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制度影响分析一、大学教师角色模式大学教师角色选择是大学教师对社会期望和变化做出回应的结果。

伯顿•克拉克的国家、市场和专业权利三角协调结构理论解释了大学和社会的关系。

越来越走入社会中心的高等教育在政府、市场和学术权力间博弈，反映在大学内部管理上呈现出分别选择偏向政府的政治式模型、偏向市场权力的创业/市场模型以及固守传统的学术型模型。

［2］但是，不管是何种管理模式，外部质量管理制度的变化和调整都干涉了“学术自由”。

［3］对大学教师而言，以知识制度为支撑的“学术自由”是大学教师塑造自身形象和角色发展的基础。

而现在外部质量管理制度的发展已经挑战传统学术自由，继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大学教师的角色行为模式。

内在知识制度与外在管理制度的矛盾，共同构成了大学教师形塑自身角色行为的张力。

［4］当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开始介入并越来越多地影响高等教育制度本身时，在大学与市场、政府权力博弈时，大学内部核心主体教师角色选择出现了分化。

一方面，基于质量管理制度变迁，教师面对院校外部政府、市场和学术权力博弈，面对院校内部学术、行政和学生三角权力斗争做出最符合个人专业发展的选择;另一方面，这样的分化使得院校内质量管理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从实践来看，影响教师角色选择的因素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要求大学教师的发展要符合外部质量保障机构的官方标准;二是市场从问责和绩效层面衡量大学教师发展;三是大学自治和探求知识的传统要求大学教师保持学术唯上、知识唯上的专业学者身份。

英国学者德兰迪(Delanty)在大学管理模式和三角关系基础上，对目前西方教师发展模式做出三种描述:“教师和研究者、管理者、企业家。

”［5］所以，我们认为，在内部知识制度和外部管理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大学教师社会角色出现了行政管理代言的“管理者型”、接受市场运作规则的“企业家型”和坚守学术自由的“传统型”三种模式。

(一)“管理者型”教师角色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约翰•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都昭示着教育和政治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念强调的信息公开化严重挑战了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内原有的管理理念。

外部质量管理的制度化使院校内部教师“代政府立言”成为可能。

而从院校内部来看，不论是院系的管理者还是大学层面分管教学和科研的副校长，都在其单纯的学者身份外被赋予了管理者的身份。

兼有行政权力的他们逐渐通过一系列的管理技术和要求来发布指令，这样既可以绕开全职教师对课程和教学的影响和要求，又能够创造一种他们可以驾驭和控制的教学计划。

于是，“管理型”大学教师角色因应高等教育质量管理需要而生。

“代政府立言”成为“管理者型”教师的特征。

(二)“企业家型”教师角色今天的知识分子可以在大学内发挥作用，可能因任教于大学而受益，但他们不能再等同于大学。

［6］因为他们中的部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者，而可能演变为知识资本化的践行者。

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府和社会对高校的问责制超越了学术权力成为应对激烈竞争性市场挑战的主要动力源，从而推动院校从强调学术责任转向强调经济效益。

现代大学教师已经越来越无法忽视市场顾客对知识和学术生产提出的效率和效益要求(即质量管理的市场诉求)，而且开始自觉地遵守对市场问责的制度规范。

市场权力机制作用下的知识和质量文化制度对大学教师的知识生产和发展模式产生了直接影响，部分教师身份开始从“知识创造者”变成“知识生产和兜售者”，“满足市场需要”和“利益最大化”意识成为“企业家型”教师的特征。

(三)“传统型”教师角色从大学起源来看，不论是被称为“教师型的大学”的巴黎大学还是被称为“学生型的大学”的波隆那大学，他们都是学者的共同体。

“大学是教师与学生的联合体，是学术共同体，大学的一切是为了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一切的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教师与学生的一切，大学制度必须体现这一点，大学的所有具体制度必须服务于这一点。

”［7］所以，对大学教师而言，他们首先是学者，是知识的研究者和探求者;其次才是知识的传授者。

他们是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两大任务于一身的知识分子群体。

虽然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制度变迁对教师发展有着很大的冲击，并已经在教师传统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中分化出“管理者”和“企业家”的两种新兴角色，但大学教师的“传统研究者和传授者”身份是不容改变的。

二、S大学教师角色选择的个案分析也许有人会质疑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管理者型”、“企业家型”和“传统型”的教师角色，是否与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制度相关?是否由质量管理变化单一因素所引致?乔治•米德的理论强调角色是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

角色的选择和转变并不是随意的，一定有其社会和文化背景。

本研究认为大学质量管理作为现今高等教育领域内绝对强势的文化形态无疑是促使教师角色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研究在S大学的调研访谈也充分说明:大学内部质量结构的调整和变化深刻影响了大学教师的角色选择。

(一)背景介绍S大学是20世纪50年代获得英国皇家宪章批准的英国某城市大学，是英国罗素大学集团［8］的代表，是英国研究集中型大学［9］之一，在泰晤士报的排名中居前20位。

目前，该大学有21000名学生，其中77%是本科生，14%是应用硕士，9%是科研硕士。

84%的学生是全日制。

大学目前由3个学部统领全校20个学院，每个学部都有自己的研究生院。

因应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改革的大潮，S大学改革内部质量管理结构，形成了以教师为核心，学院为主要质量评估机构，学部为质量监控机构，院校着重推进质量战略改进的阶梯式分层管理的院校内部质量管理模式。

本研究对S大学不同类型的大学教师分别作了深入访谈。

访谈结果发现:受访教师参与质量管理的身份和作用不同，其对质量管理理念的认识也不同。

(二)S大学教师社会角色选择1．“管理是必要的”A1是S大学中某学部的质量管理主管，他说:S大学内部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质量管理模式还是相当有必要的，至少在我看来，这样的质量管理模式要感谢QAA(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的学科评估。

我知道很多教师和学者对QAA的24分制学科评估不满，认为这个评估限制了学术自由，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学科评估在院校质量管理制度化和规范化上的贡献。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你看我们现在网页上有及时更新的质量报告，大学也成立了专门的质量改进和发展战略规划单位，各个学部和学院都有专门负责质量管理的主管;落实到课程，教师要对本课程的质量负责，而学生也将对教师教学过程进行评价。

这样我们的教学质量已经形成了从上到下的管理模式和从下到上的制度化保障机制，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或者说应该归功于外部质量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规范。

现在我们看到QAA的质量管理开始强调改进和强化，这种模式的出现我认为也不是偶然的。

这样的模式是院校内部质量管理制度规范化后的反映，QAA不再需要通过强制性的评估方式来规范院校的质量，因为我们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质量管理制度……［10］A1是S大学中以教学为主的教师，并有充分的时间参与学校的行政管理。

目前，A1的教师角色已经从传统单一的教学转向教学和管理并重的双重身份。

作为管理者，他用质量管理者的视野来强调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强调内部质量管理模式与外部质量管理规则的契合。

作为教师，教学任务使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如何更好和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这样A1在参与质量管理的过程中能够更多地从学生需要角度出发，更能够了解学生需求并满足学生需要。

在他看来，制度化的外部质量管理帮助院校形成从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轨质量保障机制，所以“管理是必要的”。

2．“效益是最重要的”A2是S大学教授兼任某应用学科中心主管。

他说:质量等于效率，效率的衡量很简单，包括我们可以获得多少学生、获得多少经费以及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后可以获得多大的收益，这些都是衡量质量高低最直接的要素。

作为我个人，除了负责这个中心的科研教学外，还必须承担起中心发展的重任，这个中心发展的经费来源是需要通过拓展项目获得的，比如应市场需要开设部分短期课程，应企业要求开展企业需要的科研活动。

这些既可以为我们中心的发展带来经费，又可以推动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要说QAA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变化或者影响，我个人认为QAA让信息公开透明，让我们对市场、社会和学生的需求有更多的关注，市场需要成为衡量质量的重要指标。

越来越多的学生意见和雇主意见被接纳和吸收到课程改革中来，课程设置不再是单纯地根据专家学者的意见，还需要考虑市场需求。

你看现在英国大学有那么多种类的应用型硕士专业，这就是市场需要的反映……［11］A2是大学管理学系的教授，但同时也是该学科中心的主任。

角色的多元化决定了他对高等教育质量理解的多样化。

作为中心主管，他需要提高教学科研质量来吸引更多的财政支持。

但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财政紧缩政策下，他选择通过契合市场需要的方式来发展中心的教学和科研。

作为管理学科的教授，他对市场竞争的接受力比其他学科教授更强。

在他看来，外部质量管理方式的介入并无太多好坏之分，反而是市场力量的介入使得大学知识的可用之处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外部质量管理方式的介入让效率和效益以及信息透明化公开化的理念在封闭的高等教育领域内得到拓展。

所以他强调“效益是最重要的”。

3．“我们正常的学术自由被影响了”A3是S大学副教授，是一位国际教师，他说:我当时选择来英国大学工作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厚重的科研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英国大学自由的学术氛围。

但近十年来，自从有了外部的科研评估制度和质量保障制度，我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我们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准备评估材料，虽然目前我们已经有专门的内部质量强化机构，而且每个学院也都有质量主管在负责这样的事情，但是质量本身还是要通过教师来实现。

我们的课程申报、课程设计以及课堂教学都必须符合质量管理的程序。

如果你去质量管理主管那里他一定会很自豪地给你呈现相当壮观的质量数据(qualityevidence)，但是你知道这些数据是我们花费两倍时间记录的……也许我们可以说，质量保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英国的就业岗位，因为这么庞大的工程还是需要有专人来负责完成，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成倍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

这样的质量保障模式看似在保障和促进教学科研质量的提高，但实际上是否如此却不得而知。

至少对我而言，我感受最多的不是教学或者科研质量的提高而是学术自由的被侵蚀……［12］A3是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下国际化教师的代表，为学术自由来到英国大学求职，但却又受困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制度。

他必须面对质量保障所要求的种种规则，必须提供质量保障程序所需要种种数据。

在他看来，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需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来整理证明教学质量的数据，以保证质量反馈机制的完整性，而这些行为挤占了原本属于教学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