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武汉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被“文革”中断了十多年的政协工作重新走上正常轨道。

1980年4月12日，市政协组建了新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恢复文史资料工作，并决定出版自己的文史期刊——《武汉文史资料》，要求创刊号在年内正式出版发行。

随即抽调专职干部组建文史办公室，亦即《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我就是这个时候从光明日报社调到武汉市政协，具体经手了《武汉文史资料》的开办和主编工作。

为保证按时创刊，我们及时报告武汉市委宣传部向湖北省新闻出版局提出申请，要求准予核发出版刊号。

经过努力，省新闻出版局发下准印证，限定为内部出版发行，于是有了合法的内部出版权。

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湖北地区出版物欣欣向荣。

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决定，通过对刊物的重新登记，批准一部分内部刊物为公开刊物。

《武汉文史资料》几年来的出版实践，证明自身是一份政治方向明确、有较高出版质量的期刊。

通过我们的积极申请，终于得到批准，从1986年4月起，改内部发行为限国内发行。

当时，出版界称之为领到了全国通行的“全国粮票”。

1987年年底，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全面整顿出版市场，使书刊出版逐步走向正规化、规范化。

因此除少数刊物受到审查处理外，对已公开发行的期刊核发统一刊号。

《武汉文史资料》这次又成为最早领取全国统一刊号和国际标准刊号的期刊之一。

从1988年起，由限国内发行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

当年，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服务社会纪实
◇ 肖志华
以国家正式刊物的身份，跻身于省一级政协文史行列，被社会公论为“武汉史林的一枝独秀”。

记得创刊之初，正是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之时，各方面都急需可供参考借鉴的有关历史资料，以促进各项事业的开展。

我们通过征集稿件，组织编审队伍，召开各种座谈会，把武汉地区一群有阅历、有影响的老人吸引到政协周围，以存真求实为原则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文史资料，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现仅就当年服务社会的几个侧面作简要回顾。

为落实起义政策提供史实依据武汉解放前夕，国民党汉口市警察局长李经世及其所属数千名员警，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弃暗投明，毅然起义。

在白崇禧南逃、解放军尚未入城之际，为维持汉口市区治安、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解放后，李经世曾被安排为中南公安部参事，但是，1951年在家乡崇阳县却以“反革命”罪被处决。

由于局长李经世遭此不幸，使得原汉口市警察局的不少员警也受到株连。

1981年，我们在《武汉文史资料》总第二辑上，发表了《江汉军区城工部在武汉解放前地下工作的一页》（作者：余杰）和《武汉解放前夕我们是怎样对三府
两局进行策反的》（作者：张式训、谈瀛、吴先铭、郑桓武）两篇文章，文中都记述了李经世率众起义的事迹。

据此，李的子女向法院及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当时，党的统战政策落实遇到层层梗阻，好心人说我们“为反革命翻案”“太冒风险”；旁观者说我们“手伸得长，管得太宽，到处闯祸”。

我们在政协领导的支持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忠于史实，排除干扰，帮助提供调查落实的线索，最后法院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对李经世改判无罪。

“改判一个人，团结一大片”。

由于李案的迅即解决，温暖了与李经世同时起义的众多员警的心，他们也都受到了实事求是的公正的待遇。

1984年，李经世的小儿子李汉生为纪念武汉解放35
周年，特向《武汉文史资料》写来专文《回忆父亲李经世在武汉解放前后》（刊于《武汉文史资料》总第十七辑），文中说：“《武汉文史资料》登载了余杰等同志写的有关武汉和平解放的真实情况，通过党和人民对家父功过是非的公允评价和
1983年9月18~24日，全国政协第四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在北
京召开。

图为邓颖超主席（前排左七）和中南、西南各省市与会代表合影，三排左九为肖志华
正确认定，给我们子女带来了幸福……家父九泉得知，也会含笑瞑目了。

”
为经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常常给人们以感情上的联系，同时给人们晓以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

武汉当江汉之会，輨毂南北，历史上素称“九省通衢”，是全国内陆的经济中心城市，在商品集散、储运流通、对外贸易等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

1984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武汉市实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计划单列。

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发挥文史资料的社会效益，我们于同年10月连续精选精编了以外国洋行为主要内容的《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二辑，连同第一本工商经济史料专辑，集中了48篇、35万字的史稿，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武汉近现代商业方面和洋行外贸方面较有影响的行、店、号及其有关人物的资料。

这两辑出版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反响。

当时，经济界提出以“两通”（即搞活交通、流通）为突破口的发展战略方案，有许多历史论证依据，就和《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的内容有关，“两通起飞”方案的参与者、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肖国金，曾高度评价了政协工商经济史料对他的研究工作所起的作用。

他介绍说，前几年他除了论述“两通起飞”外，还就武汉对
外扩大开放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多篇学术论文，其中有《中心开花论——武汉对外扩大开放问题》《二论中心
开花——华中经济地区对外开放问题》《内外结合、双向辐射——武汉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问题》等。

这些论文有根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有许多是采用《武汉工商经济史料》中的内容。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姜启渭，在他撰写的《武汉五年开放的回顾与前瞻——从对内开放看对外开放》长篇论文中，谈到“有利条件种种”时，专门引用《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的有关外商、洋行等内容，系统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这篇论文在武汉经济界、学术界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为修志编史发挥开启、论证的作用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政协文史资料和档案、文件、报刊资料一样，都是治史的重要依据。

且政协文史资料外延广博，不拘一格，生动具体，百态杂陈，更具有
真实性和感染力。

因此工商经济史料和社
1990年，《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务人员合影。

左起：
副主编刘通鸾，特约编撰、市文史馆馆员吴先铭，主编肖志华，特约编撰、市文史馆馆员吴自强，责任编辑朱务本
会发展史料的出版，从一开始就为史志界所重视。

武汉市是全国开展地方志征编工作较早的城市之一，过去由于有关武汉地方史书刊资料出版较少，参加修志的专业人员自称是“半路出家”，缺乏对武汉地方史的了解，因此在1980～1982年初创时期，急需了解有关武汉近现代史资料。

当1980年年底《武汉文史资料》出版后，在当时条件下，就成了史志部门修志的基础资料主要来源之一，经常有不少人来文史办公室查阅资料；特别是连载发表了《武汉经济略谈》（上下）、《汉口外国租界的产生和收回》、《汉口水电事业的由来和演变》以及许多在历史上信誉昭著的“老字号”等史料后，较多地被有关史志单位摘录和引用。

政协文史资料成为“一方之信史”。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负责同志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武汉市的修志工作，就是“靠文史资料入手的，起到了开启的作用、引证的作用。

”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皮明庥研究员，曾是武汉地区颇有影响的史学专家之一。

他撰写的《辛亥革命中的武汉商会商团》《武汉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形成》两篇论著，其主要基础材料之一就是来自《武汉文史资料》。

这两篇论著出版后，分别被加拿大和日本的有关学术刊物转载，扩大了政协文史资料在海外的影响。

皮教授说，政协文史资料具体扎实，内容鲜为人知，学术、经济史界都很感兴趣，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为教学补充丰富的教材
过去，在武汉地区大学的教学中，很少有地方史方面的教材，作为武汉人，并不都了解武汉的历史，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近现代史的教育、地方史的教育，更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1983年，江汉大学根据地方大学的特点和需要，决定在经济管理系开设《武汉经济概论》课程。

主讲老师彭君亮副教授热情很高，但开始却苦于缺乏较全面系统的基础材料。

当他得知政协出版有《武汉文史资料》和《武汉工商经济史料》时，即刻抓紧进行了参阅，感到帮助很大。

最后他写出了分14讲的长篇教材。

其中“三镇史略”“九省通衢”和“解放前经济鸟瞰”等部分，有许多是引用《武汉沿革略识》《汉口法租界种种》《回忆收回汉口英租界》《武汉经济略谈》等文史资料的内容。

1987年，中南财经大学副教授袁继成带领一批研究生和应届本科毕业生，专题从事武汉外国租界和外商、洋行的研究，他们把课堂移到武汉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对照《武汉文史资料》发表的有关资料内容，请编辑部负责人现场讲课和实地调查，使学生们得到了在一般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收到了较好的反映。

他们说，政协“三亲”史料翔实具体，不是泛泛的说教，是学习近现代史的好教材。

此外，香港大学经济系有两位研究近现代经济史的学生，获悉武汉市出版工商经济史料，慕名专程到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索要《武汉工商经济史料》，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返港后又来信致谢。

（肖志华：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武汉文史资料》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