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5-09-25 作者简介:王婕晓(1985-),女,甘肃兰州人。

兰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3级学生。

2006年第3期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No .32006第19卷JOURNAL OF HA I N AN NORMAL UN I V ERSI TYGeneral No .83(总83期)(Social Sciences )Vo1.19颓靡的天堂　邪媚的地狱———苏童的小说世界王婕晓(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摘　要:苏童以他特殊的风格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精致的小说世界,奇异多姿,引人入胜。

其中《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米》、《蛇为什么会飞》等分别代表了他不同阶段的创作特色,这些作品往往消解理性,淡化伦常,转而关注人性的艺术刻画,具有深刻的心理特质。

而其细致柔软的文字则以强烈的艺术表现力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又一个的日常生活悲剧,好似颓靡的天堂,又如邪媚的地狱,包蕴着人世无限的空间。

关键词:苏童;小说世界;颓靡;邪媚中图分类号:I 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 (2006)-03-0049-04 看苏童的小说,已是几年前的事了,然而从那以后,便有一种晦暗阴森却又瑰丽而伤感的情愫在心底潜藏,每当回味起来,那种感觉便复苏般涌起,带给我一丝绝望的震颤。

在30多年以来的新时期文学作家中,苏童作为一个忧郁而内敛的才子,具有比较特殊的风格和特点。

他的作品往往标志鲜明,带有一种特有的烙印,可以分明地看到一种嫋渺而阴郁的气息。

他感悟世界和表达情感的方式与他人有所不同。

一般作家总要从意义入手,来选取题材和人物,叙述情节和故事以及决定主题和价值取向,因而他们的作品大多还是有较多的现实主义色彩。

苏童则是彻底抛却了理性,直指人性最深处无理智的深渊,因此,其人物大多逸出常理的规囿,呈现出鲜明的心理特质。

在放弃了对外在意义的追寻,转而听从内在心灵的号令后,人性阴冷的一隅被无限放大,一个奇异的小说世界便呈现出来,陌生化的效果非常显著。

我们惊讶于其中的癫狂与无常,但同时又隐隐地能感觉到他所表达的东西存在于每个人心中。

这种特殊的创作风格要归结于他的一颗敏于感受的心灵。

他对个体生命每一丝细微的冲动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应能力和捕捉能力。

他坚持要把人物和故事从某种确定的意义框架和价值取向中剥离出来,转而专注于表现人性的艺术刻画。

而他所关注的又都是卑琐而微小的灵魂,这令他的作品更有种背离于正规事务的无常与癫狂。

在他的笔下,那些可怜、可悲、可恶、可笑的生命在不同的历史及社会背景下沉浮,却无一例外地演绎着颓废、堕落或荒诞的闹剧及悲剧。

在叙述着糜烂和丑恶的同时,苏童的语言风格却精致而柔媚,带着南方特有的湿润意味,充满了江南才子的温婉情调,仿佛霪雨霏霏过后的一片凄迷风情。

于是,读者被灌醉了,然后深深地陷入他所创造的淫糜虚浮的末世天堂中难以自拔。

如他自己所说,“小说是灵魂的逆光,你把灵魂的一部分注入作品,从而使它有了你的血肉。

”(《苏童创作自述》)苏童的作品的确有他心灵的踪影。

他对于南方那纤弱优美却又萎靡不振的细致刻画,来源于早年的记忆。

苏童家有四个孩子,父母忙于奔波,常为生计所劳累。

于是,他对于童年的回忆不是童话、糖果、游戏和大人过分的溺爱,而是贫穷和清苦。

对他来说最深刻的印象是一盏十五瓦的暗淡灯泡照耀着窄小的家,潮湿的未浇水泥的砖地,简陋的散发着霉味的家具和美丽的母亲因经常布满愁容而过早衰老的脸。

这一切使年少的他常显得心事重重。

虽然那时他只是个孤独而敏感的少年,但却已经在以早熟而聪慧的目光打量着周围沧桑的世界。

他们的生活范围极小,方圆几里的住户对彼此之间的琐事十分了解,碌碌庸庸的氛围充满了他的眼帘,于是,他那时的心底就滋生着一丝对市井生活的透彻理解和厌倦嫌恶。

这些情愫在日后被苏童用语言表达出来,并冠以“枫杨树村”及“香椿树街”等几个意象,便有了我们所看到的既是欲望幽谷又是死亡深渊的南方世界。

1987年发表的《1934年的逃亡》,[1]是苏童首篇受舆论关注的作品。

这部小说据苏童讲是来源于对几幅画的灵感,由一组组画卷的碎片和杂乱的意向组成。

文章讲述了1934年中陈氏家族混乱的纠葛与崩解,其表现形式较为特殊,它解构了“家族”这一庞大复杂的概念,颠覆了传统家族小说的典型情节,带着朦胧的印象主义色彩,具有极强的实验性。

在零碎与纷乱中,人物也不再作为要素的中心出现,看似来自一个家族的人物却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们的生存如同割裂的风一般无因无由。

“逃亡”,也并非具体指向人们的背井离乡,而是人在命运之轮的转动下一种对自身漠然无力的放逐。

他们的灵魂被无情地抽空,只剩下一幅幅单薄的黑色剪影,在一个模糊而颓废的环境中消耗着生气。

作者借助一个叙述的轮廓,将注意力转向了伦理崩解时的情欲悸动、历史消弭前的传奇征兆,为我们辗转诉说了一个淫乱放纵的乱世奇谈。

这篇小说使苏童跻身于当时掀起热潮的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之一,并且给了他更多的思路和暗示:“写作可以一边破坏一边创造,两者有时具有一致的积极意义。

”这种对形式的探索和突破成为苏童写作上的一个里程碑。

继“枫杨树”系列之后,苏童的创作有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此时的他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不再那么热衷,对曾经渴望表现的独特性产生了怀疑,于是寻觅到传统而又民间的青砖灰瓦中,重拾“故事”这个最古老、最中国化的东西。

这标志于《妻妾成群》[2]的创作。

此部小说由于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广为人知。

从那时开始,苏童走上了“新历史主义”的创作道路。

在小说中,年轻的女学生颂莲因家庭不幸嫁作半百富户陈佐千的小妾,开始了耍手段争宠的堕落生活,然而爱情的空落、宠幸的丧失,使她在那封建大家庭的压抑中消耗着青春与纯真自我。

其间虽然有与大少爷似有似无的暧昧和音韵悠扬的萧声点缀沉寂的生活,但这在巨大的邪恶威慑下是不堪一击的。

那鲜活的生命在耗尽了最后一抹亮色后最终在畸形的情欲世界的熏陶下迷失、绝望、疯狂,成为灰墙内陈规与腐朽吞噬的残草。

文中对女性心理、举止的描写都极为细致贴切,通过对几个工于心计、阴毒刻薄、浪荡骄纵但又寂寞忧伤缺乏安全感的形象淋漓尽致的刻画,把一个封建家庭中男权屋檐下女子的身影所蕴藏的巨大人性空间展现在我们眼前。

当一个个聪慧美丽的生命在陈家大院那病态的生存环境中幽闭与毁灭,悲剧透射出强烈而深邃的震撼力,让我们闻到了那个遥远时代沁出的阴冷死寂的气息。

其哀婉凄凉的韵味令人回味无穷。

《红粉》[3]是苏童另一突出表现女性的小说,也更加体现了“新历史主义”特色。

小说借助两女一男感情的纠葛,表现了具有独特意味的人性世界。

虽是感情纠葛,但却无关爱情———两个妓女、一个混饭吃的没出息的男人,他们都是时代变化主题中被漠视的个体,对自身的把握尚且微弱,感情自然更是不堪一击的。

而解放、妓女改造这种具有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主旋律,本然的造成了沧桑和离索,忽略了许多人性化的空间,人物的命运便注定充满悲剧感。

之所以说它具有特殊意味,是因为以往的此类题材作品总把人龟缩于社会历史的阴影中,让外在的力量来带动人物运动,从而表现个体命运的沉浮。

而这篇小说则把个人从社会历史的轨道中脱离出来,放大了日常私生活中那部分欲望和压力,摆脱对人主观的道德评判和泛泛的社会评判。

如对小萼在劳动改造营中面对那些所谓的阶级姐妹们苦口婆心的劝说毫无反应,唯一在乎的是每天缝三十条麻袋所带来的劳苦这一情节的描写,充分体现了人性中无关于时代烙印的东西,仿佛妓女们眼中那些苦大仇深的良家妇女们是不可理喻且莫名其妙的,她们更加怀念的是过去喧闹而俗艳的风月营生。

此时,50年代“妓女从良”这一颇具高昂主旋律意义的题材在苏童的笔下化为轻颦浅叹,甚至还带着一丝滑稽的讽刺意味。

小说中另一女主人公秋仪,与胆小娇弱的小萼完全不同,有豪爽的个性和仗义的风骨,一开始就刚烈地跳下开往劳动营的卡车,逃跑了。

这体现出苏童笔下人物对历史的逃逸及个体生命对时代主流的抗衡。

然而命运的手仍然无情地摆弄着她,情感的无依无靠,社会的冷漠抛弃,使其走上出家的路,但天生耐不住清规戒律的寂寞又让她无法选择地下嫁于丑陋的冯老五,任她心高气傲、个性鲜明,仍不得不面对充满了荒唐、空虚、冷寂和无奈的一生。

这里的历史只作为布景出现,而人依然顺着人性自身的轨道和线索飘零着延伸。

凄美忧郁却又轻薄可笑的意境就此蔓延开来。

到长篇《我的帝王生涯》,[4]苏童对历史虚无感的表达更加突出甚至极端。

小说以伪自传的形式虚构了一个燮国皇帝对一生的回忆。

他的前半生在宫廷度过,是一个极尽奢华荣耀的假帝王,后半生却因政变被赶出宫,沦为卖杂耍的庶民。

文本打碎了历史的沧桑和宫墙的厚重感,让我们看到的仅是一片“礼崩乐坏”、倒行逆施的天地。

这深刻地表现了“人生的一夜惊梦”,无论惊醒与沉醉都是梦。

在这梦中,文中主人公端白穷尽一生,试图对人生符号进行思考,历经了繁华的虚无与贫困的空洞,却都找寻不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身份,最终,他被莫名其妙地放逐在社会之外,甚至被权力斗争的杀戮和死亡遗忘,成为一个与外界无关的人。

在叙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知的是,这两种人生都不真实,夸张的悲喜交加使对比融合为一个人,放射出人生苦苦寻觅意义的荒诞和虚无,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此外,《米》[5]也是值得一提的作品。

这是苏童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比其他的作品具有较多的写实色彩。

作品把笔墨集中在鸿记米店家庭中,分别以火车开往城市和火车回归乡村为开头结尾,将主人公五龙苟活、发迹、败落和死亡的一生作为叙述主线,暴露了人性中最溃烂的区域。

因饥荒饿得奄奄一息的五龙带着隐约的欲望来到了城市,一开始,他只以能吃饱肚子为生存目标,靠单纯的出卖力气苟活在城市中,随着城市的嘴脸一天天在这个原本质朴的青年面前明晰起来,仇恨与情欲成为支持他在此生存的动力,而邪恶也渐渐在其心底膨胀起来,金钱、肉体、复仇、不法交易、杀人行凶……一连串越发黑暗的勾当使其走上了罪恶的不归路,然而最终,名震一时的五龙由于染上花柳病而在刹那间败落下来,在脓疮溃痍一日重于一日的腐烂中走向死亡,充满了宿命论的元素。

此书深层意义上表现了进城的乡下人与城市先来者的矛盾对立。

那“不伦不类的城市文化”是苏童长期以来不断论述的主题,《米》则更进一步地强调了这一思想。

在此,城市化为一口罪恶的深井,扭曲了人性、吞噬了情感,只有仇恨是最鲜明的旗帜。

在畸形的情感支配下,人们相互折磨着,冰冷死亡的色调极为浓重,腐臭的气息贯穿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具有深刻的悲叹色彩和讽刺意义。

至《平静如水》、《离婚指南》、《已婚男人杨泊》、《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南方的堕落》等作品,苏童渐渐远离了历史题材,转而关注市井中平庸世俗的人们那波澜不惊,亘古不变的生活。

一切都像延续了千秋万代般理所当然,但正是这种永远没有新鲜意味的常规生活把人逼向疯狂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