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间词话》的文体特点——兼论其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启示阎 霞(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摘要 :本文主要从文体样式与批评话语两方面探讨了《人间词话》的文体特点。
在文体样式上,《人间词话》表现出对传统“诗话”的继承、兼综与超越;在批评话语方面,王国维对传统的文论范畴、术语进行了改造,试图创造出内涵明确,具有可操作性的批评范畴、批评术语,这些做法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有着重大的启示。
关键词:《人间词话》;境界;文体样式;批评话语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0204002506国学大师王国维——诗学界但丁式的人物,他的《人间词话》以“境界”说总结了中国传统的意境理论,为中国古代文论划上了完美的句号;其《〈红楼梦〉评论》又以前所未有的视野与研究方法揭开了中国近现代文论的帷幕。
作为一个旧时代之末、新时代之初的知识分子,王国维一方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同时又接受了一些西方的哲学与美学思想,有看问题的新眼光、新视角。
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所作的《人间词话》,看似用一个传统的形式来谈一个传统的文论范畴,势必会形成不同于传统诗论的特点,因而有其独特的价值。
一从文体样式上看,《人间词话》采用了“诗话”这一传统批评形式。
传统的诗话批评有两个源头,一是来源于钟嵘的《诗品》,另一个来源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它们分别代表了诗话发展的两种不同路数。
《世说新语》一脉,发展至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正式以“诗话”命名。
这一路数的“诗话”更象是一种偶感随笔,往往是论者随兴致所至,信手拈来,所以一开始,论者的态度还不十分自觉,所做的“诗话”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字上的游戏与娱乐。
发展至清代,一些批评家虽在体式上承这一路,但在态度上已是很自觉了,如沈德潜所作的《说诗晬语》。
而《诗品》一脉,从一开始即是以严肃的治学态度,将批评定位于品诗、评诗人、探求诗歌自身的创作规律等方面,所以这一路的“诗话”在理论上具有一定深度,在体系上较为完年月河西学院学报20028 August. 2002第期4 Journal of Hexi University No. 4备。
《人间词话》虽以“词话”命名,但它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上述两种路数中的哪一种,实际上,《人间词话》是采笔记体之外在样式,取《诗品》一路之内在体制,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建构自己的诗学体系,表现了对二者的兼综性。
《人间词话》采用笔记体的“诗话”样式来探讨传统的“意境”理论,而笔记体“诗话”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形式上较“散”,论者不是要通过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去论证清楚某一个论题,将它谈深谈透,而是将自己对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思考所得到的心得随笔记录下来,《人间词话》就是这样。
关于“境界”理论的思索,王国维都是用一两句话加以概括,形成凝炼的观点,然而却并不就某一观点具体展开,进行充分、严密的论证。
如作者开篇第一则:“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以我们做批评论文的经验,一般认为论者单刀直入,提出自己的观点与命题,接下来就会对这个命题进行详尽的分析与论述。
譬如,单就“词以境界为最上”这一命题,我们就会拟出几点需论证的要点:何为境界?它有什么特点?为何词有了境界就能自成高格了?然后再拿具体的事实进行论证。
然而,王国维并没有这样做,他好像是今天想起了“红杏枝头春意闹”,觉得“闹”字用得好,认为“著一闹字,境界全出”;明天又对太白的词有点思考,认为他的词是“纯以气象取胜”;后天读温飞卿的词又有点所得。
而至于“闹”字如何使整首词的境界全出;太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象?这八个字又如何“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王国维就到此为止,没有下文了。
这些只言片语仿佛只是论者的无意间所得,随笔而录,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
他只是提出了一个个观点,一个个对于“境界”所做的思考而形成的凝炼的命题,然后一则一则地记下而已。
这样每一则本身或则与则之间都留下了许多可以填补的空白。
这便是《人间词话》在外在样式上显现出来的笔记体诗话所具有的“散”的特征。
但是,在内在体制上它则继承了《诗品》一路追求批评的体系性的作派,所以与外在样式上“散”、实际上也无理论中心的随笔体诗话不同,《人间词话》有一个中心论题即“境界”,这64使得它表面上虽散,实际上却有一个内在体系。
《人间词话》共则(按王国维手定本),其中99前则为作者之理论总纲,在前则中,王国维提出了“词以境界为上”的核心理论,围绕着这一核心理论,从艺术创作方法的角度来看,境界有虚构之“造境”与写实之“写境”;从物与我的55观照角度来看,境界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后则就是关于这些理论的具体批评实践。
而在具体批评实践的同时,王国维又不断地丰富着前面理论的内涵,总结出一些新的观点。
17例如,在第则中,在对《水浒》、《红楼梦》的作者及李后主的分析与对比中,从创作主体的生活阅历可以对创作产生影响这一角度提出了诗人分“客观之诗人”与“主观之诗人”的理论;333436经过第、则的具体分析后,在第则提出了“隔”与“不隔”的理论。
这些理论都从不同侧面不断丰富着“境界”的内涵。
由此看出,王国维在继承传统“诗话”这一文体样式的同时又表现出了对不同路数诗话的兼综。
同时,由于当时国门已被打开,西学东渐,王国维深受西学尤其是尼采和舒本华的影响,坚持打破中西界限,融贯中西文化是王国维的学术立场,当他以西学之视野来观照中国传统的文论范畴,并在此基础上作《人间词话》时,从批评文体的角度考虑,《人间词话》在对传统的文体样式有所继承与兼综的同时也必然会超越传统,这表现在整部论著外看虽散,实际上却形成了一个既有核心理论又全面开放的体系。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无论是提出理论观点还是进行具体分析,每则都是点到为止,使得它们都留有很大再思考与发挥的空间,读者既可以对王国维所提到的某一论点进行更深入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或许还可成一家之说;也可以去搜集资料,对王国维的观点进行印证、补充,使他的理论更严密。
另外从《人间词话》的文本呈现形式上看,则与则之间都留有空白,这种空白也是一个个能引发接受者再思考的广阔空间,它允许读者的全面参与,充分发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去思考如何填补空白,将则与则之间天衣无缝地连起,从而使得整部《人间词话》成为一个有机的,有着逻辑体系的整体。
这样,《人间词话》在被读者接受过程中,不再是王国维创造出的唯一的批评文本,在读者全方位的参与下,它取得了强大的生命力,获得了无数个文本存在。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国维采用“诗话”这一传统的批评文体样式做论,却暗合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读者批评”的要求,将批评文本也呈现为一种开放的体系,制造许多“空白”,留待接受者去思索、去充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间词话》比起当代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批评文章或论著,更能发挥接受者的主动性。
二《人间词话》的文体特点除了在文体样式方面表现出对传统的继承、兼综与超越外,另一方面表现为它能立足于中国传统文论,同时又努力摆脱传统批评的经验性,将中国的文学批评提升到具有科学性的高度。
为此,王国维尝试着创造内涵明确,具有普遍批评功能的批评范畴和批评术语。
他的这种抱负,在《人间词话》中有所表露,第九则这样写道: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
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
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
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往常人们对这段话有些微词,认为王国维过于自信,但其“境界”之说,较之传统的文论概念、范畴如“兴趣”、“神韵”等确实有“探本”之功能。
关于意境理论,千百年来,论诗者一直对它表示关注,并在阐释这一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以“味”、“兴趣”、“神韵”等为核心术语的各自一套的批评话语。
这些批评术语与范畴以生命体验与直观感悟为特征,轻灵俊逸,有着丰富的审美内涵,倾注了生命体验,但也存在意义不明确的缺点,所以它们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诗之“妙”、诗之“味”,传达出关于“意境”的某些理论,但那只是批评者深入诗中的个人体验,对于那些与论者没有相同审美趣味和生命体验的人来说,论者那一套没有确定意义的话语就不一定为他们理解和接受。
所以,“味”、“兴趣”、“神韵”等文论范畴与术语,由于内涵与外延都不十分明确,在运用起来就很不好操作,在某些时侯,还因为缺少科学性而有逐末之嫌。
王国维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虽有自负之嫌,但他所创造的以“境界”为核心范畴的一套批评话语确实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可操作性,第一次将西方科学态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结合起来,创造了一套既不脱离传统,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可以作为标准来运用的一套批评话语。
这主要表现在王国维拈出“境界”这一范畴来阐述意境理论,确定了它的核心内涵是“有真景物,真感情”,并围绕这一核心内涵创造了一系列具有科学性的批评术语与概念,对“境界”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定位。
由于这些批评术语是在西学视野的参照下,又立足于中国文论传统而提出的,所以在批评实践中,它们既能承担起文学批评的功能,使论者与读者有了对话的基础,又具有沟通中西文论的交际功能。
下面就以两组术语为例进行说明。
25关于“造境”、“写境”这一对术语的提出与论述,《人间词话》第则与第则中这样谈到: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
然二者颇难分别。
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之故也。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
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
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
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
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王国维从艺术创作方法的角度,结合中国传统的“虚实”之论,并以西方新的美学观为参照,将文艺的境界分成“造境”与“写境”两类,表现出“造境”境界的文艺是理想派文艺,表现出“写境”境界的文艺则对应写实派文艺。
这样,中西文论就文学的创作方法而言可以因此种界定而能够沟通;同时,王国维认为:“写实并非是照搬自然,依样葫芦,而必须用先验的审美理想去扬弃生活中的‘关系、限制之处’,加以提炼、改造;而造境也并非是胡编乱造,随意捏合,而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植根于客观世界”()[1]P26,也就是说“造”境与“写”境是“作家排除现实中错综复杂的‘关系、限制’之处而加以典型化”()[2]P25的过程,“造”能很好地表现出浪漫主义写理想之境而又合乎自然的特点,“写”能表现出现实主义文学写实在之境又必邻于理想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