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是中国先锋小说的开拓者之一，对传统小说的线形叙事进行了大胆的革新。

他在叙事技巧上进行了多种实验，力图打破读者原有的阅读习惯，开拓新的审美格局。

作为一个先锋小说作家，马原关注的更多的似乎是小说的形式，主要是小说叙事本身。

他的代表作品主要有《冈底斯的诱惑》和《虚构》等。

在《冈底斯的诱惑》中，马原不断的变换叙述观点，将不同的故事拉进同一时空，猎熊的故事，来西藏的汉人看天葬的故事，以及顿珠顿月兄弟的传奇，这种拼贴技巧的运用，打破了事物固有的线性时间结构，突出了西藏那片神秘的土地所具有的奇幻色彩。

然而过于新奇的形式和眩目的技巧，会给一般读者造成阅读障碍，使他们对马原的小说望而却步。

马原是中国元小说写作的早期实验者，他的中篇代表作《冈底斯的诱惑》的第十五节独立成篇，对故事的技术和技巧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读者可能会感到疑惑的三个问题， A 、关于结构； B 、关于线索； C 、和前述技巧和技术有关的遗留问题。

他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说是语焉不详，答非所问的。

将这一节去掉，对于小说的另外三个故事并无多大影响。

这一节关于叙述本身的穿插，使读者意识到所谓“真实”只是一定的叙事策略所形成的，读者所面对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由语言构成的文本，是语言组织起来的人工世界。

而在
、因此马原小说里的叙述者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他表现出他意识到了自己是在写一部虚构的作品，却又极力要读者相信他所牵涉的各种问题，在叙事当中尽量突出故事的真实性，追求细节，煞有介事的将故事编造的像真的一样，读者往往落入了他的叙事圈套里。

在马原前期的作品《拉萨的小男人》系列里，他后来所热衷的小说形式实验尚未开始，采用的是比较传统的叙事技巧，多是围绕一个人物讲述故事，“元小说”的对话性质也表现得很明显，也正是在这些作品里，他的叙事风格和毛姆非常的接近。

在这一系列以拉萨为背景的作品里，叙述人“我”是一个叫马原的汉人，来西藏很多年了，身份是个作家。

在讲述这些以人物为中心的故事之前，“我”会有一些关于创作甘苦的评论，然后才开始叙述，而在叙述的过程里，“我”又时常中断眼前的话题，对自己的人物和情节品头论足一番。

在讲述大牛的故事的《风流倜傥》里，马原是这样开始的，“在小地方，作家这碗饭真不容易吃。

你写出一篇东西以后，许多人都在猜测你写的谁，以哪些人做模特，进而还要议论你写得是不是像那么回事，哪些地方（多少有那么点）失实或虚构。

” [4] 在其他的几篇中，同样如此，他并不直接进行自己的叙述，而是首先对叙述本身进行叙述。

在故事的进行当中，马原插入了这样的自白，告诉读者他的写作缘由，“我的计划是写一组类似的故事，写写在拉萨我所熟悉的这群人。

我先选中了大牛。

我要写他并不是他本人主动送上门，他送上门的事多着呢，不能他想怎么就怎么。

我想的是另外一些方面。

首先是他这个人使我感兴趣。

” [5] 他正是通过与想象中的读者的对话，造成了叙事的中断，控制着叙事的节奏，牵引着读者的思路。

马原的“原小说”
马原式的形式感、叙事方式、语言形式在中国当代小说界变得光彩夺目。

马原以他的文本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小说”这个概念，他试图泯灭小说“形式”和“内容”间的区别，并正告我们小说的关键之处不在于它是“写什么”的而在于它是“怎么写”的。

他第一次把如何“叙述”提到了一个小说本体的高度，“叙述”的重要性和第一性得到了明确的确认。

马原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当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者，他第一次在实践意义上表现了对小说的审美精神和文本的语言形式的全面关注，并把文学的本体构建当作了自己小说创作的绝对目标。

虽然，在中国的文论话语体系中，“形式主义”并不是一个肯定性的正面范畴。

但是马原为“形式主义”翻案、正名的决心非常坚决。

他意识到“形式”是一个突破口，它最具有“视觉”效果，最能够以感性而直观的方式回应人们对“现代性文学”形象的期待，也最能够摆脱与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

因此，把“形式”极端化而上升为“形式主义”是马原最重要的文学策略。

正是借助于极端的“形式主义”，马原的小说具有了“先锋性”，它不仅与传统的文学截然有别，而且与其时大红大紫的新时期主流文学也格格不入。

用李劼的话说“马原的形式主义小说向传统的文学观念和传统的审美习惯作了无声而又强有力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原的形式主义小说，乃是先锋文学最具实质性的成果。

这种形式主义小说的确立，将意味着中国先锋文学的最后成形和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的最后完成。

”[⑧]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不免有点夸张，但是在那样的时代却是再自然不过了，在文学界对“现代性文学”普遍的焦虑和狂热的期待中，马原正是那个想像中早该来到的“果实”，尽管有点青涩，尽管有点“难懂”，但是大家还是如获至宝，觉得非常解渴。

――这就是告别了旧时代的现代性的文学，这就是自由的独立的文学，这就是富有创造性的文学，这就是脱离了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文学，这就是走向世界的文学，这就是我们所追求和需要的文学。

总之，马原提供了关于“现代性”文学的“样板”，回应了“什么是现代性文学”的问题，也满足了那个时代关于“现代性文学”的所有想像。

他是当之无愧的“文化英雄”，多年之后回想起来，马原自己也难免洋洋得意，“先锋小说实际是继承了西方小说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的现代派运动，就是小说从‘写什么’转向‘怎么写’，是小说形式和观念上的一场革命”
马原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仅仅把“形式主义”停留在形而上和观念层面上，而是力图把“形式主义”落实到“技术”和“操作”层面上，这就使得马原式的先锋小说不仅“好看”，而且还具有了表演性和示范性，这对于急于摆脱旧的文学枷锁，而又对新的文学图式感到茫然的中国作家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

马原不仅展示了什么是“现代性”的先锋文学，而且还教会了人们如何去实践这种先锋文学的方式。

“怎么写”是马原小说形式主义话语的核心。

他对“叙述”的发现和强调，对虚构的重视，都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文学观的诞生。

在这种文学观中，“写什么”变得不再重要，与“写什么”有关的在中国主流文学理论中有举重轻重地位的真实性问题、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生活的源泉问题等等都逐步被消解了。

而“元虚构”、拼贴式结构、语言的自我指涉、神秘性和偶然性的风格等“技术”性因素开始上升为小说的主体，中国新时期文学从此开辟了一条“另类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