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合同诈骗案辩护意见书
铜陵市狮子山区人民检察院：
为犯罪嫌疑人X涉嫌合同诈骗一案，我受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接受X之妻N的委托，并征得X本人的同意，担任X的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依法履行辩护职责。
本辩护人查阅了侦查机关移送的本案材料，会见了在押犯罪嫌疑人X。本辩护人认为：铜陵市狮子山区公安分局狮公刑诉字[2014]036号《起诉意见书》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两个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误，指控X涉嫌合同诈骗罪依法不能成立。
一、《起诉意见书》认定事实错误
2013年8月7日，W为了收购安庆D矿业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名下的安徽省宿松县铜铃寨多金属详查、探矿权（以下简称“铜铃寨探矿权”），通过银行汇款支付X1500万元（人民币，下同）。2014年3月，X与安徽J矿业集团（W）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探矿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本案合同”），合同交易标的为股权与探矿权，受让方J 集团并W通过收购X持有的铜陵Q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Q公司”）全部股权，以期实现对D公司控股，继而获取D 公司名下的铜铃寨探矿权。合同约定全部收购价款为2100万元，W已付的1500万元锁定为收购定金，从而确立双方履行合同的担保方式。为了将W支付定金时间与双方签约时间达成一致，故合同双方将签约时间落款为2013年8月。
《起诉意见书》对上述事实认定为X实施了采取合同形式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侵占W的财产，构成了合同诈骗罪。概括起来，《起诉意见书》认定X实施了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基本上是基于三个错误定位，即：1、本案合同交易标的是通过受让股权方式实现收购探矿权目的，《起诉意见书》却定位于采矿权交易；2、本案合同交易系多金属探矿权转让，《起诉意见书》却定位于一个矿种黄金（虽然《起诉意见书》没有明确黄金作为交易诈骗的唯一矿种，但其运用的证据几乎全部以黄金为例）；3、本案合同交易标的系探矿权，没有也不可能约定确认探矿权项下的矿种、品位、储量、开采商业价值等，而《起诉意见书》却将探矿权尚未探明就自行确认没有“开采价值”。正因为《起诉意见书》定位错误，所以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1、本案合同交易的是铜铃寨多金属详查、探矿权，绝非采矿权。《起诉意见书》采信的安徽省黄金局1998年黄金矿产准采证、安庆市地矿局1998年重新申请采矿证、安徽省国土资源厅2002年采矿许可证等，与十几年后的本案合同交易标的探矿权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不具有证据的关联性。
2、《起诉意见书》运用矿山开采许可证、资源税证明、2007年申请探矿权的相关书证，认定“可证实该矿山被开采过”
，从而认定X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但是事实相反，正因为该探矿区域范围内，自90年代末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陆续进行了定点式而不是矿脉式、鸡窝型而不是片状型、少量而不是大规模的黄金开采，表明该区域范围进一步扩大范围探矿的必要性，所以才有了十几年后安徽省国土厅2013年8月颁发的D公司名下探矿权证，具名探矿内容为多金属矿（并非黄金单一矿种）详查；探矿范围扩大至1.20平方公里；勘查单位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11地质队等。因此，《起诉意见书》只能自该探矿权证颁发后顺延分析本案事实性质，不应自该探矿权证颁发之前逆向认定事实。
《起诉意见书》通过采信上列证据认为“可证实该矿山被开采过”，据此认定X涉嫌合同诈骗，显然是错误的。本案合同并没有转让方X承诺该矿山没有被开采过，W也没有将其作为收购条件。W出资收购的就是上述探矿权，仅此而已。《起诉意见书》凭什么认定该矿山只要被开采过X的转让行为就构成犯罪？因此，将是否被开采过作为指控X的合同行为涉嫌犯罪的构成条件，完全是荒唐的。
3、《起诉意见书》认定X隐瞒了该矿山被开采过导致无开采价值，全部是根据过去进行过黄金开采的历史事实。但是，本案合同交易的是多金属探矿权，并没有锁定黄金为唯一矿种，交易双方更没有通过合同之外的其他形式，确立黄金为双方唯一的交易品种。《起诉意见书》罗列该矿山已进行过黄金开采，比较得出没有开采价值的结论。那么，尚未形成自探矿权证项下的进一步持续探矿活动，更没有形成最终探矿结论，《起诉意见书》又凭什么得出没有开采价值的结论？难道侦查机关为查明案件事实，组织了专业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调动了探矿机械设备进行了系列探矿活动，查明了该探矿区域范围内没有开采价值吗？
本辩护人据了解，铜陵市铜矿最早开采时间距今约3000年之久，并且在同一矿山内，持续数千年仍然开采至今。因此，根据已被开采过即得出没有开采价值的结论，不是科学、客观的态度，而是主观随意性的自由心证方法。
4、《起诉意见书》认定X隐瞒矿山被开采过的事实要求311地质队做出降低工业品位的普查材料，与事实不符。《起诉意见书》作出此节事实认定，无非是采取将2013年1月《普查报告》（以下简称“13年地质报告”）与1990年7月《地质普查报告》（以下简称“90年报告”
）进行比较。事实上，13年报告并不是经过新的地质勘探后根据探明的地质数据提出新的勘探结论，而是对90年报告提出的地质勘探数据进行专业技术分析。两个报告专指黄金矿种而言（并非本案合同交易的多金属探矿），90年报告结论按黄金品位每吨含量9.96克、储量305公斤、当时市场价每克40余元；13年报告将90年报告提出的勘探数据黄金品位每吨含量降至2.86克、储量增至653.4公斤、2012年黄金市场价每克340元，黄金交易价格增长近9倍。并且，90年报告22年后的2013年，由于采用新的选矿工艺，故矿石加工成本大幅下降。据此可见，矿产品位含量与矿产储量具有相对性，品位偏高储量则降，品位偏低储量则升。13年报告绝非主观杜撰的数据结论，而是根据黄金市场价格数倍增长、加工成本却大幅下降的情况，为了扩大矿产资源经济价值，防止矿产资源形成巨大浪费，针对90年报告勘探数据进行科学、专业技术分析得出新的结论，并无不妥。仅就黄金作为单一的矿产品种而言，本案合同交易的探矿权就具有相当的开采价值，何况，合同交易的探矿权并不限于单一的黄金矿种，而是多金属探矿综合品种。而《起诉意见书》却背离科学、客观的态度，断然认定“没有开采价值”，从而认定X涉嫌犯罪，缺乏事实根据。
5、《起诉意见书》运用311地质队2009年、2011年地质工作简报等书证，认定“可证实该矿山经探矿工作未发现有价值矿体”。恰恰相反，这两份简报均表述找矿工作已初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