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本篇论文目录导航：【题目】我国湿地生态补偿体制探究【引言】我国湿地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研究引言【第一章】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概述【第二章】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我国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评价【第四章】主要发达国家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第五章】构建我国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结论/参考文献】国内湿地生态补偿法制分析结论及参考文献第五章、构建我国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新《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生态补偿制度，并确定政府补偿和政府指导下的市场补偿两种模式，这为各类资源生态补偿制度的设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我国虽然尚未出台《生态补偿条例》，但其草案已经形成。
《湿地保护条例》也纳入国家林业局的重要立法计划。
《生态补偿条例》和《湿地保护条例》将为我国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将来的对接提供空间。
本文认为，我国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构建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我国生态补偿的法律原则法律制度在形式上包括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法律原则贯穿法律制度始终。
政府补偿和湿地市场补偿分别遵循分配正义与交换正义的思路，分配与交换的原则是正义实现的关键所在。
具体到法律层面，即各人得其应得的公平观念。
公平观念具体到生态补偿上，即“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益”，学界通常称之为受益者负担原则。
“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益”前后两个“受益”含义不同，前者指向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后者指向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
两类主体都有公平的权利义务关系。
受益者负担原则是对“谁污染，谁治理”的污染者负担原则的修正。
污染者负担原则预设环境问题是经济负外部性的，受益者负担原则处理的则是生态系统服务这一经济正外部性的问题。
“谁污染，谁治理”是末端治理的思路，将环境治理责任直接分配给排污者，有很强的行政管制色彩。
这类似于侵权法的归责逻辑，预设某一个或某几个行为导致了损害结果，只要确定行为主体，就能找到填补损害的路径。
可是环境问题的因果关系通常要复杂得多，即便顺利厘清因果关系，也难以通过填补损害得到恢复。
污染者负担原则一方面可能让污染者负担过重，另一方面末端治理对于解决环境问题也非最优选择。
受益者负担原则打破了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末端治理与行政管制缺陷，通过分配或交换生态系统服务的利益与负担，从源头预防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的发生，补足相关利益主体保护环境的动因。
受益者负担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是确定生态补偿主体。
生态系统服务行为的主体是提供者，无论是积极保护、修复、治理的作为方式，还是限制生产生活的不作为方式。
受益者往往是多层次的，包括直接受益主体和拟制受益主体，后者特指在受益者为普遍公众的情况下，由国家作为法律拟制的受益主体承受相应的负担。
二是确定补偿的程度。
享受的生态系统服务带来的利益越多，则相应需要承受的负担也越多，利益和负担之间应达至公平。
受益者负担原则是应当写入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法律原则，它是生态补偿制度对公平价值的回应。
此外，考虑到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不同的法律性质，在实现公平价值时分别会产生环境法与行政法、环境法与民法的协调需要，在具体制度确立过程中，二者遵循不同原则。
此处的“原则”不同于法律原则，仅仅作为具体制度构建的指导。
（一）市场补偿原则——有限的自治市场补偿固然是民事法律行为范畴，但却不是完全私法自治的合意。
公平是市场行为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在交换正义中指等价交换。
等价标准有主客观之分，主观等价标准指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对方的给付与自己的给付价值相等；客观等价标准指由法律直接规定不同给付之间的等值比例。
私法自治指遵守自己的意思表示，通过自己的意志为自己的行为立法，并承担相应的行为后果。
因此，民法崇尚主观等价标准而排斥客观等价标准。
然而生态补偿的参与主体动因多样，国家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环境，地区的主要目的是求得发展，企业与个人则更关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生态补偿的作用在于通过满足这些诉求的方式达到保护特定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目的，从而保障公共利益。
而无论是政府购买、私人交易或市场贸易，均难以用传统的合同制度调和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完全的自治必须受到限制，这是合同的生态化要求。
环境合同限制自治的方式是政府指导，包括扩大客观等价标准的适用范围等，因此具体的制度设计中需要协调契约自由和政府指导之间的关系。
（二）政府补偿原则——公开透明、公众参与如前文所述，政府补偿无论从法律保障意志自由的正当性角度或是实现自然资源生态价值可持续的实效性角度，均存在较大瑕疵，现阶段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生态补偿模式是市场补偿有效推行前的过渡选择。
如何减少政府补偿对私领域的侵犯，如何增强政府补偿保护生态价值的作用，是制度设计的重点。
试想，如果对于湿地的保护均采取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方式，即便给生态移民等利益相关者远高于利益对价的补偿，也未必能取得保护湿地的效果。
况且保护湿地生态价值的目的从根本来看是为了保障公共利益，这里却武断地采取牺牲公共利益的方式。
因此，政府补偿要实现公平的价值，需要坚持公开透明和公众参与原则，实现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充分信息沟通。
这也是国家培养公众的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环保意识的有效途径。
二、我国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内容在国家层面建立湿地生态补偿制度是建立长期有效机制的必然选择，然而考虑到我国湿地类型多、面积大的特点，国家立法除了明确法律原则以及补偿主体、受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范围、补偿方式等框架内容外，剩余的空间应该留给地方根据湿地的特点灵活把握。
（一）我国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存在的目的是保障利益合作关系、调整利益冲突关系。
这些社会关系一旦纳入法律规范，便形成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这里的人包括自然的人，即自然人，也包括拟制的人，如法人和国家等。
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主体包括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二者分别解决“谁补”与“补给谁”的问题，补偿主体是义务主体，即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受偿主体是权利主体，即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
以下从国家、湿地管理部门、企业和个人这些主体出发进行分析。
第一，国家。
国家在湿地生态补偿中具有多种身份，需要厘清。
如果将湿地生态补偿放在国际法框架中，享用湿地生态服务的国家应为补偿主体，提供湿地生态服务的国家应为受偿主体。
在国内法语境下，这里的国家包括中央政府和湿地所在地政府。
就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的分界，国家既是湿地政府补偿的主体，与其他参与者的关系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属于补偿主体；国家也是湿地市场补偿的政府购买主体，与其他参与者的关系是民事平等主体关系，在政府购买方式中属于补偿主体；国家还有管理湿地的权能，但实施这一权能的具体部门并非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而是监督者。
第二，湿地管理部门。
有观点认为，湿地管理部门能够获得湿地生态旅游等行为带来的收益，因此是受益者。
本文认为，湿地管理部门是指林业、水利、农业等法律赋予公权力的政府部门，就管理者的身份并不从湿地生态补偿中获益或受损，不宜作为补偿主体或受偿主体。
湿地生态补偿制度应当保持规范边界清晰，不宜将相似的补偿、赔偿问题均囊括其中。
例如湿地的集体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不同，前者是私物权，后者是公物权。
私物权表征着私人利益，侵犯私人利益理应予以补偿，因此集体应是受偿主体。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补偿包括征收、征用、占用的补偿和生态补偿。
本文未将征收、征用、占用的补偿纳入生态补偿范畴，因为前者仅将湿地作为一般土地，不产生生态效益。
湿地管理部门虽然不是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但对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监管主体。
第三，企业和个人。
企业和个人才是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直接主体，既可能是补偿主体也可能是受偿主体。
国家作为法律拟制的主体，是民众的利益代表。
普通公民在湿地生态补偿中享受到湿地生态环境改善的利益，国家是补偿主体。
民众作为湿地生态服务受益者是事实上的补偿主体，一般通过上交税费等方式将生态补偿资金汇集到政府手中，再由政府进行分配。
企业以营利为目的，具有独立的财产为企业的行为负责，在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模式下，国家均不是企业的利益代表。
特定的企业和农民、渔民等，与湿地的利益关系并不限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的利益关系，对后者的范围作严格的界分十分必要。
如湿地周边企业的排污收费制度应当与湿地生态补偿制度区分开来，二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制度，前者是湿地污染产生的经济负外部性内部化的措施，后者是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的经济正外部性内部化的措施。
（二）我国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关系客体法律关系客体是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所指向的对象。
这里的对象包括物、行为、人身、智力成果等。
如物权的客体一般是一定的物，债权的客体往往是特定的行为，人格权的客体指向人身，而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智力成果。
湿地生态补偿的法律关系主体包括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在研究过程中受偿主体和补偿客体容易混淆。
前者回答“补给谁”的问题，后者回答“为什么补”的问题。
成立法律关系客体除了要求对象能为人类认识和控制、具有独立性之外，最重要的是能给人带来利益。
利益回答的就是“为什么补”的问题。
湿地生态补偿的制度目的在于公平分配湿地生态服务提供者和受益者之间的利益与负担，这是一种利益关系，而发生利益关系的前提在于客体存在价值。
湿地生态系统是有价值的，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的行为也是有价值的。
因此，湿地生态补偿的补偿客体也包括湿地生态系统和湿地生态系统服务。
这里产生物和行为作为同一法律关系客体的情况，学界就物和行为应归于同一层客体还是该分为两层客体，存在争议。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对象是湿地生态系统，此处的行为针对的对象是物，二者存在分层关系，将物与行为作为并列的物权客体会产生逻辑不清的问题。
有学者主张双层客体说，即法律关系的客体为行为，这是确定的第一层客体，但该行为可能有物作为第二层客体。
本文赞同这一观点。
因此，湿地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第一层客体是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第二层客体是湿地生态系统。
（三）我国湿地生态补偿范围补偿范围指向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的对象，回答“分配什么”、“交换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利益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