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家思想法律化进程
黄昉轶涵
法学0903班200917330307
内容提要：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舞台上百家争鸣。

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后世影响巨大。

经历了秦朝的没落，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而儒家思想中的以礼治，仁政为核心的内容，也被统治阶级和众思想家政治家利用，引入到了法制建设中。

本文将简述从汉朝的《春秋决狱》到大唐的《唐律疏议》，儒家思想在其间起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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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思想概述
西周时期，周天子逐渐掌控不了各诸侯国的势力，开始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

经济上井田制的出现，加剧了奴隶制统治的瓦解。

思想学术上，各国的思想家们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儒家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

孔子面对周王朝的礼乐制度的崩溃，提出“礼治，仁政”的思想主张，希望恢复周礼。

“导之以礼，齐之以刑”。

1同时强调人性本善。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2
但是，在当时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子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

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商鞅变法后，秦国强大起来。

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

自然而然的，法家思想成为当时的主流。

同时，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举使儒家思想遭到了灭顶之灾。

二．法律儒家化过程
汉朝初年，统治者采用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汉武帝时期，董仲舒首先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一举将儒家思想又推上了政治舞台。

同时，也开始了重要的封建法律儒家化进程。

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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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也是儒家思想对封建法律不断影响的过程。

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论语》
（一）两汉时期
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端。

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提起。

“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大放异彩。

主要表现是“经义决狱”和“引经注律”，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入法律中。

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之思想，主张教育的作用，减少了“肉刑”，便是受孔子的“仁政，德治”的影响。

刑法原则上实行“上请”制度，赋予贵族官僚法定的特权，也是儒家思想中“尊尊”原则的要求，也是“刑不上大夫”原则的体现。

孔子曾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概念，董仲舒在肯定了该概念的合法性后，便提出“亲亲得相首匿”成为汉朝中定罪量刑的原则。

除此之外，董仲舒还吸取了“三纲五常”等思想，发展和完善汉朝的法律制度，推定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春秋》决狱是当时儒家思想引入法律的典型代表。

它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无法律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其要旨是，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动机，并以其动机有无恶意做为定罪量刑的首要条件，而首犯、从犯、已遂、未遂只是次要条件。

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论其轻”。

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又说：“循三纲之纪，通八端之理，乃可谓善。

”可见汉代在司法断案在无律可引时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夺。

4《春秋》决狱开启了立法合一的先河。

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

推定着封建法制的不断
发展。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期是法律儒家化进程的深入阶段。

儒家思想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

儒家思想全面渗透到法律内容中，使法典的体例、形式、刑名上都有新的发展。

《曹魏律》中，以“刑名”列于篇首，将《具律》改编为《刑名》；《晋律》将律令分离，用儒家经典释义；南北朝时期又出现“格”“式”；《北齐律》将《刑名》、《法例》合为《名例》篇，置于律首，创立了12篇法典体例。

八议”制度为《曹魏律》首创，是中国封建法律形成的维护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在诉讼中的法律特权的制度。

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

西晋统治者规定了“官当”制度。

晋律规定免官可当三岁刑。

南朝《陈律》正式将“官当”入律，并创立了区分公罪与私罪的官当制度，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

”
《晋律》首开以服制论罪的先例，明确提出“峻礼教之防。

准五服以制罪”的法律原则。

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来规定亲属的范围、等级，亦即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的制度，称为“服制”。

所谓“五服”就是将服制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度级。

亲属相犯是以服制的轻重来确定罪与非罪，或刑罪的轻重。

服制愈近：以尊犯卑。

处置愈轻；以卑犯尊。

上述这些法律原则皆是儒家“尊尊亲亲”原则引申而来。

“后人生意各为章句。

叔孙宣、郭全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

凡断罪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

”规模之大，令人匪夷所思，诸儒引经注律的热情可见一斑。

汉儒极力将儒家学说的精义贯注到法律的每一条，每一字上，力图改法家之律为儒家之律。

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使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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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隋唐时期
“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

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集之，辗转嬗蜕，经由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宗。

”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这个时期是法律儒家化进程的完成阶段，也是成熟阶段。

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完整的体现在《唐律疏议》中。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礼刑并用的法律观，即“道之以致，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逆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助格。

”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唐朝在立法上又形成了宽简、稳定、划一的原则，并且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成为法律的灵魂，立法中以“德礼”为本，以“君臣、父子、夫妻”的儒家礼教的社会统治、家族俗理和道德伦理做为指导思想。

《唐律》还将“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等封建伦理道德奉为信条，贯彻于法律中。

依照儒家的仁政思想做为指导，在刑罚方面体现出唐律的“用刑
持平”和在律条上更追求简约的精神。

唐律在封建法典中被公认是“得古今之平”的经世之典，而死刑条文只有111条，在封建法中较之前任何一代都少，较明、清也简要，而即使是死刑，也为须三覆奏甚至五覆奏，皆因唐皇深明死者不可复生的道理，而其它刑罚也有严格规定，如流刑、徒刑均有最高刑期，不得无期服刑；而死刑只有纹、斩、而较其它任何封建王朝更为人道，而量刑幅度也比秦、汉、隋、明、清各律相对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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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律方面，如“十恶”、“八议”、“五服”、“同居相隐”等都是围绕违反“三纲”、“五常”准则的犯罪。

《荀子·王制》中“故先王明礼义以一之，……若是故奸邪不作，盗贱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在此指导思想下，立法唐律则实行了“一准乎礼”的原则，即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依据。

更以“三纲”之意按顺序，轻重制定了定罪量刑之标准。

如“十恶”之次序和量刑轻重便明显体现了“三纲”中轻重次序的精神体现，首先是维护君臣之纲的君权统治的犯罪，并予以最重的刑罚，其次告维护“父子之纲”的律例，现再次便是维护“夫妻之纲”的条文。

而在亲属关系的长幼尊卑，亲疏远近也左右其定罪量刑的标准。

可见礼学不仅成为其立法依据，更成为其定罪量刑的标准，除此以外还以礼注律。

7《唐律疏议》共有12篇，其特点就是儒家思想的深刻渗入，逐字逐句的翻译。

其是中华法系的优秀代表作，更是世界封建法典的代表作。

6《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整体影响
总体而言，儒家思想的仁政，德治，礼治，爱人等主张，经过各朝各代思想家的发展和扩充，已经渗透到法律的各个领域。

封建法制中的角角落落都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