指的岭南一带。

商周以后，中原华夏文化逐渐传入岭南，岭南之特产奇珍，如珠玑、玳瑁、象齿、翠羽，以至“越骆之菌”、“南海之秬”，也先后传入中原地区。

在这长期民族交往的基础上，至有秦一代，岭南终于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在兼并六国，建立封建皇朝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开拓岭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当时，始皇使尉屠睢发兵卒五十万，分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今湖南靖县境）之岭，一军守九嶷（今湖南宁远南）之塞，一军处番禺（今广东广州）之都，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境），一军结余干（今江西余干境）之水。

”⑤秦军兵分五路，水陆并进，但抵达南岭后，却遭到了南越和西瓯人的顽强抵抗。

史称：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

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

越出击之，秦兵大破⑥。

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

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①秦军经过残酷而持久的激战，“三年不解甲弛弩”②，才打败南越，攻占了番禺。

但西线的军队仍继续受到西瓯人的阻击。

特别是军粮的转运受阻，致使秦军粮食匮乏，无力作战。

为了解决这一严重问题，秦始皇乃命监御史禄（史称监禄或史禄）凿渠通道，修成了灵渠。

灵渠，又名零渠。

以其曾部分利用灵（零）河水系的原有河道，故名。

因开凿于秦，一名秦凿渠。

又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城附近，故近代或称之为兴安运河。

灵渠是一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人工渠道，主要由铧嘴、大小天平石堤、南渠和北渠等工程构成。

铧嘴是修建在湘江中的分水坝，用巨石叠砌而成，前锐后钝，形似犁铧。

这是引湘入漓的关键工程，它有效地使湘江一分为二，一支顺南渠入漓江，一支沿北渠回流入湘江。

南、北渠总长三十四公里，是灵渠的主体结构，是贯穿湘、漓二水的通道。

在铧嘴尾端还筑有“∧”字的大小天平石堤，起着蓄水、溢洪，调剂水量的作用，能保证整个工程发挥正常的效益。

灵渠的兴修，是秦代南北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水利史上的创举。

历代以来，这项工作虽屡有修治，但“皆循其故道，因时而损益之，终不能独出新意，易其开辟之成规”③。

灵渠分湘入漓，北水南调，不仅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形成了更为合理的生态环境，而且开拓了南北水运通道，扩大了我国内河航行范围，并为中原地区与岭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提供了有利条件。

①《史记·东越列传》。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

③《尚书·尧典》。

④《大戴礼记·少间篇》。

⑤《淮南子·人间训》。

⑥《汉书·严助传》。

①《淮南子·人间训》。

②《淮南子·人间训》。

灵渠大约修成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

这一工程的兴建，直接解决了军粮转输的困难。

秦军得到沿湘江、经灵渠运抵岭南的大批粮饷与物资的接济，才得以深入西瓯，继续作战，杀其君译吁宋，基本控制这一地区。

在此基础上，秦始皇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 年）征发尝逋亡人、赘婿及贾人继续“略取陆梁地”①，即攻占岭南，并分置桂林（治今广西桂平附近）、象（治临尘，今广东崇左境）和南海（治番禺，今广东广州）三郡，基本上统一了岭南。

次年，始皇又谪遣“治狱吏不直者”至“南越地”②。

与此同时，又曾征集一万五千名未婚妇女至岭南，“以为士卒衣补”③；还一再大批地迁徙刑徒和内地民众到这里屯戍垦殖。

据《汉书·晁错传》载：当时是“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

”大批内迁民众南迁之后，与南越、西瓯人杂居共处，对于开发岭南，促进民族间的交往无疑是有积极的意义。

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

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④，主要活动于蒙古高原和南至阴山、北抵贝加尔湖的广袤地区。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铁工具的使用，匈奴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产生了私有，出现了奴隶制，建立了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权。

其最高首领为单于。

单于总揽军政及对外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

单于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等。

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加之中原地区正处于战乱割据状态之中，因而匈奴奴隶主贵族时而侵扰赵、燕的边境，抢劫财物，掳掠人口作为奴隶。

战国末年，赵名将李牧曾选练战骑武卒，“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迫使它一度“不敢近赵边城”①。

但以后由于内地兼并战争日趋激烈，赵、燕北边的防御力量削弱，以头曼单于为代表的匈奴贵族统治者，便乘机占据了赵自阴山至“河南地”（今内蒙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的大片区域，并继续南下侵拢。

这是对刚刚建立的秦皇朝北边的严重的威胁。

为了解除侵扰，安定北边，维护国家的统一，秦始皇本想在兼并六国之后，立即出师北伐。

但李斯却不以为然。

他进谏道：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

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

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

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

靡敝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②。

③乾隆《兴安县志》。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④《史记·匈奴列传》。

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李斯的谏议，显然是不恰当的。

诚然，北击匈奴遭到秦始皇的拒绝，但由于当时兼并六国的战争刚刚结束，秦皇朝草创伊始，大规模的对匈战争的条件还不具备。

因此，秦始皇除委任蒙恬、王离、杨翁子加强对北边的屯戍外，在整个对匈奴的军事部署上，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还是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

真正的反击战是在秦皇朝建立五、六年之后才开始的。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 年），他巡视北边，亲临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南）。

这时，一方面，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日益加剧，另一方面，秦的反击时机已经成熟。

适逢燕人卢生使入海求仙后还咸阳，以鬼神事，曾奏录图书，云：“亡秦者胡也。

”①始皇以为“胡”人即匈奴，于是乃命蒙恬发兵三十万，大举出击。

在反击战中，蒙恬的第一个目标是收复河南地。

他采用集中兵力，穷追猛打，速战速决的作战原则，“若鸷鸟之追群雀”②，很快就收复了河南地以及榆中（今年蒙伊金霍洛旗以北）一带的广大地区。

接着，他率军渡过黄河，乘胜追击，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 年），进抵高阙。

高阙即今内蒙临河县北的狼山口。

这里山脉中断，“两岸双阙”，地势险峻，原是赵的军事要地。

秦军夺回高阙后，又收复了阳山和北假（均在今内蒙乌加河以北和乌梁素海一带），直抵阴山一带的广大地区，并在这里分设三十四（一作四十四）县，重新建立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使其统辖北抵阴山，南至“河南地”北（今河套北部）西过大河，东邻云中（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南）的大片边地。

同时，朝廷又徙去大批刑徒，“实之初县”。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 年），进一步增加了徙边的人数。

除谪徙刑徒外，还鼓励一般民众移居边地。

如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 年），一次就从内地徙民三万家至北河、榆中定居，凡是去了的，均“拜爵一级”①。

这些迁去的民众与刑徒，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对于开发北方边地，充实武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皇朝反击匈奴的胜利，是对匈奴贵族侵扰势力第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被迫“北徙”②十余年。

故汉初著名政论家贾谊称其“郤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