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网络骗取卖家财产，构成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
【基本案情】
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间，被告人郭某假借在某某网上购买二手车，诱骗有意出卖车辆的被害人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及在未收到购车款的情况下出具收条，郭再向公安机关谎称已付款，借机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车辆。2011年3月25日，被告人郭某使用上述手段骗得被害人路某的牌号为苏S76xx东南牌轿车一辆。经鉴定，被骗车辆价值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7466元。2012年3月27日，郭某使用上述手段诱骗被害人李某为牌号为沪A7xxx8的奥迪牌轿车办理过户手续，并让李出具内容为“今收到郭某车款伍拾万元整”的收条。在双方报警后，车辆由李某开至公安机关，并被扣押。经鉴定，被骗车辆价值551232元。同月29日，郭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分歧意见】
在审理过程中，对本案郭某的行为定性存在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郭某以谎称付款方式诱骗他人将车辆过户，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郭某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律师评析】
深圳知名刑辩律师马成更赞同后一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关系
合同诈骗罪是自1997年刑法修订后从诈骗罪分离出来的罪名，两罪的构成要件有重合之处，区别亦较为显著。详言之，第一，从行为方式分析，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主要在于行为人在实施诈骗时利用了合同形式。行为人利用合同诱骗对方率先履行交付财物等合同义务，以实现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二，从侵害法益分析，诈骗罪属于财产犯罪，主要侵犯了个体公民的财产权；而合同诈骗罪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犯罪，不仅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同时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第三，从行为发生领域分析，诈骗罪行一般发生在社会生活领域，而合同诈骗罪行多发生在经济活动之中。在公开市场上，行为人往往假意签订或者履行合同，借机诱骗对方当事人率先履行合同和交付标的物。而在日常生活中，行为人则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
二、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关系认定
辨别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关键环节是合同。对合同的理解主要涉及以下两个争议问题：
1、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类型如何界定?
第一种意见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经济合同。第二种意见则认为，经济合同不是法定合同类型，且概念模糊，不必将本罪的合同限定为经济合同。马成律师赞成第一种意见。主要理由是：一是从法理角度分析，合同必须存在于合同诈骗罪所保护的法益范围内，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活动和规则秩序。而在商品经济时代，经济活动大多通过合同制度来运营，故对合同诈骗行为治罪旨在保护合同关系和市场秩序，这里的合同理应体现经济关系。二是追溯立法渊源，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最初是指经济合同。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出台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废止)第二条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1997年刑法将上述条文稍作调整并规定了专门的合同诈骗罪。1993年制定的经济合同法第二条规定：经济合同是指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
关系而订立的合同。上述规定的问题在于主体范围过于狭窄。虽然，现今经济合同法已经被废止，但其关于经济合同概念的规定能够为我们对经济关系中合同的界定提供一些参考。马律师认为，在解释合同诈骗罪时，在借鉴经济合同法对经济合同的定义基础上，可以将合同主体适度扩展到平等民事主体。三是从司法实践层面考察，经济合同概念清晰，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对明确的犯罪认定标准。据此，有关身份关系的婚姻、收养、监护合同以及有关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等可以与经济合同较为明确地区分开来。倘若舍弃经济合同的概念，势必导致难以直观地区分不同的合同类型，不利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2、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否包含口头合同等非书面合同形式?
第一种意见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书面合同，将口头合同包括在内的做法违背了法律鼓励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签订规范书面合同的基本精神，并可能导致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难以区分。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合同的订立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外没有明确依据。马律师赞成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是：一是在法理层面，当事人就合同的必备要素达成合意，即属确立合同关系，书面合同签订与否在所不论。关于合同必备要素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参考上述司法解释确立的基本精神，在合同诈骗罪中，当事人就标的和数量等要素达成合意一般就意味着合同关系成立。二是借鉴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书面合同和口头合同都是法定的合同形式，其载体虽有差异但法律属性没有本质区别。刑法也未将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限定为书面合同。三是从司法实践考察，经济活动中存在大量口头合同，利用口头合同实施诈骗的情况亦常见多发。倘若对于此类行为单独以诈骗罪论处，无疑会导致同类行为的差别定罪和量刑失衡。
如前所述，虽然本案的书面合同材料不全，但综合从合同关系、交易环境以及法益侵害等方面分析，应当认定郭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一是郭某与路某、李某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郭某与李某签订二手车交易合同，虽然价款仅为750元，但双方当事人另就交易价格实际约定为52万元。结合书面协议及相关口头约定判断，郭某与李某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郭某与路某之间虽无书面协议，但双方亦就二手车买卖的标的、价款、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等意思表示一致，达成了内容明确的口头合同。郭某利用买卖合同诱骗路某及李某率先履行变更车辆登记、出具收条等约定义务，实施诈骗活动。二是郭某的诈骗行为发生在经济活动之中。某某网内部设立了集中的二手物品交易平台，不特定的交易主体可以自由买卖各类物品，在网络上形成了一个公开市场。路某及李某通过某某网面向不特定的买家出售二手车，而郭某亦随机选择卖家并实施诈骗。三是郭某的诈骗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同时破坏了市场交易秩序。某某网的交易主体多是出售自有物品的普通公民而非职业经营者，主要凭借自身的社会经验直接交换款物。上述市场相对缺乏统一和规范的交易规则，其正常运行更加依赖交易各方的诚实守信。郭某在某某网上利用合同实施诈骗活动，侵犯了二手市场的交易秩序及合同诈骗罪的法益。
综上所述，应认定郭某构成合同诈骗罪，而不是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