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分析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出生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逐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推进，人口发展中的一些结构性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给优化人口结构带来的影响日益突出，已引起政府部门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本文从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状、危害、成因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遏制出生性别比升高势头、促进其自然平衡的对策。

一、现状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人口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偏高，并呈持续升高态势，1982、1990和2000年分别为108.47、111.14和116.86，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为118.06。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最高的人口大国，也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生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的国家。

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演变进程来看，1960-1980年代，我国出生性别比围绕106窄幅波动，处于正常值范围；进入1980年代以后，出生性别比总体偏高，且呈现持续升高态势。

三十年来，全国出生性别比共升高了12个百分点。

1、1980年代逐渐上升，省际差异相对较小。

1982年人口普查时，我国有17个省份出生性别比处于正常值范围，13个省份超过107；1990年人口普查时，出生性别比偏高区域扩大，有6个省份处于正常值范围，24个省份超过107。

2、1990年代快速上升，省际差异扩大。

2000年人口普查时，出生性别比升高程度加深，全国只有4个省份处于正常值范围，27个省份超过107，其中11个省份超过120。

3、2000年以来上升趋势减缓，个别省份出现下降迹象，但省际差异进一步扩大。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时，出生性别比上升速度趋缓，但省际差异进一步扩大，全国只有1个省份处于正常值范围，30个省份超过107，其中安徽、江西和陕西三省出生性别比高居130以上，是全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省份。

二、危害出生性别比是衡量男女两性人口是否均衡的重要标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处于偏高和持续升高状态，偏高程度由轻而重，偏高区域由点及面，偏高人群由乡村到城市，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4000万。

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对社会、家庭、民族发展都将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正逐渐成为制约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一）社会危害如果男女比例失衡的局势得不到扭转，再过十几年将有数千万的男性找不到婚配女性，无法在婚龄期建立家庭，心理人格难以全面健康发展，他们缺少最基本的家庭道德和责任意识，容易滋生各种社会犯罪现象，社会不稳定和不和谐风险因素增加。

（二）家庭危害一方面，处于婚龄期的部分大龄男性为建立家庭，只能从下一年龄段女青年中择偶婚配，不仅影响了下一年龄段择偶男女比例的平衡，同时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为“结婚”而“结婚”的因素，夫妻双方缺乏必要的感情基础，婚姻家庭关系中潜存着不牢固的风险。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开放度的加大和人们思想的多元化，外界的诱惑对婚姻家庭生活也是一种考验，剩余的单身男性群体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势必会成为影响他人婚姻家庭生活的风险因素，让婚姻家庭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压力，婚姻道德危机四伏，家庭幸福潜伏巨大隐患。

（三）民族危害曾经有一个著名提问，如果该国一个家庭中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只能一个人上学，你们会让谁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回答是：让男孩上学，女孩打工为男孩挣学费；而多数日本人的回答则是：让女孩上学，因为女孩以后会成长为母亲，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正如印度教育家卡鲁纳兰所说，教育一个男人，受教育的只是一个人；教育一个女人，受教育的是几代人。

由于在家庭教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及其在社会繁衍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女性对于增进家庭幸福、培育下一代健康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是，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所导致的男女比例失衡，却真实地反映了“重男轻女”等传统思想观念依然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女孩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必要的保障，妇女整体素质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民族发展也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成因研究表明，出生性别比是一种很强生物属性倾向特征的自然化指标，具有相对独立、稳定、少受人为之外其他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的特征。

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自然属性之一，国际上一般以每100个活产女婴相对应的男性婴儿人口数来表示，通过在103-107之间变动。

三十年来，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偏离其界定值域，反映了基本人口生产过程中的人口性别结构异常，其背后内含着深刻地观念、经济、社会、科技等因素，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观念因素我国几千年来“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并未从根本上转变，强烈的“男孩偏好”思想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深层原因。

虽然1980年代以前我国出生性别比正常，但这并不表示中国人没有偏好男孩的倾向，只是这种倾向在无节制生育的状态下，通过多生孩子得到了实现。

而1980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执行，人们传统的以“概率求质量”的求男模式被打破，生育的选择空间变狭小，传统的生育观念重新从思想深处浮现，“男孩偏好”者产生了更加强烈地求生男孩思想和动机。

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性别平等政策课题组成员梁军通过对农村调查的第一手数据论证，指出在农村谈到男孩偏好的原因，有两项原因村民认可度最高，即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

1、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

对大多数农村居民而言，仍深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家族思想观念的影响，认为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女孩则是外姓人。

日常生活反映了这一情况，比如在婚嫁上，男娶女嫁是“娶进来”和“嫁出去”，人们对男孩结婚和女孩结婚有着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在身份上，儿子和媳妇及其子女是自家人，女儿和女婿及其子女是亲戚，是外姓人；在心理暗示上，认为男孩是家族延续的希望，如果没有男孩，别人会瞧不起，自我感觉低人一等，导致了偏好男孩的生育意愿难以割舍。

2、养儿防老思想的影响。

受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农村仍然以体力劳动为主，男性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在外出打工的群体中，男性多于女性且其就业机会和收入也多于女性，因此，在农村人们把发家致富的希望都寄托于男性，男性在家庭中仍然发挥着支柱和核心的作用。

同时，农村养老保障刚起步，尚未形成健全完善的体制机制，农村养老仍然依赖于家庭和子女，这就让“养儿防老”成为了群众的现实选择。

（二）社会因素个人和家庭作为社会组成的单元细胞，其行为在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同时，不同时期的社会元素也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并对其产生一定的约束和引导作用。

社会因素是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原因。

1、性别文化偏离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传统的家庭分工及价值判定观，不会顾及或量化女性对于生育和家务劳动的付出及其社会价值体现，对女性价值的不予认同让女性处于社会的边缘化状态。

男性则承担着财产继承、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的权利和义务，被寄予更多的期望，使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高于女性。

这种长期形成的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等传统观念根植于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凝结成为一种社会潜意识，影响着对女性价值的正确认识和对女性能力的客观评价，使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

2、社会地位不高的影响。

尽管现代社会已赋予女性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权利和义务，但人们对女性的期待和评价仍然以传统的家庭角色要求为标准。

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无论是教育、就业还是参政、议政方面，男性都有更大的优势，女性则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在参政、议政、就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机会和处境明显劣于男性。

“男主外、女主内”等对女性角色期待与评价的传统观念，依然阻碍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3、社会舆论缺失的影响。

随着违法生育的严厉查处和社会抚养费的规范征收，多生孩子生男孩的成本大增。

受强烈偏好男孩动机的驱使，有人就使用选择性别生育的手段达到生育男孩的目的，通过孕期检查，如果是男孩就继续妊娠生育，如果是女孩则终止妊娠。

每次妊娠的终止，既是一条小生命的终结，也是一次对女性身心健康的创伤，从深处反映了偏好男孩者对生命的漠视和对女性权益的侵害。

选择性别生育的行为，在普通群众中不仅得不到谴责，某种程度上还认为是一种能力的象征，这样的社会舆论助长了偏好男孩者“不为其耻，反以为能”的心理，阻滞了现代文明的生育观念的传播，不文明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在民间滋生。

（三）技术因素作为具有很强生物属性倾向的自然化指标，出生性别比如果只受到生物因素的影响，不会出现骤然且持久的变化。

我国的出生性别比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呈现持续升高的趋势，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终止妊娠是其直接原因。

1、技术具备——让选择性生育成为可能。

以前人们即使有性别选择意愿，但由于没有医学辅助技术，无法确定腹中胎儿性别，自然不会产生性别选择的念想和行为，只能通过多生来满足偏好男孩的心理，所以出生性别比一直处于自然平衡状态。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胎儿性别鉴定和终止妊娠设备大量配备，检测技术日益成熟，性别鉴定技术的可行和终止妊娠的易于获得为人们选择性生育创造了条件。

经对914名城乡群众进行调查问卷，有648人知道B超可以鉴定胎儿性别，占70.90%；有109人知道羊水检测可以鉴定胎儿性别，占11.93%。

由此可见，B超可以鉴定胎儿性别的医学技术已作为一种常识为群众所普遍了解，某些人选择性生育的意愿成为了可能。

2、市场存在——让选择性生育成为现实。

在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出现初期，我国就明确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1986年、1990年、1993年国家计生委、卫生部先后发文严禁进行胎儿性别预测。

但事实来看，并未做到“令行禁止”，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仍呈阶梯式的蔓延开来。

除外群众强烈“男孩偏好”思想这一深层次根源和动机，从外部条件来看，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蔓延势头至今未得到遏制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有的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不严格，忽略对“两非”情形的防控，B超执业人员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职业道德操守不高，为“男孩偏好”者托关系、走后门开了绿灯。

这种情形的性别鉴定不以营利为目的，不是医疗机构和B超执业人员在主观意愿上的业务开展，在胎儿性别鉴定中占少数，但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起到了负面作用。

二是不法分子漠视法律的存在，将性别鉴定作为营利的手段，非法开展性别鉴定业务，且行为极其隐匿，成为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暗流，将“男孩偏好”者选择性生育的意愿变成了现实。

3、民间用药——选择性生育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