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几种翻译理论概述摘要：当今世界有许多著名的翻译家。

随着翻译文化的发展，各种翻译思想和实践逐渐在国际译学界得到了一定的重视。

在我国，翻译研究者不乏其人，例如：严复在翻译上主张的“信、达、雅”；傅雷所主张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论”。

与此同时，西方的翻译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例如：以奈达主张的“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的对象”的翻译思想，以及卡特福德所主张的“描写性”翻译理论。

关键词：信达雅翻译标准重神似不重形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艺术修养化为我有化境理论原则翻译的性质功能语义分析程序描写性翻译转换翻译限度特征严复及“信达雅”严复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译学理论家。

他不但提出了在中国翻译界至今还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信达雅理论,他的理论及翻译"还为中国近代知识界、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然不同于过去的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他的译著在中国建构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理论基础。

但是对于他的翻译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

“信达雅”说, 是严复（1984）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译事三难: 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 虽译犹不译也, 则达尚焉。

”研究严复的翻译的著述，可能已远远多于严复的译作本身了。

严复于译事的贡献涉及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在翻译理论方面，严复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将三国时支谦《法句经序》中提到过的“信”、“达”、“雅”三字，按译事的内在规律排列组合，明确地将其作为“译事楷模”，成为“我国译界倡导系统而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

“信达雅”说“客观上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一方面集汉唐译经论说之大成，另一方面开近世翻译学说之先河（罗新璋，1984：6）。

”“信达雅”标准的提出，把我国历史上零散的翻译观点从理论上加以扼要、中肯、鲜明、概括的综合，为后世从事翻译的人提出了明确可信、具体切实的翻译标准，使我国的翻译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高惠群、乌传衮，1992：85）。

严复的翻译理论不仅反映在他为多种译作所写的“译例言”、“译凡例”或者“译序”中，也体现在他的部分书信和有关翻译的几篇专文中。

除了“信达雅”翻译标准和刚刚提到的内容以外，严复的翻译思想至少还应包括他对可译性、翻译版权和翻译管理等方面的认识。

这些虽非其理论核心，但是其完整翻译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当代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实践也不乏借鉴作用。

严复的翻译“隔尘”观。

可译性是翻译本体论的重要内容，但在不同论述中有不同的解释。

有时指的是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原则上是可能的，是针对整个话语而言；在另外一些场合，则仅指某些成份的传译而已。

关于前者，一般认为，各种语言文化间的共性远大于其差异性，翻译在本质上是可能的。

但持悲观论调的不乏其人，严复就是其中一位，他的翻译“隔尘观”和他对转译的态度就是很好的说明。

“翻译隔尘观”一方面反映了严复对语言、文化和翻译本质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对翻译事业是有负面影响的，与他的翻译实践也是相矛盾的，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他对翻译质量的严格要求，同时包含着鼓励国人学习外语的良苦用心。

总的说来，“信达雅”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也是严复翻译理论的核心，但并非严复翻译思想的全部。

比如，在《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的“严复的翻译思想”一节中，除了这著名的翻译“三字经”外，王秉钦教授（2004：52-72）还提到，严复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翻译家；引进近代西方先进科学思想，作为改造中国人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启蒙的武器，从根本上彻底改造中国，是严复翻译思想的灵魂；“非正法”的宏观翻译手段，即根据中国社会现状和国人的需要，有选择、有取舍地摄取西方文化思想，且附有精辟的按语，是严复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傅雷与“传神论”与严复所不同的是：傅雷先生不仅仅作翻译，他还是中国翻译理论的积极建设者。

多年的翻译实践，使他在翻译理论与观点上颇有思想和创见。

归纳总结其翻译思想，主要有以下四点：1．“重神似不重形似”傅雷在《高老头》的重译本序言里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思想。

他指出，做翻译如同临画一般，应着力追求神似，而不是形似。

领悟是一回事，用中文表达又是另外一事。

东方人与西方人在思想方式上有分歧，在翻译中就应当将重点放在“神似”上，而非“形似”，当然这里重视“神”的作用，并不等于忽视“形”的作用。

只是当二者非要取其中一个时，“神”的分量重一些罢了。

笔者认为，这一点可以看作翻译的标准。

我们做翻译的时候，最关键的在于读懂原文，理解原文。

领会原文的精神和深层含义，找出精神这条主线，才能很好的做好两种语言的翻译转换工作。

使译文读起来不至于有支离破碎，甚至自相矛盾的感觉。

2．“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在译笔上，傅雷力求达到“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的境界。

煌煌15卷《傅雷译文集》，洋洋五百余万言，文字如行云流水，朗朗上口，清丽可诵，堪称我国翻译的典范。

寻梦书库27431“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傅雷用极为严肃的态度从事翻译工作。

作翻译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恒心，那种追求一劳永逸的做法事不可取的。

由此，我想到了历史上贾岛的“推敲故事”，为了追求只字的艺术感觉，古人不厌其烦，反复推敲，并且乐在其中。

当今许多的翻译人员对待翻译工作缺乏足够的认真和严谨的作风，对译文的质量要求不高。

在这一点上，面对前辈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底下高昂的头颅呢？3．“以艺术修养为根本”傅雷说：“译事……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

”譬如，巴尔扎克在环境描写上是不惜笔墨的，对他那个时代的建筑、室内陈设、人物服饰都作了极其细腻的描写。

事过境迁，相隔一个世纪，一个东方人来翻译这些西方的古董确实不易。

傅雷在译这方面的段落时，俨然就是个考古学家。

的确，译者应尽可能多方面涉猎各类学问、各门学科，因为文艺作品的题材是多样的，反映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尤其在我们现代社会，各方面、各行业的新事物层出不穷，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艺术内涵和雄厚知识为前提的话，其翻译作品的水准可想而知。

一个在音乐方面一无所知的外行人，是无论如何也翻译不好《贝多芬传》的。

4．“化为我有”翻译要忠实于原文，客观的反映原文，是翻译工作的首要的追求目标。

在这方面，傅累极力倡导在翻译之前“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

从傅雷的译作来看，我们发现，他“直译”、“意译”两者兼而用之，解正确，误解甚少、译文忠实、贴切，又不拘一格，基本上做到原文的内容、意思句句落实，字字落实。

笔者认为，理想的翻译作品就是“直译”、“意译”兼而用之，忠于原文，是译文神形兼备。

?“神似”与“形似”和谐体现中西美学之精髓。

任何艺术品都有一部分含蓄的东西，在文学上叫做言有尽而意无穷，西方人所谓的between lines(弦外之音)。

作者不可能把心中的感受写尽，他给人的启示往往有些还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

“神似”与“形似”的和谐的实质在于，既表达出语言的“确定点”——“显形”，又表达出语言的“未定点”——“隐形”，使之既传神又达意。

一个人的成就源于一个人的努力，四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之所以依旧如此学习和推崇傅雷,我想这与他那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对真实完美的不懈追求十分不开的。

傅雷,作为老一辈的翻译家,无论在人格方面,还是在文格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

钱钟书与“化境论”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钱钟书在《七缀集·林纾的翻译》中首次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人于‘化境”’。

钱先生的“化”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翻译时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如果译文显得生硬牵强，那就得“化”它一化了。

二是化的时候不能任意地化，也就是说，虽然“躯壳换了一个”，还得“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显然，这里的“风味”，“姿致”不是指意，而指形式，风格与神韵。

钱先生把本来属于我国古典美学的“境界”这一概念，引用到翻译领域，指出“境界”是各门学科的一个共性，诗心、文心和译学相通，。

他把文学翻译理论划为人文艺美学范畴，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化境”说从渊源上讲与中国传统文论一脉相承。

“化境”原指艺术造诣达到精妙的境界，在翻译中，指原作的“投胎转世，脱去凡胎，换成仙体”。

同时，他还肯定了译者的创造性。

因此，“化”是翻译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理想。

作为最高理想和境界的“化境”，追求的是一种忘我的审美愉悦境界。

钱钟书先生从汉代文学家许慎《说文解字》里的一段训诂引伸出文学翻译的性质、功用、理想和境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

从‘口’,‘化’声。

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

”南唐以来,“小学家”都引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鸟兽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

“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钱钟书先生所标举的“译笔正无妨出原作头地”,流露出鲜明的创新意识。

但“化境”说的创新意识,则首先表现在钱钟书先生对翻译的性质与任务的严格限定,它规定了翻译与“借体寄生”的写作之间的界线,其次是肯定译者的创造性,以“笔补造化”“得意忘言”来揭示文学翻译的艺术规律。

从翻译实践的角度看,译作在语言上的超越,标志着译者的艺术再创造的显现,同时又容易给人造成背离原文的感觉。

于是,“信”与“美”的矛盾凸显出来,引发翻译理论界无穷的论争。

西方翻译理论二战后，科技、语言学和翻译事业蓬勃发展。

西方的翻译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有两大特点：（1）理论研究纳入语言学范畴，受现代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的影响，因而带有明显的语言学色彩，与传统的文学翻译理论形成鲜明对照；（2）以往理论家闭门造车、不相往来的局面被打破。

理论家通过论著、杂志、论文集等方式，充分发表各自的观点。

此外，由于交通手段、出版业的进步以及国际学术组织的出现，各国翻译理论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密切，学术交流日益加强。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奈达和卡特福德的翻译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