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治国之道思政1102班25号柳诗林摘要：儒家的政治思想一直被视为封建社会正统的统治思想，儒家关于政治与治国之道的认识在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从儒家的治国之道出发，先论述其理论基础，再具体阐述为政以德、等级预定及大一统这些治国之道的精髓。
关键词：儒家治国之道人性论等级伦理大一统儒家文化作为世界多元文化中一支经久不衰的文化，两千年来，经战国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吸收其他文化和自身的改造而保存下来，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
儒家文化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两千多年，并且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不仅在于它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系统，有着其特定的治理方略。
一、理论基础：人性论春秋战国是“人”自身或人性价值发现的时代。
而先秦儒家对人性状况之根本改善便有着热切愿望，他们对人性之可善，基本上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人的自主性即自我实现的能力，一是社会环境的作用。
孔子言性，但其“性相近”之说已是内在地构造了儒家对人性之可善的基本信任态度。
至孟荀二子，一主性善论，一倡性恶说。
但孟荀可谓殊途而同归，他们得出了别无二致的人性结论“人皆可以为尧舜”。
正是这一人性结论为儒家政治思想提供了融通一贯的人性论理论基础。
就孔子而言，他一方面将人性的完善赋诸人自身道德自择的能办，所谓“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方面又强调教化的作用或人的外在可塑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这两个方面也就是孔子的“德政”“礼治”政治主张的逻辑起点。
思孟学派极力阐扬孔子“仁”的学说，从而发展出了一种深具特色的人的概念，《中庸》日“成己，仁也”、“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仁也者，人也”。
这就是说，仁人的本质属性所在，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仁内在于人心而不假外求，仁心善性的扩而充之正是一个人的成长即自我完善而日趋于人性化的过程。
荀子一反思孟学派的性善论而倡言性恶论，但是，荀子仍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所在在人的道德性即“义”。
依荀子之见，“凡人之欲为善者。
为性恶也”，不过，人的道德的培植需要师法的教化、习俗的注错，尤其是圣人“化性起伪”，“伪者”即圣人心力所生的礼义法度。
如此，荀子实赋予了孔子的“礼治”主张更为内在的人性基础。
纵观孔孟荀的人性设准，无论是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的道性善，还是荀子的言性恶，都为其德政、仁政或礼治主张提供了共同的基本人性预设，即人作为一种类存在，人之所以为人者的本质属性在于其道德性，也就是说人们的活动应该是富有道德意义的，由此也才能更好地去理解现实的政治过程及人们的政治行为。
二、为政以德: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标志政治道德是中国传统道德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为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
儒家把道德视为治国之本，主张“为政以德”，提倡仁政德治，强调道德在治国平天下中的作用。
“为政以德”是孔子所提出的关于治理国政的基本方针，是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鲜明标志。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在孔子及其儒家看来，当政者以德为政，既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又要注重社会的道德教化，在政务中坚持和遵循道德原则，就可以像北极星那样安居在自己的位置上，自然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拥护。
孟子说:“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
”(《孟子·公孙丑上》)“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离娄上》)。
荀子说:“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
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
”(《荀子·议兵》)。
董仲舒说:“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
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
”(《春秋繁露·立元神》)这些论述都肯定和强调了仁义道德在治理国政方面的重要意义。
从“为政以德”的原则出发，儒家倡导德治、仁政，反对暴政、苛政。
孔子曾说过“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篇》)的话。
在孔子看来，“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论语·尧曰》) 。
《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
’”他反对用暴虐、杀戮、残酷的手段治理国家。
孔子还主张推行“王道”，即以仁义治天下，以道德来治理国家。
当然，孔子及其儒家在倡导德治、仁政的同时，并不完全反对刑罚，相反，儒家充分肯定了刑罚的社会作用。
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可见，孔子所反对的是刑罚不公正、不得当，他反对独任政刑，迷信政刑，对百姓不先进行教育便加杀戮。
在儒家那里，“德治”是行政的主要手段，而刑罚则是辅助手段。
正如朱熹所说:“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
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
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
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
儒家在政治上不但倡导“德政”，而且还主张“以德导民”，要求为政者注意社会道德教化，并把道德教化视为治国之本。
当冉有问孔子“既富矣，又何加焉”时，孔子回答说:“教之。
”这里的教，不仅是指文化教育，而且主要的还是指伦理道德方面的教化。
《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孟子说:“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
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
”(《孟子·告子下》) 他还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值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如果不教育百姓而只是役使他们，无异于加害于他们;精明严谨的法度禁令对人们是强有力的外在制约，但不如礼义道德的教化获得民心;严明的法度政令只是使百姓畏惧它，而礼义道德的教化可以使百姓热爱它;善政使百姓不敢违上和懈怠从而能得到百姓的财富，而好的道德教化充满仁爱精神，可以改变人的内心并得民心。
同时，儒家也对统治者提出了要求，他们认为，要有效地做到“以德导民”，实现道德教化的社会目标，为政者必须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起到表率作用，为百姓树立榜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把为政者的品德作风比作“风”，把百姓的品德作风比作“草”，认为就像风向哪边吹，草就会向哪边倒一样，为政者的品德作风对广大百姓有着重要的引导和影响作用。
这就是他所说的“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三、等级预定：强调伦理规范儒家宣扬“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但是他们依旧强调君臣等级关系存在之必要，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先天预定。
比如孔子提倡“正名”，其目的就是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荀子认为人类强于动物之处在于人能“群”，能“群”又在于能“分”，而“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
”所以，“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荀子在这里力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说明君臣等级差异存在的必然性。
董仲舒则从天道秩序角度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他说: “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即是说，君臣等级皆合乎天道阴阳。
他还说:“吾闻圣王所取仪，金天之大经，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在这里，董仲舒不仅通过天地阴阳之道证明了君臣等级存在的必然性，而且还阐明了各种官制名分的不可变易性，可以说细化了等级名分之间的关系。
朱熹也说:“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
”可见，儒家自古以来都强调社会等级存在之必要性，并且把这种必要性上升到天道自然的高度，认为社会等级存在是合乎自然本性的。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中国儒家认为，在社会中，绝无泛泛的、丝毫不加以一定限制的人，人的社会本质就是他自己在所属的社会等级地位上表现出来的特征，每个人必须对自己所处之位负起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为等级差异在儒家看来是人类社会有秩序存在的既定前提，人的作用即是把他所处地位的社会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以便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才使得整个社会能够得以稳定和谐的发展。
四、推崇大一统：忠君顺上的价值取向儒家大一统思想产生于群雄争霸，战乱不断的春秋末年。
面对春秋时期社会分崩离析的政治局面，孔子提出大一统思想，力图建立一个西周式的大一统国家，以结束战乱，统一国家。
而这种政治思想由秦始皇统一中国变成了现实。
秦始皇一国之内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然而统一的秦王朝并没有把儒学作为立国之根本思想，而信奉法家学说。
随着秦朝灭亡，社会政治实践表明，法家学说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并不能满足大一统帝国的需要。
汉初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由董仲舒对先秦儒学进行了改造，使之更加适应大一统封建国家的需要。
儒学是“内圣外王”之学，儒学本是“内圣外王”之学。
所谓“内圣”，表现为善的德性，而善又以广义的仁道精神为内容;所谓“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
就儒家总的价值趋向而言，“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
董仲舒在发挥“内圣外王”之学时，更加突出了“外王”的政治理想，并使之与大专制政体结合，使儒学彻底的政治化了。
他认为大一统首先是政治权力的大一统。
董仲舒说“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
”他把大一统说成是宇宙间普遍的原则。
而大一统就是统一于天，统一于王。
董仲舒主张的是一种绝对君权的“王道政治”，可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君主就行政权而言，“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 即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行政事务最终的决定权集于君主之手，大权从无旁落;就立法权而言，君主“口含天宪”，其诏、旨、策、制、敕、谕等皆为法律，法律的兴废皆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黄宗羲说中国的法律不是天下之法，而是一家之法;就司法权而言，君主是最高法官，执掌臣民的生杀予夺大权。
此外，君主还掌握军事指挥权、管理任免权等等。
这样，儒学被董仲舒改造成彻底的专制政治工具。
汉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基本上是沿袭“秦汉之制”，无论是政权结构，还是组织结构都没有什么变化，形成长达数千年的集权大一统的封建政体，并进而影响了作为这一封建政体的推行者和执行者的封建官僚以及广大国民的价值取向，形成了维护统一、忠君顺上的价值观念。
其次“大一统”还就是思想上“大一统”。
实行思想统一是君主专制的必然要求，当汉朝取得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以后，思想的统一就提到议事日程。
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