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储备但现在的中国确实不用太担心口粮问题了。

近十年来中国的口粮自给率超过98%以上，从中央粮仓到地方粮仓都储备充足，品类齐全，即使完全不进口，中国的口粮也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这并非轻描淡写的一个自然结果，“饥饿”曾是一代人的生活符号，它不是凭空消散的。

新中国从一片荒芜和残垣断壁中开始，农业是当时发展的唯一筹码，机器和工业用品要靠着一口口省出的粮食来换。

背后的牺牲很难让现在的年轻人理解。

从粮食的视角，理解中国从“饥饿”到富足以及粮食在发展中的博弈，可以重新审视许多表象背后的事实。

01粮食曾是新中国的发动机袁隆平说：“一粒粮食可以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经济百废待兴，既要解决吃饭问题，又要解决发展问题。

1949年6月，陈云在研究对外贸易问题的会议上指出：“在粮食不很多的情况下，要不要出口粮食是有争论的。

但是恐怕要勒紧裤腰带，多出口粮食。

因为出口是为了取得外汇，解决军需民用与经济器材的进口。

”一年后陈云又强调：“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建国初期粮食产需矛盾尖锐，又赶上严重的自然灾害，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很低。

据统计，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254.768亿斤，比旧中国历史上产量最高的1936－1937年的2844.6亿斤下降21％，平均每人每年仅475斤原粮，如果除去牲畜饲料、榨油、种子、酿酒及为换取经济建设必须的设备而出口的部分粗粮，平均每人仅425斤原粮。

换算下来，每个人一天仅仅只有1.18斤粮食，不足以裹腹。

▵ 农村墙上鼓励粮食生产的标语彼时一部分人也对此并不认可，认为要暂缓工业化，把资金倾向于民生，应施“仁政”。

陈云和中央的看法是要施“大仁政”而不是“小仁政”。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极度薄弱，必须从国外引进设备、技术，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特别是外汇。

“少吃猪肉死不了人，而没有机器却要受帝国主义欺负。

”但其同时强调，为了工业化出口粮食的同时必须要兼顾民生。

1949年12月17日，陈云提出，我们的方针，力争不饿死人。

国内私商或留港人士愿以自己外汇购粮运回者，一律欢迎。

1950年1月22日，陈云强调必须增购外米4亿斤，连原计划广东购外米2亿斤，共6亿斤。

其明确表示，当粮食不足，严重危及民生时，“最后我们还有一手，就是洋米进口。

这不困难，只要有美金就成。

”于是在农业初步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积极开展粮食出口贸易。

1952年—1960年，出口粮食2120万吨，共创汇21.51亿美元，为后来的工业化积累了原始资本。

彼时上海工厂里隆隆的每一台机器，可能都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一口一口粮省下来的。

那是中国最艰难的时候，要发展只能用口粮换外汇，又随时准备着在生活压力到一定程度后优先保障民生。

当时省粮省钱搞生产是全国人民一致认为最光荣的事情，铺张浪费会被严重鄙夷。

1953年1月20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仁德纺织厂青工陆洪超的一封来信：“编辑同志：本厂团员沈英禄同志，本月4日和厂里女工郑金秀，在锦江饭店举行婚礼。

结婚那天，光是筵席就吃了37桌之多，每桌25万（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

在锦江饭店共花去了1100余万元。

厂里同志一共乘了二辆卡车去吃酒……并且两人结婚后，就到杭州去玩了十天，耽误了工作和生产，自然也用去了不少钱。

我们新社会的青年，结婚不要这样铺张浪费。

”但后来大跃进叠加三年自然灾害，中国从出口粮食换外汇，变成了进口粮食保命。

▵ 农民在收割水稻1959年—1961年，中国遭遇严重的粮食危机。

1960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人均下降29.7%。

全国城乡大面积出现浮肿病。

“饥饿”成了那一代人永远难以忘却的符号。

为了省粮，各地出现了“先进煮饭法”。

当时流传的先进煮饭法是先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入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一小时。

这种先干蒸后湿蒸的“双蒸法”，每斤米能出饭4斤3两到5斤，据说饭粒还不烂。

还有先进蒸馒头法，将去麸皮小麦煮到六、七分熟，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到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

用传统方法，1斤面粉最多出2斤馒头；用“先进煮饭法”一斤面粉可蒸出5斤馒头。

这些先进煮饭法被报刊连篇累牍的宣传，认为其可以节约大量粮食，等于是“不动一锄一镰取得大丰收”。

但先进煮饭法实际上变来变去都是玩的加水膨胀游戏，既费时间，又费材，根本不顶饱。

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公开说：“净出幺蛾子，一两粮食蒸来蒸去，不还是粮食一两吗？”1961年，中央政府认识到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大规模进口粮食，并且将粮食列为第一进口商品，化肥、农药和油脂列为第二位进口商品。

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达到创纪录的580.97万吨，1962年粮食进口492.3万吨，1965年粮食进口达到640.51万吨。

中国自此从粮食净出口国变成了粮食净进口国，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84年。

在大量进口粮食的同时，中国同时在出口大米。

因为国际市场上大米价格明显高于小麦的价格，少吃大米用于出口可以换回更多的小麦。

彼时新中国必须用这种方式来换取生存。

许多南方人不得不因此放弃吃大米的生活习惯，多吃面粉。

号召南方人多吃面粉，少吃米，甚至成为了一项政治任务。

从建国初期到1978年改革开放，粮食在中国国民生活中都是一种“紧平衡”的状态。

哪年丰收了会多出口创外汇，哪年欠收了会多进口保民生。

每家每户都以“粮”为主要追求目标，紧紧巴巴地过了30年。

这些岁月成为无数中国人时代的烙印，老年人珍惜粮食的行为，实际上更是一种时代的创伤，粮食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最初发动机和资本，为了抢发展，不得不去牺牲肚子。

02消灭饥饿的三场战役杨振宁在《曙光集》中提到一件往事。

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见父母，父亲告诉儿子，“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

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

”母亲在一旁给父亲泼了冷水，“你不要专讲这些。

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杨振宁觉得父母的这两种观察并不矛盾，他将其归因于国家的诞生如同婴儿分娩，必会有阵痛。

好与坏，都是中国模式成长中的一部分。

解决这些阵痛，需要一场场硬仗攻坚，亦需要无数人蛰伏与默默奉献。

中国彻底消灭饥饿，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破与合理农业政策的双管齐下。

大体可以总结为三场硬仗。

第一场硬仗是“农业政策的进步和明确”。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农业渐渐恢复，1966-1976年，粮食产量增加33.8%，尽管同期人口增加25.1%，但全国人均占有量还是有所增加，人均粮食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可粮食供求紧张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到1978年，中国熬到了开天辟地的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推广到全国。

国家大力推进农村改革，制定了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的多项措施，为农业生产注入新的活力，1979年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这都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与此同时，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和李振声的远源杂交小麦为代表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纷纷取得突破，这是中国消灭饥饿的第二场硬仗，中国的国运来了。

▵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世人大多知道袁隆平，但很少有人知道李振声。

二者在农业科学界其实被称为“南袁北李”。

颇有金庸的江湖气息，二者亦是真正为国为民的“大侠”。

李振声是除了袁隆平之外，唯二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农业科学家。

他出生于山东淄博农村，1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独自带大四个孩子。

1951年，李振声从山东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

5年后被调到西北农业研究所。

李振声研究的课题是把小麦和牧草杂交，让普通小麦既能结粮食，又能拥有牧草的抗病性。

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李振声非常坚持的自己的想法。

实际上今天我们吃到的小麦，就是原始小麦和拟斯卑尔托山羊草和粗山羊草经过天然杂交和长期自然选择、人工选择而形成的。

从研究开始，到成功培育成“小偃系列”远缘杂交小麦，李振声整整用了20年趴在田间地头，即便在文革的动荡和质疑中也不曾停下。

1978年“小偃系列”远缘杂交小麦培育成功，李振声获得当年的全国科学大奖。

▵1980年，中科院院士、小麦专家李振声（上图右）在陕西杨凌从1978年到1998年，我国水稻总产量增加627亿公斤，小麦总产增加694亿公斤，超过水稻 ，李振声不断优化的“远缘杂交小麦”功不可没。

李振声等人在质疑与动荡中奉献一生，值得被永远铭记。

在政策和技术的双重红利下，到1984年中国的饥饿攻坚战基本取得了胜利。

1977年粮食产量28273万吨，1979年产量达到33212万吨，1984粮食产量再创纪录，突破4亿吨，人均粮食突破800斤，1977年到1984年粮食增幅达到42.3%，超过了“文革10年”的增长幅度。

听起来这不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但人均粮食增长42.3%，意味着人均每天的粮食从1949年的1.18斤，增长到了2.19斤，足以从吃不饱到吃饱。

这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一个国家的国运是一波波的，1978年前后，中国在政策和技术上接连取得突破，大师和伟人接连涌现，再次开启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 1979年，四川成都，农民们在稻田里拿着长竹竿除草但彻底消灭中国饥饿，还需最后一根定海神针——健全粮食储备体系。

完善的粮食储备体系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和消费者的需要，也是应对各种紧急状态的需要，可以为粮食进出口建立缓冲机制，稳定粮食价格。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粮食储备的量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达到一个安全量和平衡即可。

1990年中国建立了专项的储备制度，粮食科学的储备规模和体系逐渐形成。

2000年中国成立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专门用来宏观调控和战略储备。

中国建成了“政府储备、政策性库存、企业商品库存”三重储粮体系。

地方储备粮的建立原则是产区3个月、消区6个月、平衡区4.5个月的粮食储备。

据农业部最新口径：新冠疫情爆发至今，中国还没有动用过中央储备粮，绝大部分地区也没有动用过地方储备粮。

另外中国还有极为成熟的价格监测和粮食应急体系。

来自农业部最新的数据是，现在全国共有粮食应急供应网点44601个，应急加工企业5388家、应急配送中心3170个、应急储运企业3454家。

两级监测体系，国家信息直报点1072个，地方粮食信息监测点9206个。

中国已经形成了“保障体系有支撑、市场波动有监测、应对变化有预案、保供稳市有责任”的高效粮食应急机制。

▵ 村民在院子里晾晒玉米当前我国大米库存1.09亿吨，在完全没有产量的情况下，足够满足全国9个月的需求；小麦库存1.31亿吨，足够满足全国13个月的需求；粗粮库存2.23亿吨，足够满足9个月的需求。

这一组数据让人听得极为安心。

现在，你可以骄傲地告诉所有人，中国粮食储备非常充足，无粮食短缺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