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视角下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孤立主义①张华（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湖南常德４１５０００）摘要：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是美国孤立主义思潮与外交最兴盛时期，也是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

本文从微观的角度探求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孤立主义盛衰的轨迹。

从中探讨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对美国民众、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总统的认知的影响与孤立主义高潮迭起、终不免衰落的关系。

揭示出决策者的认知从错误到正确的转变亦即外交决策从脱离实际到贴近实际的过程，决策者的认知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孤立主义；决策者；心理认知；外交政策中图分类号：Ｄ８１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７１８（２００８）０３－０１０４－０５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１－０４作者简介：张华（１９７０－），男，湖南汉寿人，哈尔滨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

一国外政治心理学研究者一般都强调认知因素对决策的巨大影响。

那么，认知是如何影响决策的呢？霍尔斯蒂在《杜勒斯与俄罗斯：认知动力和敌人形象》的研究中认为：决策者对信息的注意是有选择的，有两种因素影响着信息处理：认知（对事物的看法）和价值观（对事物应该怎样的看法）。

根据认知相符理论，信仰体系会影响他的信息选择和关注焦点。

人们在认识事物时都力图使认知与价值观保持一致。

如果一个人在认知和价值观上不一致，就会造成心理紧张，使他感到有种压力，迫使他改变认知或改变价值观去减少或消除这种压力。

霍尔斯蒂认为，杜勒斯就是这样，根据自己对苏联敌人形象的认知形成自己的对苏政策，达到认知相符以减轻心理紧张。

哈维・斯塔尔在研究基辛格早年被迫从纳粹德国逃离的经历时，发现这段经历对其世界基本认知“世界不断处于混乱无序的边缘，有序和无序在不断的斗争”［１］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这种认知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我们还发现，虽然基辛格不承认人们对他的外交决策可以从心理和精神的角度进行分析，但他作为职业外交家却认为必须了解外国外交官和决策者的心理构成，让美国情报部门专门为与他打交道的外国领导人建立了一份心理档案。

以上的研究表明，认知因素的确会影响决策，而且由于人的认知局限和国内外环境的制约，在认识对象国行为和国际政治形势过程中完全消除心理错觉是不可能的。

错觉是导致错误外交决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际关系认知心理学的主要代表罗伯特・杰维斯（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ｒｖｉｓ）认为，由于人的认知局限和国内国际环境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决策者很容易发生错觉。

［２］该理论认为有三个导致错误知觉的重要机制，首先是认知相符（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人们把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形成了人们在接受新的信息之前的原有认知。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都会保持自己原有认知的惯性，当他们接受到新的信息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

如果决策者接收到新的信息与原有的认知不一致，他们就可能对新的信息或视而不见，或曲解误解，使其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知一致起来。

其次是诱发定势（ｅｖｏｋｅｄｓｅｔ）。

人们接收到信息的时候，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①题注：在西方学术界，传统的国际政治学者更多地从宏观与中观层次去探究美国３０年代孤立主义兴盛的原因，主流学者一般都认为，较之微观层次的分析和主观的心理因素，宏观的体系结构分析和客观的物质因素更能清楚地解释孤立主义兴盛的缘由。

虽然他们并不否定认知因素的某些作用，但始终怀疑错觉是否真有可能成为导致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

这种观点至今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国内学者从微观研究孤立主义问题的论文迄今没有发现。

本文所指决策者是指有能力并有实力调配资源的行为集团，包括总统及其智囊以及国会，还有相关利益集团。

从决策者的认知心理这一微观的分析层次入手，分析决策者的心理认知变化对３０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盛极而衰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有重要意义。

第２９卷第３期２００８年３月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ｎｇｇａｎｇ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９Ｎｏ．３Ｍａｒ．２００８第３期虑的问题为思维定势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

第三是历史包袱。

人们往往将历史作为镜子。

历史可以给我们有益的教训，但历史也可以是沉重的负担，由于人们简单机械地将现实与历史相比较，结果会完全错误地认识现实。

将一些实质上不相同的现实事件和历史事件牵强地联系起来，结果出现知觉错误，导致严重错误的外交决策。

杰维斯承认，在研究知觉时，除了借助经过历史学家充分研究的史实，并无简单的方法来确定知觉的准确性。

因此我们观察３０年代孤立主义外交，主要研究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对决策者认知的影响，重点探讨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以及经济大危机和频发的重大政治事件对决策者知觉造成的影响。

二孤立主义在３０年代进入全盛时期，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美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深厚而牢固的孤立主义心理认知基础。

鉴之历史，美国根据孤立主义政策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游刃有余，获利颇丰。

可是历史进程中固化下来的孤立主义认知与思想却成了当下认识世界情势的负担，从而造成了对世界的错误认知。

曼弗德・乔纳斯曾经指出，３０年代孤立主义是美国的一种普遍情绪，弥漫于国家的各个地区，他们相信单边主义（即孤立主义），担心战争对美国的影响。

极力主张国际主义的罗斯福，面对着这股强大的孤立主义的情绪与思潮，当选后，也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屡屡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成为国联的一员。

１９３３年圣诞节后不久，他在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上的讲话中声明：“我们不是它的成员国，我们也不打算成为成员国。

”［３］这股强大的传统孤立主义心理认知力量，无论我们怎么估价它对整个３０年代美国外交产生的影响都不过分。

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处在多层面的环境中，国内的或国际的环境，复杂的环境限制了决策者的行为。

决策者与环境发生联系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决策者对国内外环境的认知。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经济社会危机对美国民众和美国政治家的心理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

危机使近１０年的经济繁荣化为泡影，造成了美国公众心理上严重的恐惧感，结果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当时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社会环境的突然变化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知觉。

总统、国会和美国民众三者的认知此一时期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根据诱发定势理论，人们接受到信息的时候，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据此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从而造成误读。

由于当时美国上至总统、国会下至普通民众关注和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国内危机，因此对国际形势形成了诱发定势。

尽管罗斯福对改善国际关系有各种各样的愿望和计划，但他对什么是当务之急有着清醒的认识。

外交关系问题退居次要地位。

他说，“我赞成把当务之急列于首位，这是一个讲求实际的政策。

我将不遗余力地通过调整国际经济来恢复世界贸易。

但是处理国内问题急不可待，决不能等到那件事完成之后再动手解决。

”［４］（Ｐ１５－１６）罗斯福实行新政，救民众于水火，减少了对国际法西斯势力扩张和侵略性的关注，从而对国际政治形成了错误知觉。

威廉・兰格等人的研究表明，在这次国内经济危机期间，绝大多数美国人确信，美国应该“集中一切力量解决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以维护这个伟大的民主堡垒不受损伤”。

［５］国内事务优先向来是孤立主义者钳制政府尽量少关心国际事务的一个有力口实，在这样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刻，孤立势力更加容易形成诱发定势，完全关注美国自身事务，而对于美国以外的事务，尤其是欧洲问题兴味索然。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博拉１９３２年宣称：“美国人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效力于我们自己的民族。

”［６］上述讨论使我们不难理解３０年代孤立主义是美国举国一致的诱发定势所致的认知结果。

除了环境这个决定性因素外，政治学理论认为，公众舆论限制了政治领导人采取行动的范围。

一般来讲，政府更愿意按照公众舆论好恶的方向变动，而不是公众舆论沿着政府政策的方向变动。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正是如此，美国公众舆论对国内政治进程和外交决策中的影响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

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认为，“政治领导人通常是面对主要盟国和对手的政策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

由于他们把较多时间用于处理国内事务，他们用于国际领域的精力是有限的。

他们很少能够彻底地弄清整个国际体系”。

［７］他们对“９・１８”事变、希特勒上台及扩军备战这些重要的信息或视而不见或漠不关心，并根据美国当前的重大利益来解读它们，形成了愿望思维。

因此造成了严重的错误知觉。

国会和大众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去看待现实问题，认识不到历史与现实的差距，将一次大战和当前欧洲一系列的危机如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德国吞并奥地利、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区、慕尼黑事件等同混淆起来，认为它们不过是欧洲古老斗争的继续。

因此，美国的正张华：微观视角下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孤立主义１０５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２９卷第３期确政策应当是尽可能地少管闲事，对法西斯威胁视而不见，妄图依靠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孤立”药方来包医百病，将国际形势简单化处理。

错觉是否上升为国家行为并成为一种外交政策，关键在两点：一是整个决策层、主流舆论或全体国民都存在某种集体错觉；二是在错觉影响下，某人的关键决策决定了国家的行为。

罗斯福的“新政”措施与孤立主义外交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反映了当时美国对当时国际政治出现了集体错觉并对罗斯福的认知基础产生了直接影响。

人们对战争的憎恶和恐惧是这一时期孤立主义兴盛的心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给美国带来巨大利益，但美国人血洒异国他乡，无数的财富在拼杀中化为乌有，这对长期生活在和平宁静环境中的美国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美国一战后的反战主义运动、和平主义运动和全世界的反战运动一样风靡全国。

罗伯特・达莱克写道：“到１９２０年，出版商警告作者们不要送来有关战争的稿件———人们不愿意听到战争。

当他们终于愿意对战争做出一番思考时，他们认为战争是一种错误，他们热衷于把战争描写为蠢事的图书”。

［８］（Ｐ９５）这种痛恨战争的认知心理使美国人不希望也不愿意美国再次卷入其中。

欧洲在他们的眼里是罪恶的渊薮，战乱的祸根，美国只有与之隔离，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罗伯特・费雷尔也提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介入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的世界大战愚蠢之极，以及把美国与欧洲分离开来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９］１９３３年，著名的孤立主义者、共和党参议员杰拉尔・奈伊应美国和平主义团体并于１９３４年底公布了调查结果，以大量的数字和文件说明了美国参战完全是少数经济利益集团操纵所致，“军火商贿赂了政客，共享了专利的好处，瓜分了企业，赚了难以置信的巨额利润，而又偷税漏税———这一切都隐藏在那些肮脏的杀人武器买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