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意识形态命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汪行福(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200433)一 “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个特殊的词汇。

吉登斯说:“过去二百年间,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内外一直在辩论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

如果说存在着有争议的概念,并且给最有争议的概念颁奖的话,意识形态概念会当之无愧地名列第一。

”[1](P21)意识形态不仅是一个含义多变、历史复杂的概念,也是当代社会和政治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

近几十年来,有关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成了社会理论家和政治学辩论的中心之一,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意识形态理论是建构现代社会理论的关键。

意识形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一方面,马克思不仅创制了Ideologie这个德语词,而且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被拿破仑打入冷宫后,以特有的方式恢复了它在哲学上的意义,使之成为理论建构的重要概念和哲学批判的重要工具。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含义、起源、作用和表现形态等方面的深刻研究,仍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话语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往往被资产阶级思想家视为最典型的意识形态,一些人甚至把它的衰落视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宗教的福音。

毫不夸张地说,意识形态问题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马克思主义澄清自身性质和确定自身地位的前提。

意识形态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地位更加显赫。

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为了解释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西欧与中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无产阶级运动的衰落以及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逐渐把目光由经济转向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成了解释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衰落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顺从的基本要素。

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突出了两大主题:一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倾向,试图恢复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根源和主体的能动作用;二是反对社会理论的经济主义还原,突出文化与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政治秩序的维持和强化中的作用。

无可质疑,意识形态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也是他们理论创新的重要方面。

卢卡奇对“物化”的批判恢复了马克思对“虚假意识”的分析;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理论突出了与政治领导权相对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和虚假消费的研究是战后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批判之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理论更是把意识形态提升为主体形成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条件。

突出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实际上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家族的重要特征和思想倾向。

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作用和表现的研究,已经构成一个“家族相似”的文本群。

英国三位社会学家尼古拉・阿波尔科隆彼(Nicholas Abercrombie)、斯蒂芬・希尔(Stephen Hill)和布利安・S.特纳(Byran S.T urner)看到了这一点,并对此感到不安。

他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存在着错误的倾向,这就是夸大统治阶级主导意识形态的作用,把它作为解释当代西方秩序和稳定的关键。

他们把具有这一倾向的学说概括为“主导意识形态命题”(D ominant Ideology Thesis,简称DIT)。

从此以后,DIT的功过是非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激烈争辩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主导意识形态命题”是一个没有历史根据和理论操作意义的命题,“鉴于真正的任务是理解塑造了人们生活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最近几十年来关于意识形态已经谈论得太多了”[2](P191)。

因此,需要对此命题进行挑战并解构之。

然而,笔者认为,DIT批评者的立场是片面的,他们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了片面地解读,而且对意识形态在西方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错误的判断。

二 批评者提出:“在诸如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有一种广泛的一致的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一种强大的、主导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造成了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认可。

本书所关注的就是这种主导意识形态的命题。

”[2](P1)首先让我们具体了解所谓DIT的含义。

在批评者看来,DIT 意味着这样一种基本观念: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主要归功于统治阶级主导意识形态对被统治阶级的征服。

具体来说,这一命题包含着四个子命题: (1)存在一种主导意识形态论。

(2)统治阶级“受惠”于主导意识形态的效用。

(3)主导意识形态对从属阶级实施征服,并使他们在政治上沉默。

(4)意识形态传播的机制足够强大,足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矛盾。

这四个子命题构成一个识别主导意识形态主题的坐标。

命题(1)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得到明确的阐述,并85作为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必然特征。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3](P52)也就是说,当不同的阶级支配的资源和权力不同时,总存在着结构上占优势的阶级,这个阶级凭借其对物质的支配权和葛兰西所说的“政治领导权”去影响精神产品的生产。

命题(2)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与阶级的自我认同的关系问题。

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一个集体的自我表象,由共同的价值和信念组成的主导意识形态体现了这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要求。

所谓统治阶级受惠于主导意识形态,无非是指意识形态是塑造阶级的自我认同、形成集体团结的中介和力量。

意识形态在此调节着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并把它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有共同意志和行动力量的集团。

这两个命题并未受到他们的质疑。

批评者认为,DIT的最大问题是相信主导意识形态不仅是统治阶级自我凝聚力的中介,而且能够征服从属阶级,使之自愿地接受统治者的统治。

主导意识形态所支配的社会从属集团的屈服既不是出于功利意义上的精明算计,也不是受外在有形和无形的强制。

而他们认为,这一命题是有问题的。

它无视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把意识形态膨胀为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惟一重要的因素,不仅在经验上没有根据,在理论研究中也是一个无用的命题。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确实存在着一个主导意识形态命题:“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历史辩证法的中心范畴———总体性去分析社会现实时,他们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只从经济关系一维去分析社会现实的片面做法。

他们认为,社会现实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即经济关系、国家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意识形态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4](P6)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考虑意识形态及其效果就无法全面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在这里,笔者想区分两种意义上的DIT。

一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作为问题提出的,并形成一套具有启发意义和重要价值的DIT,这里的意识形态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重要解释变量;另一种是批评者定义的狭隘的意识形态主义意义上的DIT。

前一种DIT是开放命题,即使它没有提供正确的结论,起码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视角。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应该着眼于这种意义上的DIT。

实际上,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虽然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但并不认为统治阶级主导意识形态能够完全征服从属阶级并消除一切冲突和对抗的因素,不完全相信主导意识形态能一统天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了一个没有裂缝、矛盾和对抗的完全缝合的世界。

相反,他们经常把意识形态视为阶级冲突和斗争的重要场所。

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理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葛兰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也是DIT批评者所重视的一个思想家。

他们认为,葛兰西凭着“霸权、以及起巩固作用的意识形态的概念”,“为主导意识形态命题作出的贡献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一位理论家”[2](P14)。

笔者认为,这一评价是公允的。

葛兰西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认识到任何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统治都必须借助两种霸权:一种是“政治上的霸权”(political hegem ony),另一种是“文化上的霸权”(cultural hegem ony),前者对应于国家,后者对应于市民社会。

在他看来,西方国家政治统治秩序与东方专制主义不同,后者主要依靠政治强制的硬权力,而前者则主要靠文化霸权的软权力:“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是初生和凝结的;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有一个恰当的关系,当国家不稳定的时候,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就显露出来。

”[5](P238)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不仅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中介,也是意识形态的主要活动领域:“‘市民社会’是一个旨在获得整个社会的舆论的意识形态———文化或伦理政治活动的地方。

”[6](P69)笔者在此无意讨论其理论的细节,只想指出几点,以说明葛兰西并非一个狭隘的意识形态主义意义上的DIT。

第一,文化霸权可以理解为赞同的组织(the orga2 nization of consent),旨在以非强制的劝说和教化形式组织社会,塑造社会的道德伦理意识以及行为习惯。

简单地说,霸权就是有说服力的影响或领导。

理解文化霸权在西方社会的特点和作用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前提。

第二,文化霸权与政治霸权是相互支持的,它不是实施统治的惟一力量:“发挥积极的教育功能的学校与发挥消极约束功能的法庭,是最重要的国家行为,但实际上,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还有许多民间活动和创举,它们合在一起构成统治阶级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工具。

”[5](P258)第三,文化霸权不是由经济基础自发派生的,而是对抗和谈判的结果。

一个阶级的文化霸权及其表现形态实际上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形成的。

虽然主导意95识形态会造成被统治阶级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被动性,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单向的。

相反,意识形态是任何集体获得自身地位意识的斗争场所。

第四,社会从属阶级的意识不是统一的、无矛盾的,相反,在这种意识中往往存在着依附性和自主性的矛盾与对抗。

其中既有来自统治者的官方的因素,也有来自受压迫人民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体验。

因此,群众的日常意识形态也包含着反抗和革命的动因与力量。

由此可见,在葛兰西那里,主导意识形态命题是以一个非常复杂的形式存在的,并不存在一个凌驾于一切冲突之上的主导意识形态。

相反,他把马基雅维利的策略因素纳入政治哲学之中,恰恰是为了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

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主要不是为了证明主导意识形态存在及其对从属阶级的绝对征服,而是强调意识形态作为文化霸权的核心在现代西方起着非常复杂的作用,应该成为实践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