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Oct.2009第5期（总第108期）Journal of Henan Public Security AcademyNo.5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策略殷莉利（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北京100088）摘要：会见是律师介入刑事诉讼侦查阶段的一项最为重要的法律权利，其关系到律师作用的发挥和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

但是在执业过程中，许多律师感叹在会见方面困难重重。

在会见前应如何准备、具体会见时的思路、如何处理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以及如何降低执业风险，成为了刑辩律师必备的职业技巧。

关键词：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权利中图分类号：DF7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433（2009）05-0057-03收稿日期：2009-06-05作者简介：殷莉利（1984－），女，广东东莞人，中国政法大学2007级刑事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的现状关于会见的“批准”。

律师准备好各种手续，承办人一句“等通知吧”，就把律师拒之于千里之外。

或是“领导不在，没法批”，就一再拖延。

可见，一些侦查机关仍将批准作为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必经程序。

关于会见的“安排”。

许多侦查机关对“重大复杂”做宽泛的理解，只要是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无论是否复杂，都在5日内安排会见。

同时，立法上规定的“安排”也被侦查部门曲解，演变为一种变相的“批准”，即使在法定时间内“安排”，也不一定就在“48小时内”或“5天内”能让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见上一面。

绝大部分案件律师会见都有侦查人员在场，会见过程受到监控，使得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秘密交流、充分沟通受到严重损害。

另外，某些办案机关将谈话内容限制为“不准涉及案情”，而办案人员对“案情”的理解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甚至某些侦查部门不允许律师制作会见笔录，要求律师向看守所提供会见内容或会见的内容提纲，会见时不允许超过提纲的询问范围。

一些看守所要求律师会见时自备手铐，会见前先为犯罪嫌疑人戴上手铐[1]。

国内一位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曾经说过：“会见时，承办人监视在旁，稍有差池，或侧目或制止，整个会见不仅嫌疑人紧张得哆嗦，律师也直冒冷汗。

”[2]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策略关于会见前的准备。

在接受犯罪嫌疑人或亲友的委托，并办理好法律手续后，可以先请委托人的亲友介绍案件概况，对涉嫌罪名的有关法律规定、刑事侦查的程序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整理清楚，以备会见之需。

具体的司法文件有：六部委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等。

出于效率考虑，拟定会见谈话的提纲，其内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程序方面，包括侦查主体资格是否合法，相关法律文书的制作及出示、宣读是否合法，是否履行告知义务，是否符合法定的期间标准，是否具备回避的条件，搜集证据的渠道是否合法，采取的强制措施有无违法之处等；二是实体方面，主要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包括行为主体资格是否合法，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法律界定及数量标准是否达到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主观过错的认定是否存在瑕疵，行为与危害结果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相关法定与酌定情节等；三是其他影响刑事责任的特殊情节，包57括：不按犯罪处理的情况，如职务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共同犯罪案件各行为人的地位确定，不按数罪并罚处理的情况等;四是否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是否需要代理申诉、控告以及相关的法律咨询。

关于具体会见的思路。

2008年6月1日起实施的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可见，新《律师法》对比《刑事诉讼法》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会见制度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凭“三证”即可会见，无需经任何单位个人批准，将“可以”修改成“有权”，会见权正式成为一种法律权利；其次，关于涉及国家秘密案件，是否需要批准的问题，对比旧法，没有了“法律另有规定的例外”，“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被删除，可见涉及国家秘密案件也无须批准，有意放开限制；再次，会见不被监听，所谓“监听”，需要进一步明确，陈光中先生认为，不被监听意味着侦查人员既不能公开监听，也不能秘密监听，侦查人员不得在场。

关于新《律师法》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之间的衔接问题有很多讨论，我们知道全国人大已经确认《律师法》的规定优先于《刑事诉讼法》，但在实践中二者的冲突到底是怎么协调的、各地的公检法机关在工作中到底遵从哪一部法律，各地有不同的做法，有些地方还在协调过程中。

律师到各地办案时，有必要事先了解当地公检法机关适用法律的现状，适当调整自己的安排。

例如，北京市制定了《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二条规定，对于北京涉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前仍需要经过批准，而且需要事先填写申请表，所有事项填写完毕后，需要加盖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公章。

律师在会见前必须详细阅读该规定，会见前准备好相关的手续。

律师在与犯罪嫌疑人初次会见时应当告知其在侦查阶段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作出解释。

由于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面对巨大的心理压力，律师应当讲明来意，打消犯罪嫌疑人的顾虑，明确告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职责，分析该案件沿着诉讼的轨道走下去可能出现的情况，注意绝不能向犯罪嫌疑人作出任何超越法律规定的承诺，也不能向其披露自己与司法部门存在的各种关系，更不能贬损同行。

同时，当律师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事实时，对其陈述的内容要仔细辨别，因为许多犯罪嫌疑人在“坦白从宽”心理的影响下，为追求“坦白”会盲目夸大案件事实，企图得到“从宽”的结果，或是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胡编乱造，避重就轻。

针对这种情况，律师应当利用与犯罪嫌疑人会见的机会，建立起其对律师的信任，讲明法律规定的精神实质，规劝他们如实讲明案件事实，向其明确说明“以事实为依据”的事实必须是有确切、充分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树立起“证据事实说”的观念[3]。

对于出现律师意见与犯罪嫌疑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必须明确律师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关系以及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角色定位。

理论界对侦查阶段律师活动的性质存在分歧，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法律帮助的性质，二是代理的性质，三是辩护的性质。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即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辩护人，但可以视为广义上的辩护人[4]。

作为一名执业律师，一方面进行诉讼活动要严守法度，另一方面需要利用知识和经验深刻体会立法的精神实质。

实然很多法律的立法原意可能已经说不清楚了，也并没有立法者专门阐述当初立法是怎么想的、意图是什么，这就需要法律执业人员在运用法律过程中弥补立法的漏洞，实现立法与司法反向的良性互动。

深挖诉讼的实质可以发现，律师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会见是为辩护做准备的，并且这两项权利的行使不受当事人意志的约束；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一般都会涉及行为在法律上是否构成犯罪，构成此罪还是彼罪，有无法定或酌定的情节等等。

这种咨询不是一般的法律咨询，而是指导犯罪嫌疑人准备辩护理由，帮助其防御控方，这类活动明显地具有辩护性质。

一般而言，在侦查阶段律师接受委托运用专业知识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时也会考虑到随后的起诉和审判的辩护意见。

至于代理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也属于律师依据事实和法律，为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也是广义辩护的一个方面。

因此，应当把律师在侦查阶段定位为“广义上的辩护人”，执业律师应牢牢把握此种理念开展辩护工作。

律师作为广义的辩护人介入侦查，就具有相对独立的诉讼地位，对于犯罪嫌疑人提出的辩解事实和理由，一些新情况和新证据，不要轻易否定，要仔细核实。

至于偶尔遇到犯罪嫌疑人与律师意见不一致时，律师应该认识到作为专业人士精通实体法、程序法及证据原理规则，而犯罪嫌疑人毕竟懂法不多，对案件感性的认识会多一些，因此，在关键问题上，58不能盲从犯罪嫌疑人或委托人的意见，而应当有主见。

只要充分与犯罪嫌疑人沟通，解释法律辨明案情，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会接受律师的意见，或经过反复沟通达成共识。

如果在关键问题上有原则分歧，经沟通无法达成共识，则可以考虑建议犯罪嫌疑人另行委托律师，这样可以避免其对律师产生敌对心理，也可以避免对律师的执业声誉造成损害。

三、如何在会见中降低执业风险降低执业风险总的原则是律师要非常熟悉法律，严格按照规范操作，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漏。

根据现行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而且《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辩护人伪证罪，有许多律师把它比作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出现律师调查的证据与控方证据不一致的情况，由控方的证据一旦形成就不能轻易推翻，而且从逻辑关系上看，对立双方的证据肯定有一方是真的，一方是假的，侦控方的力量太强大还随时会持着宝剑裁判律师的生死，相当于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因此，刑事律师取证是需要冒极大的风险的。

如果在侦查阶段的会见中，律师遇到犯罪嫌疑人提出有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线索，希望律师能帮忙取证时，需要根据案件情况，对其提出的证据种类进行仔细辨别，分析当事人说话时的心理，向犯罪嫌疑人耐心说明现行法并没有赋予律师在这个阶段当中的调查取证权，但对于物证和书证，由于客观性稳定性较强，可以尽量帮忙核实，而对于证人证言尤其是与犯罪嫌疑人有密切关系的证人如亲友，最好不要擅自取证，如果了解情况后觉得可能属实的话，为了避免风险，不做笔录，而是让相关证人出庭作证。

参考文献：[1]钱列阳,仇晓敏.论审前程序中的律师参与[A].石少侠,徐鹤南.律师辩护制度研究———以审前程序中的律师作用为视角[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127.[2]许兰亭.审前程序中律师作用的现状分析[A].石少侠,徐鹤南.律师辩护制度研究———以审前程序中的律师作用为视角.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245.[3]马宏俊.律师办案思路与技巧[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2.47.[4]李宝岳.律师参与辩护、代理存在问题及对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244.Interviewing Tactics of Defense Lawyers in Detecting ProcedureYIN Li-li(Chinese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China100888)Abstract:Interviewing a criminal suspec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gal rights of a defense lawyer who is taking part in the criminal detecting procedure,which relates to the lawyer’function and the suspect’defence.However,in the course of practice,a great many of lawyers complain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heavy difficulties in the interview.how to prepare before the interview,the steps dur-ing the interview,how to deal with the criminal suspect,and how to reduce the risks in the practice,become the indispensable pro-fessional skills of defense lawyers.Key words:Detecting procedure;Interview a criminal suspect;Rights of defence lawyers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