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下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研究作者：赵蓓刘金彬代娆来源：《商业会计》2019年第01期【摘要】; 当前，随着绿色金融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也引起了国家和学者的普遍重视。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基础，其完善需要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需要在规范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不断完善我国的市场制度、改善公司治理机制、树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公开意识，激发上市公司的内生动力，引导上市公司主动披露环境信息。

文章从外在压力及内生动力两个维度对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完善提出建议：一是完善环境信息披露立法，制定环境信息披露准则;二是完善市场机制，提供良好的披露环境;三是构建公司绿色治理机制，增加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 环境信息披露;绿色金融;上市公司【中图分类号】; F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812（2019）01-0017-05[1]一、引言2016年6月，原环境保护部和证监会在北京举行了《关于共同开展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两个部门将共同推进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

同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环境信息披露机制与市场监管规则两个方面强化了我国绿色金融政策基础，旨在引导和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低碳产业，抑制污染行业的资本来源[1]。

《意见》明确，绿色金融是指为环保等绿色项目的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绿色金融体系是指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2]。

同时，《意见》明确要求，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发债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2]。

由以上可以看出，《合作协议》与《意见》都对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提出了明确要求，使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在制度层面实现了从理论探索到实践执行的转化，同时也为投资者明确了投资方向。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有利于规范上市公司的经济活动行为，引导上市公司开展绿色经济活动，推动绿色投资、绿色金融等的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不仅是“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更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此外，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更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国际形象。

本文在对四川省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二、四川省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为了解四川省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状况，本文对2015—2016年四川省上市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环境保护报告等报告中环境信息的披露状况进行调查与统计分析。

由于现有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内容较为简单且其披露形式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格式，所以本文并未采取经验研究，而是进行了统计描述，以直观地揭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

（一）披露的总体情况四川省2015年共有101家上市公司，2016年共有110家上市公司。

本文引用2003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上市公司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公司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发[2003]101号），同时参照沈洪涛（2010）的方法对四川省上市公司进行行业分类。

如下页表1所示，从披露数量来看，2015年到2016年四川省上市公司的环境定量信息和环境定性信息的披露比例均呈小幅上升趋势。

从行业分布来看，四川省上市公司中重污染行业的披露情况明显高于非重污染行业。

具体表现为：2015年到2016年，四川省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环境定量信息从63.64%增长到70.21%，环境定性信息从81.82%增长到89.36%;非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环境定量信息从28.07%增长到28.57%，环境定性信息从54.39%增长到58.73%。

由此可以看出，在四川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环境信息中，不管是披露比例还是增长幅度，重污染行业都远高于非重污染行业。

这主要是由于不同行业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不同。

重污染行业属于国家环保部门重点监控、媒体舆论重点关注的行业，在较大的外部压力下，重污染上市公司的披露水平较高，这也说明了外部压力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

从披露内容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主要以定性描述为主，定性信息披露数量明显高于定量信息披露数量。

具体表现为，重污染行业中环境定性信息披露比例两年均在80%以上，定量信息在2016年达到70%以上。

非重污染行业的环境定性信息披露比例在2016达到58.73%，远高于定量信息（28.57%）。

（二）环境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在环境定量信息方面，从表2可以看出，四川省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信息的披露比例2015年到2016年有大幅提升：重污染行业环境绩效信息的披露比例由22.73%增长到46.81%，非重污染行业环境绩效信息的披露比例由3.51%增长到9.52%。

同时，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比例高于环境绩效信息的披露比例，且有小幅增长。

具体表现为：2015年到2016年，重污染行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比例从61.36%增长到65.96%，非重污染行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比例从28.07%增长到28.57%。

综上，整体来说，四川省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比例大于环境绩效信息;分行业来看，重污染行业的环境会计信息与环境绩效信息的披露比例均远高于非重污染行业。

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来看（见表3），重污染行业各环境会计要素的披露比例仍高于非重污染行业。

环境会计各要素的披露比例呈上升趋势，尤其是环境资产与环境成本方面的披露比例提高较多。

环境负债下降了0.04%，主要是由于石化塑胶行业在2016年有新上市公司，而披露环境信息的上市公司并未增加。

在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中，环境成本和环境收入的披露比例较高，这主要是因为环境成本及环境收入较好界定及核算，如排污费、环保费、绿化费、资源税等环境成本项目，而环境收入主要为政府环保补贴。

在环境定性信息披露方面，从下页表4可以看出，重污染行业的披露比例仍高于非重污染行业。

从披露内容来看，四川省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定性信息多集中在环保方针政策、环保措施及环保成果方面。

在这三方面，2016年四川省上市公司总体披露比例高于50%，重污染行业的披露比例高于70%。

而在环保优势及环保风险提示方面，披露比例较低，重污染行业在2016年达到20%以上，非重污染行业2016年环保优势方面的信息披露比例为15.87%，环保风险提示披露比例仅为6.35%。

这说明上市公司更愿披露愿景类声明及成果类的正面信息，而尽量回避容易带来负面影响的信息。

从披露形式来看，在笔者收集数据过程中发现，单独发布环境报告书的仅有4家上市公司，少数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有环境保护章节，多数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都集中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具体来说，关于环保政策与措施等描述性信息大多在“社会责任完成情况”或“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环保情况说明”部分披露，而定量信息则夹杂在应交税费、在建工程、管理费用、递延收益、营业外收入等项目中，没有单独披露。

三、四川省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一）四川省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1.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存在倾向性，且重形式而轻实质。

实质重于形式是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上市公司应对经济业务的实质进行披露，而不是拘泥于形式。

现阶段，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并未披露充分的环境信息，所以投资者并不能根据其披露的内容准确衡量上市公司所承担的环境责任来选择投资对象。

从统计结果来看，重污染上市公司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似乎成果颇丰，然而细究其披露内容则不难发现，虽然环境信息披露比例上升，但其实质性内容仍然欠佳、披露的内容价值不高、定性描述大于定量描述。

大多数上市公司在环境政策、环保措施方面披露内容较多，而大都回避了对环境负面信息的披露。

由于各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各异，且披露位置散乱，大多分散在财务报告各个部分之中，并没有清晰明确地集中披露，报告使用者难以直接获取环境会计相关信息。

由于没有对环境会计要素单独核算，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也缺乏连贯性。

因此，无论是上市公司间的横向比较，还是上市公司历年的纵向比较，其环境会计信息都缺乏可比性。

2.上市公司缺乏自愿披露意愿，环境信息披露行业差异明显。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对于环境信息的披露大多处于被动状态，缺乏主动性，对披露内容选择灵活性大，而且并不关注披露的信息质量高低和内容价值大小。

3.环境信息鉴证业务缺乏，披露内容可靠性不足。

四川省110家上市公司均没有提供环境审计报告，且在财务报告或单独报告中均没有对环境负面信息进行披露。

有31家上市公司披露了“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环保事故发生”，至于“重大”的程度是多大，并没有一个标准。

而没有该项说明的上市公司到底有无环境事故发生我们更无从知晓。

没有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的监督，也没有法律的明确要求，造成了上市公司选择性披露有利于上市公司的信息，这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环境信息披露的可靠性。

（二）原因分析1.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其顶层设计存在缺陷。

近年来，随着新《环保法》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颁布，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初步形成，但在执行与监管中对环境信息的概念并未形成统一明确的框架，因此导致各方对环境信息披露内容的界定存在较大偏差。

此外，虽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已受到国家及相关监管机构的重视，但有关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实施准则并不完善，导致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时缺少行为规范，对披露内容选择权利过大，使其有了规避披露环境负面信息的可能性，进而导致披露的环境信息质量不高、实用性差等问题。

另一方面，现阶段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规范大多是“指引”“指南”类，法律地位偏低，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约束力不足，缺乏强制性规制，上市公司违法成本过低，导致低质量的环境信息的披露。

行业间披露质量差异较大则主要源于行政管理的有效性。

2015年颁布新《环保法》后，各地建立了以“环保督察”为代表的严格的环保监管制度。

在对众多污染性上市公司进行关停或者行政处罚后，由于较大的违法成本和行政监督压力，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大多开始对环境信息进行披露。

而非重污染上市公司由于没有法律规范和行政压力，披露比例较少，尤其在环境定量信息方面披露得很不充分，这也说明了现阶段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动因来自于法律规范和行政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