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春：“现代性”及其前后１．问题２．前现代性３．现代性４．后现代性１．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现代性成为了一个问题。

但现代性原本只是一个西方的问题，而且只具备一重的意义，不具备多重的意义。

这就是说，它是自启蒙以来西方历史独特的规定性，而不是全球历史普遍的规定性。

但现代性目前也许变成了全球的问题，至少也变成了中国的问题。

如中国十九世纪以来关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等等的话题的出现，讨论和实践。

问题不仅意味着对于已经存在之物的质疑，而且意味着对于未来存在之物的探询，因此也是对于我们当下存在境遇揭示的追求。

问题本身包括了提问和解答，并具有多重维度：它是什么？它为何是？它如何是？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也是如此，如现代性是什么？现代性为何建立？现代性如何建立？这些问题已经向中国提出。

但现代性作为中国的问题并不只是这样。

它实际上意味着，人们不仅没有回答现代性的问题，而且没有提出现代性的问题，也就是没有将现代性的问题性作为问题性来思考。

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性集中体现在所谓的对于现代性的焦虑。

焦虑体验到了问题本身对于人们的压力。

但压力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一物对另一物产生了重量，并使另一物无法承受。

问题作为压力，让人们对于问题束手无策，亦即人们不知道如何理解问题，同时也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现代性的焦虑本身就交织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正好掩盖了现代性的问题性。

首先，中国是否要完成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变？其次，中国也是否要完成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最后，西方的道路对于中国是否具有某种借鉴意义？这些问题都相互纠结在一起，使人们往往处于思想的两难处境而焦虑。

为了解除思想的焦虑，我们必须进入到问题自身，探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自意味着什么，它们的边界立于何处，同时它们的差异和关系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转换的，并由此比较中西历史的不同，借此来揭示当代中国思想的建设之路。

２．前现代性为了确定现代性的独特意义，我们必须将它置于历史的维度，即分析现代性与它相关并被中断了的前现代性的关联。

按照对于西方历史的一般区分，在近代以来的现代性之前，西方的历史经历了古希腊和中世纪两个时代。

所谓时代并不是一般的编年史的分类，而是历史在其发生过程中的自行划分。

一个时代通过与另一时代的分离而获得了自身的规定性。

古希腊和中世纪固然作为前现代性，但因为它们是不同的时代，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前现代性。

古希腊将人理解为存在者整体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者。

在这样一个存在者整体中，一方面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神的关系。

就人与动物的区分而言，人是理性的存在者，而动物是非理性的存在者。

就人与神的关系而言，人是要死的，短暂的，而神是不死的，永恒的。

其中人与神的关系是根本性的，因为神规定人的存在之路。

古希腊著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并不是近代意义的人的自我意识，而是一种要求，即人要认识自己不是神而是人，不是不死的而是要死的，同时人要听从神的召唤。

这使希腊人推崇理论的态度，消灭无知，排除意见，达到真知，亦即洞见。

所谓洞见就是理论，是对于存在者是与非，真与假的认识。

但最高的存在者是神，因此对于神的认识即神学成为了最高的理论。

与古希腊中断的中世纪赋予了存在者整体非常特别的意义，它是上帝，世界和灵魂。

中世纪的上帝既不是希伯来的耶和华，也不是古希腊的众神之父宙斯，而是真神真人的耶酥。

他道成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死而复活。

人作为罪人，就是悔改而皈依上帝，从而走向天国。

在此根本的问题不是理论而是实践，亦即对于上帝的信仰。

信仰一方面否定了不信或无信，另一方面也排除了迷信或误信。

作为“持以为真”，信仰是将上帝当作至善的真理，并努力按照此真理来实现自己的生活。

这就是通往拯救之路和天国之路。

同属西方历史的前现代性，古希腊和中世纪都具有一共同的特性，即它们为“神性”所规定，前者是诸神，后者是上帝。

但它们显然具有不同的时代差异。

对于古希腊来说，作为理论态度的洞见是根本性的，而对于中世纪来说，作为实践态度的信仰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古希腊发展了科学（知识学，而非技术学）精神的话，那么中世纪则建立了宗教精神。

因此古希腊和中世纪是彼此对立的。

当然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前现代性已经到达了自己的临界点，其根本性的标志是宗教取代了科学，宗教压抑着科学，而信仰蜕变为迷信，迷信又变成了迷狂。

时代的临界点就是时代的终结之处。

它表现为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早已逝去，而三位一体的上帝也不再按照复活的允诺再临世界。

这意味着西方前现代的历史已经走向尽头。

如果我们将西方历史的前现代性简单地描述为神性世界的话，那末中国历史的前现代性却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的世界。

从先秦到晚清，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前现代的历史。

明清正是西方建立现代性的时候，而中国仍然囿于前现代的历史绵延之中。

就前现代的历史本身而言，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时代的区分，而只有朝代的更替。

朝代是一个家族统治的时期，朝代的更替就是不同的家族统治时期的变换。

在一个家族取代另一个家族的时候，它只发生了统治权的变迁，而没有思想与存在的中断和革新。

这就使中国前现代性的历史出现了循环，虽然每次循环都带来了某些差异，但它始终趋向同一。

在循环中，历史停止了，因为它是向过去的回归，而不是向未来的敞开。

中国历史保持自身的同一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在于，它被自然所规定，而没有越过自然的限制。

自然一般可以理解为作为本性的自然和作为矿物，植物和动物整体的自然。

这两种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区分，而是混杂在一起。

自然就是本性和自然界的合一。

同时作为本性的自然显现于作为自然界的自然之中。

因此作为自然界的自然对于人有一种直接的规定性。

这表现在三个维度。

首先是存在。

人生在世就是人生于天地之间。

天地之间乃自然世界，对于人来说已经预先给予。

作为如此它是人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基础。

人类世界的结构一般描述为天地人，或者成为它的变式，如天地君亲师等。

人生在世正是是按照天地预先给予的的原则来生存和死亡。

其次是思维。

中国思想的开端并不是思想自身，而是自然。

这要求思想体察天地的奥秘，穷尽万物的道理。

由此思想不需要返回自身，而是要服从自然的召唤。

第三是语言。

中国不仅使用独特的象形文字，而且运用独特的形象语言。

所谓形象就是自然的形象，它或者是一般的自然物，或者是独特的自然物，即人的身体。

因此形象语言就是自然语言和身体语言。

当然就自然性自身，儒道禅对它都有不同的理解。

道家是自然界的自然性，儒家是人伦的自然性，禅宗是心灵的自然性。

道家主要将天地万物的自然设定为自身思想的基础，自然界所显现的本性就是道的法则。

与自然相对，人类文明是非道的和无道的。

圣人听从并言说了自然之道，以此引导人们回归自然之道。

与道家不同，儒家的根本问题不是自然界，而是人伦，也就是社会及其关系。

但儒家给予人伦一个自然性的解释。

人伦关系的核心亦即仁爱之心就是亲子之爱，而父子关系正是最直接的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也正是人自身的自然关系。

在此儒家完成了两方面的转换，一方面将自然伦理化，另一方面将伦理自然化。

与儒家和道家相较，禅宗不是源于中华本土，而是来自印度异域。

但禅宗在根本上是道家化了的佛教。

这是因为它的主题是人的心灵的本性，亦即心灵的自然性。

因此禅宗不依赖于上帝的启示和恩宠，而是强调人的心灵的觉悟。

觉悟就是让心灵由蒙蔽回到纯洁的状态，而它正是心灵自身已经具有的，是心灵自然获得的。

于是我们可以确定道家儒家和禅宗都为自然所规定，只是它们各自的维度不同而已。

由于自然的规定性，道家具有它的优越性，因为道家将自然的自然性形成了自己思想的主题。

这使人们断言，道家先于儒家，同时道家就是中国的根本精神。

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前现代的世界是自然性的世界。

而中国前现代历史的终结正是自然的死亡，亦即天塌了，天崩地裂。

这意味着自然世界不再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和终极关怀，天人合一不再是中国人的最高梦想。

３．现代性现代性正在躁动之中，要与前现代性相分离。

它首先是否定性的，即反对迷信。

然后是肯定性的，即推动启蒙。

近代一直被人们称为理性的时代。

近代的理性主要是反对中世纪的信仰。

如果所谓的信仰变成了迷信，那末它就成为了蒙昧，也就成为了非理性。

而理性作为人的规定的提出，就是使人从蒙昧中解放出来。

即使近代谈论上帝，也是谈论理性的上帝。

但理性的上帝就是人的神性，亦即理性。

于是近代的宗教被转变成理性的宗教。

那末什么是理性？理性就是人的思想。

但它并非一般的思想，而是关于原则的思想，因此它作为自身建立根据的根据也是说明根据和根据的说明。

虽然理性是人的理性，但是不是人规定理性，而是理性规定人。

这就是说，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而是理性使人成为人。

在这样的意义上，“人是理性的动物”。

当然理性一直是西方思想的主题，不过它在近代具有其独特的意义。

古希腊人已经将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诗意[创造]理性。

但其中理论理性是最高的，由此它也规定了实践理性和诗意理性。

所谓的理论理性就是洞见和静观，也就是在特别意义上的看。

中世纪在它的信仰中也有它的理性，因为上帝就是理性自身。

但上帝是善的上帝，且就是至善本身。

于是理性主要不是就理论而言，而是就实践而言。

实践一方面是上帝的意志，另一方面是人的行为。

但近代的理性主要是诗意或创造理性。

此种理性是生产或产生，亦即设立。

这导致了不是存在决定思想，而是思想决定存在。

那要存在的，是那被思考的。

而思考或理性就是设立。

因此那要存在的，是那被理性所设立的。

近代的理性是如何设立的？这必须考虑理性与自我以及自我与非我等的关系。

近代将自我等同于我思，亦即自我意识。

自我作为思想的我是决定性的，并因此规定了存在。

这用笛卡尔的话来说，就是“我思故我在”。

但自我或自我意识必须理解为理性。

于是所谓的自我就是理性的自我，而自我意识就是理性的自我意识。

因为理性是自身建立根据和说明根据的，所以自我无需根据而设立自我。

在自我设定自我时，自我自己规定自己，并因此是自由的。

自我不仅设立自我，而且设立非我。

非我是自我所创造的世界，它表现为自然和历史所构成的整体。

自我和非我的关系作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近代具体化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主体是根据和基础，客体只是主体的对象，甚至只是主体自身的对象化和客体化。

在主客体的关系中，不是客体规定主体，而是主体规定客体。

在设立自我自身和非我自身的同时，自我还设立自我和非我的统一。

统一是使事物成为一体。

自我和非我的统一使它们克服了各自的片面性和抽象性。

在统一之中，人和世界，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都消失了其对立性，达到了自我的真正完成和实现。

这也是近代意义上的真理。

人们谈论西方的现代性，只是将它理解为近代以来的历史，而没有注意现代性自身的区分。

事实上，对于后现代来说，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性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因此也可以说具有两个现代性，一个是古典意义的现代性，另一个是现代意义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