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遵义城市变迁初探摘要：从城市历史学的角度探讨古代遵义城市的变迁，总结遵义城市的发展特点，向人们展示遵义城市的历史面貌，可以提高遵义城市的历史价值。

古代遵义城市发展的特点有二：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内部空间无秩序性。

关键词：遵义；城市；变迁遵义市位于贵州省北部，北依娄山，南濒乌江，今辖2区、2市、8县、2民族自治县。

因遵义会议享誉中外，在1982 年成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遵义迅速发展，成为西南重要城市之一。

由于历史时期上，这一地区是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属于中央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带，所以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上，有关这一地区的记录远不及我国中原和华北地区。

但是，曾经在这块土地生活过得各族人民，同样也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文化财富和历史遗迹。

因此，研究遵义城市变迁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代遵义地区政区沿革早在殷周时期，遵义地区为“梁州南徼”。

到了春秋时代，属于鳖国。

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置邑县。

今市地自此直至南北朝时均在邑县境内，先后属犍为郡、柯郡、平夷郡、平蛮郡。

隋朝时，隋高祖设州，后隋炀帝又改为柯郡，下辖、宾化两县。

时遵义在柯县境内。

唐贞观九年（635），在柯县北部设立郎州，下设恭水县为今遵义市。

贞观十三年（639），郎州改名为播州，为“播川郡”，管辖不变。

贞观十六年（642），罗蒙县改名为遵义县，“遵义”作为地名开始在历史上出现。

唐末南诏占领播州。

太原人杨端在长安应募率兵前往成功收复播州。

此时唐政府已无力管辖西南地区，杨端遂占据播州，世袭统治。

五代十国时期，遵义地区先后属于前蜀、后蜀。

北宋建立以后，朝廷将近一百多年没有对播州过问。

直到徽宗时期才恢复对此地区的管理。

宣和三年（1121），播州被废为城，隶属于南平军，其城名不详。

播川、琅川、带水三县也同时被废。

又废遵义军和遵义县，以遵义寨命名，隶属于珍州。

宣和六年（1124），改播州城为播川县，仍然隶属于南平军。

南宋初期，遵义地区行政建制未有变化。

嘉熙三年（1239），复设播州安抚司，播川县为州治所在地。

“播州自此至明万历中始废。

杨氏权职之大，从是始矣。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为为播州军民宣抚司，隶属于四川行省。

一年后，又改为播州沿边安抚司，隶属于湖广行中书省。

明初置播州宣慰使司，后改置为遵义军民府，治所在今遵义市，隶属于四川布政司。

洪武十五年（1382），改播州宣慰司隶属于贵州。

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播州宣慰司杨应龙叛变，朝廷派李化龙前往镇压叛乱。

次年，改播州长官司为遵义县，取消土司制度，实行“改土归流”，将播州一分为二：遵义军民府和平越军民府，分别隶属于川、黔两省。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取消“军民”二字，直称遵义府。

雍正五年（1727），遵义府所领一州四县改为隶属于贵州省。

从遵义地区的政区沿革我们可以知道，自秦汉开始，历朝政府虽然都在这里设置郡县，但这种郡县在大多时候都是一种有名无实的象征。

中央只要求边陲地区各民族的头人，承认他们的宗主权，按时入朝纳贡，本地区事物各民族头人自己处理。

杨端进入遵义地区以后，与中央联系加强，遵义地区的行政建置也逐渐完善。

中国古代许多城市的兴起与发展都依靠着官府的力量，遵义城市的发展也不例外。

直到明代的建立以后，遵义才实际由朝廷直接管理，使遵义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古代遵义城市的演变1.遵义城的起源虽然遵义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周时期，但遵义城的起源却始于南宋淳熙三年（1176）。

这一年播州杨氏子孙杨轸因为旧地白绵堡已不适应当时统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决定迁到地理环境更加优美、良田肥沃、水利便宜、交通方便的穆家川（即今天遵义老城），这是遵义市作为一个地方行政中枢的开始，为遵义市发展起点的标志。

杨端进入遵义地区以前，此地地广人稀，一片荒凉之景。

被朝廷作为流放政治犯或被贬谪官员的地方。

杨氏治播后，遵义地区社会状况有所改善，经济、文化开始向前发展。

据史料记载，杨轸迁治于这里，一直未筑城郭，只建立了堡寨。

四周零散居住着一些百姓，人们只是定期来到这里赶集。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逐渐在大十字至北门间形成街市，也就是今纪念馆一带。

元至正元（1382），修建兴隆街，在今天遵义宾馆至高桥一带。

可见在这段历史时期遵义城市发展缓慢，且建筑较少，规模不大。

2.明代府城的建立明朝建立以后，中央集权逐渐加强，朝廷与播州土司的矛盾逐渐激化。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播州土司杨应龙叛变，史称“播州之乱”。

明朝经过数月的准备，最终平定播州之乱。

终结了杨氏自杨端入播以来七百余年的世袭统治，遵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镇压叛乱以后，明政府实施“改土归流”，设府治、筑城郭、治郡城。

派出汉人来此担任地方官，并派军驻守。

府城筑于穆家川，湘江河西岸。

由于战乱的破坏，百姓四处逃亡，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官府只好“以兵代役”，朝廷拨款修筑城墙。

明城墙为石头夯筑而成。

“西南绕山巅，无壕；东北临湘江，为池。

”“前后俱高三丈，广九百五十丈四尺，垛口一千七百二十八。

”并设四城门：“东曰宣仁，南月阳明，西曰怀德，北曰望京，各建于楼上。

”在孙敏政任知府时，“增更铺三十间，又别开小东门，后闭。

”遵义城初步形成。

但规模不大，街道民居等均为成体系。

3.清代双城的形成清代建立以后，由于定居人口和商业人口的不断增加，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聚居区域。

康熙年间，依据城市居民聚居活动范围始设7 党20 坊。

遵义城垣也多次修缮。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知县唐秉琰重修城墙。

城墙“周围一千三百七十一丈四尺，计七里六分，高一丈五尺，厚七尺”，为方形。

还增加了军事设施，“将台一，炮台十二，枪眼九百九十九。

”开四门：东为景福、西为怀德、南为通贵、北为永宁。

每道城门上都设置小楼，驻戍守之兵。

又另开三个小门，“一在东门左，一在西门左，并置栅，不通行；一在东门右，泻西门沟之水，通人出入，置栅兵，以时启闭。

”小门主要用来泄山洪之用，门外“崇山叠嶂、峭险无路”。

此次重修共花费“两万一千五百九十七两”白银。

与明城墙相比，不仅面积扩大了三分之一，还增加了军事防御，并兼顾了城内的排水问题，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害，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清乾隆初期，桑蚕技术的引进，使遵义经济迅速发展。

一时之间，遵义丝绸与杭绸蜀锦成为竞相争夺的高档丝织品，来遵义贩运丝绸的商旅络绎不绝。

贸易发展促使在湘江河东岸形成了一个新的固定集市，相关产业也应势而生，于是在今丁字口一带形成商业集镇，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

这一集镇纯为民间聚集而成，官府并未重视，缺少基本的防御。

咸丰四年（1854），遵义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

桐梓人杨隆喜率领起义军攻打遵义，占据了雷台山，继而围攻府城。

城外新兴的商业集镇沦为两军对垒的战场，遭受了巨大的破坏。

昔日繁华的街道、拥挤的住宅，都已化为虚无。

因此，为了防止再一次承受这样的重创，同时加强遵义府城的安全，在咸丰八年（1858）由官方倡议，民间集资修筑附城。

附城内部还是按照原有商业集镇的规模，只是在外面筑修城墙以确保安全。

为了把这座附城与府城区别开，人们习惯地称呼府城为“老城”，附城为“新城”。

“老城”这一称呼沿用至今。

新城城墙“东起凤朝关，包桃源山，下拖临湘水溯岸，直达万寿桥，上青玉岸，缘圣庙后山，直破画笔花峰，绕双荐山以凤朝关。

”即从东门上螺丝山，接山顶炮台而下，顺双荐山山脊直湘江河岸接西门，顺江接南门，又从南门上桃源山向北至苟家井并接东门。

“周围共若千丈，垛口马路皆如治城。

”开设三个城门：东为迎思门，南为德门，西为磐安门。

每道城门上建小楼，沿河一面另置三座水门，设栅栏。

为了增强防御，另外又在螺丝山山顶和桃源山山顶建两座哨楼。

还在桃源山盖了一座七层的砖塔以启文风。

起初在修筑城墙时，因湘山寺的僧侣不愿意捐资，所以知县决定将南门退后，湘山寺就未包括在新城内。

后湘山寺僧又出资请求，遂又从桃源山后接城墙砌墙，绕过湘山寺后，曲下沿响水洞背后直上，折转抵于爬岩河岸，接新城将湘山寺围于城内。

在离德门不到五百米的地方另开一门，取名为“永靖”，后改名为“来薰门”。

遵义新城的修建历时一年，总共耗费三万两白银，全部来自民间捐助。

在遭受战乱后，仍由民间力量所完成，这说明遵义当时社会经济富裕，城市人口也有所增加。

同治年间，遵义城区面积扩大，逐步扩充至湘江东岸，并扩建新街，遵义新城已初具规模，与老城隔河而对，睥睨相视，形成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双联市形式。

老城因军事需要布置在山麓地带，受地形的限制，呈不规则圆形。

新城是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主要是沿着入蜀的交通线建立，呈带状向外延伸。

三、古代遵义城市发展特点纵观古代遵义城市变迁史，可谓走过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历程。

从南宋因政治需要建城到明万历年间真正意义上的建立城镇，再到清中叶以后受商业刺激而快速发展成为黔北的商业中心，遵义城市功能发生了阶段性的转变。

前期表现为以政治职能为主，中期即明万历建城垣后表现为军事职能为主兼顾政治职能，后期清中叶以后则为经济类型的城市。

其一，城市化进程缓慢。

首先，遵义城市的形成并不是商业发展的促成，而是政治影响下的产物。

杨轸的迁入，使得穆家川成为播州地区的行政中心，成为统治者的工具。

但是从整个历史环境来看，遵义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带，官方对其并不重视。

杨氏所代表的只是地方力量，无法与中央王朝相比。

所以，在杨氏的管理期间，遵义的城市化进程微乎其微。

其次，封闭的地理环境阻碍了城市的发展。

遵义地区多山，导致与外界交流不便，城市的发展长期处在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

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不仅影响遵义与外界的交流，也影响了遵义本地区之间的交流。

其二，城市内部空间无秩序性。

从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遵义城内仍然没有整齐的街道，而且街巷的分布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发展形成基本上是自发的，形象地说就是走出来的。

城内的建筑也是根据需要而随意修建的，没有明确的功能划分。

导致城内核心不明确，没有出现代表性的建筑。

从清初的商业发展来看，商业集镇不在城内，而是在护城河的对面，也说明的遵义城市发展的无秩序和随意性。

参考文献：[1][清]郑珍,等.遵义府志(内部印行)[M].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出版,1986.[2][民国]杨兆麟,等.续遵义府志(精装.影印本)[M].遵义市红花岗区地方志办公室出版,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