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化与抗战时期的重庆书写摘要抗战时期，重庆以其独特的城市文化性格为作家的文学想象提供了灵感，从而不断回响在国统区的文学创作中。

在创作中，重庆的城市空间、文化上的本土性和混杂性以及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斗争极大地影响了作家对城市的美学认知，影响了作家生活和思维的方式，这决定了他们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使重庆借助文学艺术穿越时空而被广泛体验。

关键词：抗战时期重庆文化重庆书写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文学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然和社会多种因素的作用，常常会形成具有区域文化特点的风貌。

在中国文学中，“重庆”就因其人文地理环境、城市文化性格，吸引过无数的文人墨客对其进行书写。

十分密集地瞄准重庆、大量地书写重庆，要数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文学作品。

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重庆星光灿烂，很多知识分子、文人墨客纷至沓来。

在当时重庆的文坛上，既有一批二三十年代已成名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梁实秋、张恨水、沙汀、艾芜、萧红、端木蕻良、田汉等，也有一批新的作家，如吴组缃、路翎、田涛、姚雪垠、万迪鹤、碧野、丰村、白朗、草明、肖蔓若、郁茹、黄贤俊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仅有着前线的硝烟战火，更有着大后方重庆的种种世态和人文风情。

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让重庆或远或近地充当了作品的文学背景和描写对象，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生产方式，重庆的生活节拍、声光行色，给了作家一种特殊的视野和感悟力，这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一城市的空间贺维（irving howe）对城市文学的探询思路是：城市如何影响文学，文学又是如何反映城市？这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意义的话题。

一个作家的创作归根结底根植于一方水土，而作家的创作势必会体现这一方的文化意识和色彩。

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的社会内涵、特性以及都市空间和生活方式对作家的美学认知是有极大影响的。

对于影响、制约艺术创造的诸多因素，人们进行过很多方面的研究，出现过维柯的“特定时代、特定方式”说、斯太尔夫人的“民族精神”说、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说，等等。

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人们对城市的空间于艺术活动的影响关注甚少，在某种程度上，空间对于艺术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性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了。

就空间本身而言，它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形态的，大到山川平原、江河湖泊，小到房屋居室、亭台楼阁。

对于重庆来说，无论是城区内林立的高楼、喧嚣的人流、惑人的灯光、逍遥的消费场所，还是城区之外的贫瘠旷野、蛮荒矿区、强悍的乡场，都已成为表现重庆这座城市以及城市中人的性格、趣味和文化心态的影像符号。

城市的空间不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一种简单的表意元素，它已内化为城市人的人格，成为城市人人格的一种表征，而这些又是可以通过文学的具象表现出来。

当然，城市是一个包容异己、多彩纷呈、具有多元文化的空间。

在城市里，不是一种人、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价值标准，而是许多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价值标准。

城市的空间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脉络——“你轻易从文化的空间，走入商业的空间，从私人的空间，走入公众的空间，界限模糊，它们是互相重叠、互相渗透的。

在这些空间中流连，逐渐发觉很难分辨什么是本来的，什么是外来的；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他人的；什么是传统的，什么是现代的；什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

”一个城市的发展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不断吸取个中文化素养，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不过，当一个城市在大量吸收外部物质、能量、信息的同时，也不断向外部释放物质能量，输出传播文化信息，而这些能量和信息不可避免会被居住在城内的人接收到，特别是那些敏锐的作家。

抗战时期，在日本侵略者疯狂进攻与狂轰滥炸之下，作家们离开书斋，离开家乡，突破狭小的生活圈，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到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中，到各色人混杂的难民群中，到落后闭塞的农村和城镇中，投向广大而陌生的世界。

对于那些来到重庆的人来说，重庆斑驳的文化和新奇的感官冲击使他们新鲜不已，他们的文学视野为之扩大。

在重庆，作家们获得新的感受，他们的世界出现了从来不曾见过甚至未曾想到的景象，他们的心灵翻滚着太多的情感体验，迫不及待地要通过手中的笔倾泻出来。

鲁云涛先生说，文学是“处在一定社会生活的‘场’中，即由上述的经济、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化传统、文化交流、文学天才、社会心理、民族性格、自然环境……等等构成的文化场。

”这里的“场”源自物理学中的电磁学理论——带电粒子的相互作用可产生电场或磁场，电场或磁场又反过来受到电力或磁力的影响。

美国心理学家k·莱温将“场”引入心理学研究中，提出了“心理场”或“生命空间”的概念，对人类行为的模式进行描述。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文学放置在“文化空间”里，即“文化场”中，来研究重庆文化对文学的孕育。

二山城文化的本土性“本土性”，即重庆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品性。

重庆独特的山水地域环境，塑造了重庆别具一格的民风民俗。

本地作家不必说，外地作家历尽千辛万苦，从率先触及现代化气息的下江、北京地区，辗转迁徙到环境艰苦、经济相对落后的重庆，他们隔江听涛，出门登高，耳濡目染之中不免受到重庆特质文化的感染，使他们不自觉以一种地域文化的思维进行创作，使作品放射出具有“重庆情怀”的文化光辉。

去过重庆的人都知道，重庆临江倚山，风貌别致，蒸热的天气、沉重的雾气、奔腾的嘉陵江、吆喝着的纤夫、凶恶的老鼠、滑溜溜的滑竿都让人难忘。

不仅如此，重庆依山而建，整个城市七弯八拐、上坡下坎、陡峭的石梯往往会让习惯在平原生活的人叹为观止，叫苦连连。

对此，张恨水在作品中这样叙述：“重庆半岛无半里见方之平原，出门继续升或降……有坡上而望坡下，行人车马，宛居天半。

”正因为这种行走方式，所以山城的轿夫也给内迁的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靳以在《乱离》中写到：“下来的车子，车夫的脚尖轻轻点着光滑的路面，全身像悬在空中，一股不可见的力推着它飞奔下来；可是向上去的车，却是一寸寸地拖着，车夫的身躯俯下去，两只手臂拉得长长的，汗水就不断地淌下来。

”作家将重庆的地域文化甚至地理环境的精神融入到文学之中，虽然不是重庆人创作的作品，却包含了重庆人的文化记忆和地域感受。

抗战时期的重庆，乘船是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当作家乘船时，自然接触到嘉陵江畔大量的纤夫，“船夫光着铜色的背脊，摆着健壮的臂，纤夫喏喏地打着号子，船夫露着多毛的手，遮着耀眼的阳光，纤夫匍匐着，鼓着多毛的腿肚，纤夫挨进沙滩，一步步地爬了过去，爬过一片沙滩，又爬过一堵堵岩，低沉地叫出了负荷的沉重，缓缓地吐出胸间的气力。

”纤夫，最具有原生态的重庆劳动民众，他们的身姿常常出现在作家笔下。

一部具有地方色彩的作品，如果不能揭示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过是一种“风物志”、“地方志”似的介绍。

从内在的角度讲，重庆商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物质主义的生存原则、拜金主义的风气，以及享受生活的休闲方式和逸乐传统，对作家们的审美观念更是有着极大的影响。

就城市类型而言，重庆自古就是一个商业城市。

由于地理上的水运优势是四川各地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古代的重庆充分开发和利用长江、嘉陵江的水运，发挥自己转口贸易的优势，遂成为长江上游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到近代，开埠后的重庆不再以内贸为主，而具备外贸功能，其商业贸易的发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商人、企业家、官员来此投资开发。

商业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从朝天门码头到南纪门，形成了一个长达7里的下半城。

下半城商店林立，车水马龙，十分热闹。

重庆的这种商业经济经历以及所形成的小商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市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甚至在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物资缺乏的情况下，陪都重庆仍是巨大的经商热扑面而来。

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的大小公司、商店由初期的1007家增加到27481家，各商业同业公会有123个。

1946年，重庆的商业从业人员更是多达26.2万人。

表现在文学中，刘盛亚《点金术》中“我”的表弟才二十多岁就练就了一副精明的商业头脑，整天满嘴生意经，和人聊天时也只是敷衍性的对话，心里一直在盘算怎样赚钱。

宋之的《雾重庆》，妻子林卷妤在重庆收集物资价格消息，丈夫沙大千则在香港采办奇缺物品运回重庆囤积销售，随时准备“待时而沽，将本求利”。

整个城市文化的商业意识十分浓厚，上至经理官员下至脚夫走卒，都做着投机买卖。

重庆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封闭、稳定而保守的。

重庆处于有”天府”之称的四川盆地的东部，在大中国的版图上偏处内地，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加上城市里的居民一般都有一官半职或一产半业，因而城市形成了奢侈、享乐的生活习惯与悠闲、淡逸的精神追求。

在作品中，我们经常发现有大量的休闲享受的场所，如茶馆、饭馆、澡堂、戏院；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则大多讲究休闲的生活态度，追求闲适安稳的价值观，即使是卖菜的小贩、无业游民，也要享受抽烟喝酒的快乐，时常坐茶馆，吃小饭馆。

甚至在抗战的岁月里，在硝烟和弹坑之下，生活在重庆的市民们似乎还浸融在和平的氛围里，同样过着闲适的生活。

人们忙着看电影，还常常因为排不到电影票而大吵大闹。

重庆的人们以极大的兴趣和乐趣来品味生活，享受生活。

他们这种好享乐、寻闲适、求稳定、崇尚土地生活的传统习性，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农耕文化的印记，而且并不会因为抗战而中断。

三码头文化的混杂性“混杂”（hybridity），是考察重庆文化的另一个向度。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一个城市是不断变化的，它不断地在填入新的内容。

从开埠到抗战，由于人、物、信息和媒介的流动，重庆呈现一种混杂的空间。

重庆似乎是一个在多种文化交汇点上的文化驿站、文化码头，她的文化具有开放性、杂交性，其混杂文化的特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等二元冲突所构成的内在张力，不可避免地成为重庆城市书写的一个深刻主题。

如果说开埠使重庆走向了近代化，那么抗战则使重庆走向了现代化。

重庆因内迁而盛，因救国而兴，城市不仅政治地位大幅升高，而且经济大发展，城市建设空前迅速。

现代化的机场在重庆出现，电力、电话、电灯、自来水、公共汽车等公用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种新式建筑——银行、饭店、影剧院、咖啡店、舞厅、图书馆、医院、办公大楼、教堂等林立街头，与旧城区鸽笼式木架结构的民房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重庆城市的现代要素。

在茅盾的《某一天》中，老赵家所在的那条小巷子外边，那地形高起的沿马路一带有着高矗的楼房，一到晚上就灯火辉煌，而老赵家住的小巷子里，尽是破烂平屋里闪出的点点桐油光。

在列躬射的《吃了一顿白米饭》中，除了黄经理家宽阔的洋房外，更有林雨生不堪入目的破屋。

在重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富丽堂皇、流光溢彩，在绚丽繁华之下，还有挤满了陋鄙的棚户区和散发着恶臭的石板巷。

在人们的生活中，既有着西式现代的舞厅、西餐馆、咖啡馆、玩梭哈的消费方式，也有着一派中国传统情调的吊脚楼、茶馆、书场、酒肆、戏院、玩麻将的娱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