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罗夫永柯娟丽（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7 )【摘要】: 建国以来，我国发生了四次绩效迥异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释放出了巨大的政策效应。

然而，按照当时综合环境所设计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综合形势的变化，表现出了一定的不足和缺陷。

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回顾，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力和原因，为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提供思路。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渐进式改革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n our rural land system varianceLuo fu yong(Xinjiang university,Urumchi,Xinjiang 8300047,China)Abstract：It has occurred four rural land system variances which had different effect from 1949 。

We executed new rural land system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 of land from 1978。

At first，the new system have released huge policy power。

As devis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at time，the system expressed some limitation and defects。

From review of the four rural land system variances,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reason and the impet us of our rural land system variance in method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offers some ideas for farther development of rural land system variance。

Keywords: rural land system；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ystem variance ； gradual innovation 建国以来，我国发生了四次绩效迥异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50年代初，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农民私有制；1953—1957年，在保留农民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农业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1958—1978年，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1979年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地集体所有，由农户家庭经营。

四次土地制度的改革和调整，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

我国当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释放出了巨大的政策效应。

然而，按照当时综合环境所设计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综合形势的变化，表现出了一定的不足和缺陷。

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历次变迁的回顾，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力和原因，为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思路。

一、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基本概念1、制度的内涵作为一种协调社会关系的规则，制度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

学者对制度的定义和分类很多，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这是制度的宏观含义，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制度”。

另一种含义是指“要求成员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则”，简言之，制度是一种规则，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制度”概念的，即“制度”是指“众所周知的约束人们的各种规则”。

[1]新制度经济学“制度”概念包含三方面基本含义：一是制度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任何制度都只适用于特定共同体内，离开了这个共同体，制度就失去了约束力；二是制度是众所周知的。

制度是公开的、透明的，为共同体成员所共知；三是制度具有约束力。

这是制度的强制性，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守，违反制度必须受到惩罚。

2、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化与交易过程。

制度变迁受到来自制度变迁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的各种变量和因素的约束。

从主体方面讲，参与制度创新的行为主体包括个人、自愿性团体和政府这三个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基本单位，他们参与制度创新的根本动机是获取外部的潜在利润。

如果不存在改变制度安排会带来更多收益的可能性，或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低于预期成本，制度创新便不会发生。

新制度经济学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变迁的实证模型，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

前者指对现行制度做出变更、替代或创造新的制度安排时，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后者是由政府行政命令和法律强制推行和实施的制度变迁。

3、制度变迁成本与收益比较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要获得制度变迁的收益，必然要付出制度变迁的成本。

制度变迁成本就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所支付的各种成本，主要有：设计新制度的成本；预期的制度实施成本；预期的摩擦成本，即清除旧制度的成本，清除新旧制度之间摩擦和减少变革过程中的阻力所需成本；随机成本，即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可预料的不确定因素，同时作为“公共物品”的制度及创新本身就包含“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

制度变迁收益是指制度变迁给制度内部成员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的总和。

制度变迁成本常成为制度变迁的阻碍因素，一般而言，只有制度变迁的预期总收益大于制度变迁的预期总成本，即存在一个净收益（表现为社会福利增加）时，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发生。

二、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及制度经济学解释1、农村土地农民私人所有，农民个体经营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土地改革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但在广大解放区内，仍约有2.64亿农民仍未进行土地改革。

实现这些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遗留任务之一，也是为促进农业生产，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的必要条件之一。

为此，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以推动土地改革运动。

通过土改，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村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这阶段农地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于农民，农民既是土地的所有者，又是土地的自主经营者；土地产权可以自由流动，允许买卖、出租、典当、赠予等交易行为；国家通过土地登记、发证、征收契税等对土地进行管理。

从制度供给角度而言，农村土地农民私人所有、农民个体经营的土地制度改变了土地改革前制度非均衡状态，符合了当时的制度环境，明确了产权边界，土改极大地解放了长期被封建制度束缚的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稳定当时农村秩序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1949年相比，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增长42.8%，棉花增长193.7%，农业总产值增长41.4%，农民的购买力提高了一倍。

[2]2、农村土地农民私人所有，农民合作经营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最大力量发展农业生产以支援国家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国家决定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

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大办农业合作社的热潮。

互助组是建立在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其他生产资料私有基础之上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它是为了弥补个体农户单干的不足而采取的一定程度的劳动联合，所以它并没有改变原先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它的特点是农户在劳动上进行互助合作，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则保持独立，农产品的分配也保持独立。

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做法是：在允许社员有小块自留土地的情况下，社员的土地必须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合作社按照社员入社土地的数量和质量，获得土地收益。

初级农业合作化还是承认土地归农民个人私有，只是使用权由个人使用变为集体共同使用。

为了克服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国家提倡发展互助合作，是适应当时国家经济形势发展需要的必然选择。

尽管曾出现过一些急躁冒进的做法，但总的说来，其发展还是健康的。

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克服了以自有土地、自我经营为主要特征的个体小农经济所不可避免的缺陷。

其制度创新表现出了显著的优势。

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保留与土地使用权的转移，符合了当时的农村生产力水平，渐进式改革没有触动农民的所有权，相对于个体经营和互助组而言，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潜力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使弱小的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增进利益，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大发展，体现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应该说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成功的一页。

[3]3、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经营从1956年初开始，初级社没来得及巩固，高级社就在全国就进入了大发展阶段。

高级农业合作化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使土地由农民所有转变为农业合作社集体所有。

这是农村土地所有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标志着对农民土地私有制改造的成功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但是农业合作化的改造过程中存在着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倾向，突出表现在初级农业合作社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全部过渡到了高级农业合作社，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当时中国面临的迫切问题。

“赶超英美”、“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占据了人们的头脑，经济建设中“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于是促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人民公社化的途径是在高级合作社基础上小社并大社。

至1958年11月初，全国共有人民公社26572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9.1%。

[4]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原属于各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和社员的自留地、坟地、宅基地等一切土地，连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一切公共财产都无偿收归公社所有。

人民公社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

农村土地仍然属于集体所有，由集体统一经营，公有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完全掌握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手中，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来控制和管理土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土地上的任何权利都不能转移、出租。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创新，理论和实践上必然导致产权是残缺的，必然导致劳动监督成本过高和劳动激励过低问题，超越了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