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在分析汉字形音义中的局限性
摘要“六书”理论自产生以来，在分析汉字的形音义方面具有极其的重要作用。
但随着汉字的演变与发展，其局限性也日益明显。
本文着重于探讨“六书”在分析汉字形音义中的局限性。
关键词六书；汉字；形音义；局限性
“六书”一词产生之后，文字学者在讲汉字构形之时，往往会遵循“六书”的说法。
“六书”即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段玉裁在《广雅疏证·序》中說：“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
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
”由此可知，古人造字是先有义而后有音，然后才造出形。
而我们考求字义，是先观其形，再得其音，后得其义。
所以，在造字之始，形与义是相统一的，我们可以运用“六书”理论来分析汉字的形音义。
而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到篆文，再到隶书、楷书，还有草书和行书，历经了多次重大变迁。
在汉字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形、音、义等各方面均发生了变化，如果再利用“六书”理论来分析汉字的构形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本文将从汉字的形、音、义三方面来阐释“六书”理论在分析汉字中的局限性[1]。
首先，不能运用汉字“六书”理论来分析演变之后的文字字形。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识声读的专著。
而今看来，许慎对一些文字构形的解释也有与文字本义不相符的。
这是因为处于东汉时期的许慎，没有看到甲骨文与金文，在运用“六书”理论对汉字进行分析时，便难免出现些许错误。
如“匈”。
《说文》：“匈（）：膺也。
从勹，凶聲。
，匈或从肉。
”而甲骨文作“ ”，“）”为“胸”的指事符号，胸前有物交叉。
战国楚简作“”，可以隶定为“胸”。
胸部的指事符号从人形上析离，由于“凶”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从“匈”字分化出来，所以许慎误以为凶声。
这种便是以讹体为说，分析字形出现错误。
再如“晵”。
《说文》：“晵（）：雨而昼夝也。
从日，啓省聲。
”“晵”字甲骨文作“ ”，从日，声，但后世“”字不单独使用，而是作“啟”。
因为许慎不知该字字形的演变，所以他分析的字形与初文不合。
还有现在推行的简化字。
比如繁体“產”。
《说文》：“产（），生也。
从生，彦省声。
”繁体字的“产”，我们可以运用六书理论据形索义，而简化之后的“产”用“六书”理论分析，则只知其声，不知其义。
所以，运用“六书”造字法分析汉字字形时，要考释出字源，否则很可能出现错误[2]。
其次，不能运用“六书”理论分析现代汉语的音读。
对于形声字来说，运用“六书”理论分析字音，则主要看声符的读音。
而在汉字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文字的读音与声符的读音均发生了变化。
假若这种变化不同步进行，就会出现声符读音与文字读音的偏离。
如“辈”，从“非”得声。
“辈”和“非”上古都属邦母微韵，后来“辈”和“非”的声母发生了轻唇、重唇的分化，二者的读音变远，“非”提供的声音理据弱化。
再如“旁”，从“方”得声。
“旁”“方”在上古均属並母阳韵，都属于重唇音，声音相同。
后来，“方”和“旁”的声母发生了轻重唇的分化，读音变远，“方”提供的声音理据淡化。
同时，也不能运用现代汉语的读音来分析古文字的字音。
如繁体字“豔”，从丰、盇声。
如果运用“六书”理论来分析字音，我们很容易发现它的声旁与该文字实际读音不同。
其实不然。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中“盍、盇，（古）匣叶”，“豔、艳，（古）余谈”。
根据音韵学知识，“豔”，喻母三等（余）上古归匣母，可见其与盍声同；而“叶、谈”主要元音相同，所以“豔”从盍。
再根据上古十三韵部，同横排的主要元音相同，所以“豔”为形声字。
综上，运用六书理论分析字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再次，依据“六书”理论考释字义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清代段玉裁在《经韵楼集》中曾指出：凡字有本义，有引申、假借之余义焉。
守其本义，而弃其余义者，其失也固；习其余义，而忘其本，其失也蔽。
其实，意义一旦产生，便会随着事物的发展、人类认识的提高而不断发生变化，变化了的意义和根据本义所造的字形之间虽仍有联系，但人们想要找出这种联系，需颇费周折。
尤其是当变化了的意义取代较早的意义而成为常用义时，形义之间由于缺少了本义的过渡就更难被联系起来。
如“张”，本义是“施弓弦也”，沿着这一意义所具有的“伸张”特点引申出了“肿胀”、“帐幕”义，“肿胀”和“帐幕”都与“张”的字形没有直接联系。
再如“羞”，本义为进献食品。
《说文·丑部》：“羞，进献也。
从羊，羊，所進也。
”而后引申出“怕”、“羞愧”义，字形“羞”与“怕”“羞愧”义的联系便不明显。
再如“虹”。
该字甲骨文为“”，像长有两头的怪兽，巨口，有角。
古人认为“虹”是天上的神物，在雨天常探其带角的双首下地吸水。
而《说文》：“虹，螮蝀也。
状似虫。
从虫工声。
”“虹”为形声字。
不管是早期象形字，还是“从虫工声”的形声字，其构造意图都是把“虹”视为一种兽或虫。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虹”的认识逐步走向科学，却不明白“虹”之所以从“虫”了。
综上所述，“六书”理论在分析汉字字形、字音、字义等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不能随意地运用六书理论来分析汉字的形、音、义。
否则，便会贻笑大方。
参考文献
[1]许慎，徐铉.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444.
[2]李娜.《说文解字》误释字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