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典草案国际研讨会综述（2003年3月27日—28日•云南丽江）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2003年3月27日至28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和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云南大学协办，在云南省丽江市召开了中国民法典草案国际研讨会。

出席会议的有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民法室副主任孙理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春田教授、杨立新教授，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唐德华教授、原经济审判庭副庭长费宗祎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杨明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教授，北京大学魏振瀛教授、钱明星教授、王轶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王卫国教授、龙卫球教授、刘荣军教授，清华大学马骏驹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教授，烟台大学校长郭明瑞教授、房绍坤教授，武汉大学覃有土教授，浙江省金华市中级法院院长高洪宾等以及日本民法和中国法专家星野英一教授、北川善太郎教授、小口彦太教授、藤冈康宏教授、国谷知史教授。

会议开始，由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丽江市宣传部长张红苹、日本早稻田大学小口彦太教授、云南大学副校长倪慧芳教授分别致词。

会议的主题是研讨中国民法典草案起草的若干事宜，主要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12月审议的中国民法典草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为基础进行了研讨。

会议分为五个专题：第一专题是“民法典体例研究”，由费宗祎教授主持，日方学者星野英一教授、北川善太郎教授以及中方学者王胜明作主题发言；第二专题是“人格权法的发展和完善”，由覃有土教授主持，日方学者小口彦太教授和中方学者马骏驹教授、杨立新教授作主题发言；第三专题是“物权法热点问题”，由魏振瀛教授和刘春田教授分别主持，日方学者国谷知史教授、星野英一教授和中方学者郭明瑞教授、孙宪忠教授、吴汉东教授、钱明星教授作主题发言；第四专题是“债法总则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由蓝承烈教授主持，日方学者藤冈康宏教授、北川善太郎教授和中方学者李开国教授、李永军教授作主题发言；第五专题是“侵权法的发展与完善”，由徐明教授、温世扬教授主持，日方学者藤冈康宏教授、小口彦太教授和中方学者唐德华教授、魏振瀛教授、王卫国教授作主题发言。

与会学者就研讨的五个专题问题，各抒己见，针锋相对，气氛热烈，讨论深入，对中国民法典的制订提出了具有建设意义的宝贵意见。

第一专题民法典的体例主持：费宗祎；发言人：星野英一、北川善太郎、王胜明。

一、主题报告星野英一：首先谈涉及到民法典体例的几个原则性问题。

大陆法系制订民法典有两种体例，一种是法国式，一种是德国式。

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不能说哪一种体例更具有普遍性，但是都有自己的传统，而且存在基本的共同点。

法国式的民法典是将人放在第一编，然后规定财产法和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

德国式立法的特色在于设置了总则，然后将物权、债权、亲属和继承作为各个不同的编，各编之下再分章节；内容上吸收了新的概念。

分析这两种立法例，法国式的第三编“财产权取得的各种方法”，篇幅太长且内容混杂；德国式规定了总则，但是总则中也含有分则的某些规定，例如含有公益法人。

日本制订民法典总体上采用了德国式，具体之处也有不同，例如，德国法上取得时效放在分则，日本却置于总则之中。

总而言之，各国制订民法典，不能僵硬地照搬某种立法例，都是德国法系的民法典，但不一定一律采用德国法，比如荷兰、瑞士、意大利的民法典，都具有自己的特色。

具体的制度放在什么地方，要从方便的角度出发，当然，还要考虑到美学的因素，例如，各编的篇幅不应差别太大。

制订民法典应当面向未来。

民法典应当形成一个具有预见性的体系，具体制度的安排以及各编、各节的设置要一目了然；法典的内容应当明了易懂。

民法是规定市民社会基本构造的法律，对于民众来说，民法典应当是一个比较亲切的法典。

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民法典也应当是外国人也容易懂的法典。

从历史来看，中国民法典的制订，远有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法为借鉴，近有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民事单行法为立法基础，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会看到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民法典出现在中国。

我建议，中国制订民法典应当参考一下柬埔寨民法典草案。

柬埔寨民法典有总则，分则有人编、物权编、债权编、债权担保编、亲属编和继承编。

从体例上讲，虽然是德国式的，但是加上了“人”的一编，在债权之后，又有债的担保的具体规定。

再谈谈有关中国民法典体例的几个具体问题：第一，关于中国民法典中人格权法的独立问题。

我认为，中国民法典草案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在世界民法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

有人认为，人格权独立成编，那就意味着民法总则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适用于人格权和身份权，因而与亲属法上的内容有冲突。

我看是没有问题的。

把“人”这一编作为权利主体规定，分为“人”和人格权，是很好的做法。

柬埔寨民法典就是把人格作为人的第一章，第二章规定自然人。

第二，侵权行为法作为侵权责任法在民法典中单独规定而与债法相分离，也是一个好方法。

民法典是面向未来的，保障人的安全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安排民法典，就是重视人的存在。

存在的问题是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放在什么地方，我的想法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编。

第三，是否应将债权的总则编独立值得考虑。

债务的履行、债务的承担，都是债权人的权利，还有清算，如果都放在契约中就不好了。

在各种制度中，契约和不法行为是债的发生的两大原因，契约产生债权债务，在不法行为中产生债权债务，最好是放在一起来讨论。

在债权总则中加以规定，会更明白一点，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也会减少债编的条文。

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尝试，值得重视。

北川善太郎：中国民法典的编撰，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我要讲的是21世纪的民法典究竟应当有哪些特点。

近代民法典的诞生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只要中国民法典宣布为市场经济的民法典，就应当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

即使都是市场经济的法律，也存有差别。

民法典是以非国有财产的私有财产作为调整对象的法律，国有财产是一个公法上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民法典草案规定了国家所有权，这种做法是值得研究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私人财产所有权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也是民法典的基本内容，因此，与社会主义体制完全不同。

社会主义民法典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民法典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不是对中国的民法典进行价值判断，我想讲的仅仅是，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这一背景是一样的，市场经济基础的变化应当在民法典中反映出来。

在当代，作为民法典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变化，21世纪的民法典绝不能轻视。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国际性与国家主权的问题变化，出现了很多的新的问题，民法典的编撰也一定要注意市场经济国际化与国家主权的基本问题。

市场经济变化的影响带来了民法典的多样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法典。

由于民法的多样性，若再僵守于潘德克吞体系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尽管潘德克吞体系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但是制订21世纪的民法典还是要有具体的人性，要有新的民法问题纳入民法的体系。

理想中的民法典形态是怎样的呢？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将基本的概念整合到民法总则当中，在民法总则以外制订个别的法，包括所有权法、人格权法、债权法等，形成自己的体系。

还要谈一下与民法典相关的两个问题：第一，基因与细胞的问题。

这是民法典中的一个新的问题，为他人提供基因和细胞，日本对此规定了管理制度。

但是，这种生物体在法律上的地位却是很不明确的，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既不是物，也不是人，而是一个状态，但是也不能放在民法典的调整对象之外。

这种微生物体与隐私权侵权行为相关，这是产生在市场经济框架以外的问题，但也是制订民法典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第二，信息的知识产权问题。

在民法典中对信息权利的保护还没有确立起来，但在现实中，信息情报有各种表现方法，已经进入了民法的世界，具有相当的价值，会产生类似著作权、商标权的问题。

因此，21世纪的民法典应当给予信息知识产权以一席之地，规定信息的知识产权问题。

王胜明主任：就去年一年的民法典编撰问题，说明三层意思：第一，法工委启动的民法典编撰，究竟在什么时候进行为好，对此，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认为现在条件基本具备，应当积极进行；第二种意见是认为目前起草民法典条件还不具备，应当缓行；第三种意见是认为不搞形式上的民法典为好，而是搞民法单行法，成熟一个制订一个。

这三种意见各有所长，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影响较大。

经过一年的工作，成果是于去年12月将中国民法典草案提请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初次审议。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九编，累积起来是1209条。

这个民法草案，对前一阶段争论的问题，作了一个回答，与别的国家民法典相比，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第二，对如何编撰民法典，体例怎样安排，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格权应否独立成编。

有的赞成，有的坚决反对，支持的、反对的都有一定的理由。

下一步的工作，应当是反对的人针对赞成的理由进行回答，摆事实讲理由，下功夫，才能够把讨论引向深入。

比方，反对的意见主张人格权与人身不可分离，只能规定在主体制度当中，因此就应当规定在民法总则的主体制度当中。

而坚持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理由是，人格权和人格是两个问题，可以分别规定，人格劝和财产权是两个最大的权利体系，人格权不独立，就不能与之相对应。

人格权法独立好，还是不独立好，还是要讨论。

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规定债法总则。

现在的草案把合同和侵权独立成编，但是没有把债法总则独立成编，有的学者就认为不搞债法总则就不要搞民法典。

现在大家对基本的概念和内容没有争议，争论是在债法总则是不是要独立成编，合同和侵权之上，是不是要有一个债的总则。

如果规定了债法总则，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合同法一般规定的关系。

搞了债法总则，合同总则还要不要了？合同总则规定什么？如果不设债法总则，合同法和侵权法都独立成编，那么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放在什么地方？有一个逻辑性的问题，也有一个方便适用的问题。

另外，债的划分、债的发生原因，除了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和侵权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在多大程度上适用，究竟有没有必要在法律上对其进行规定，债法总则的规定如果主要针对的是合同，其他的内容虽然还有但是不多的话，不搞债法总则是不是也可以？因为债法总则覆盖面宽，是有优点的，如果主要是用于合同的，放在合同中规定，适用就更为方便，不搞债法总则是不是也是一种模式？第三个问题是有关知识产权的问题是不是在民法典中规定，暂不回答。

第四个问题是国际私法的问题要不要在民法典中规定。

已经规定了，就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作为草案的第九编。

第三，就是想告诉大家，民法草案仅仅是草案，全国人大最终通过的民法，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可能变化会比较大，不仅是草案各编的具体内容可能有增加、有删改，草案的体例，包括各编的编名，也可能有改动，这就需要各位在座的、不在座的专家学者，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提出好的意见，我们会认真听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