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代持之隐名股东的法律风险防范前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为商事交易的自由性与灵活性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商事投资领域的隐名股东现象即为例证。
隐名股东往往依赖于代持股协议而存在，其因缺乏工商登记的公示力而置于一种被实际代持人侵害的潜在风险状态。
因此，明晰隐名股东面临的实际风险，提出应对措施，对于隐名股东权益维护尤为重要。
1隐名股东概述（一）隐名股东的概念隐名股东是指在公司内部和(或)外部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或名称,以他人名义或虚拟主体的名义向公司进行股权投资而实际承担出资义务的公司实际出资人。
隐名股东的称谓与名义股东相对，本质指向公司的实际出资人。
（二）隐名股东的特征第一，隐名股东必须是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第二，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资料中并没有对隐名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予以刊记；第三，隐名股东产生于与名义股东签订的代持股协议；第四，代持股协议是双务、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其中，隐名股东负出资义务,名义股东承担经营、分派利益的义务；第五，隐名股东出资的形式必须要求为资金,排斥以实物、技术等形式出资；第六，隐名股东实际享有公司收益,承担公司经营风险。
（三）隐名股东的成因隐名股东的出现不仅取决于出资者个人的单向选择，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法律规制与调控等因素同样对属于其形成动因。
具体而言包括两方面：一是形成于实际出资人的特别需要。
出资人可能由于不符合合作伙伴所要求的资格或是自身信息安全的考量等因素而选择隐名。
二是形成于规避法律对于身份禁止的规定。
虽然我国的市场准入条件日趋宽泛，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仍然有待完善，因而对于某些商主体的干涉与管理依然属于一种常态化的现状。
例如《公司法》第二十四条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数的限定、《公务员法》及各地的工商登记投资负面清单等对于从事商事投资的禁止性规定，这些因素促使出资人设法去开辟新的投资途径以避开限制实现投资意愿，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遗留的诸多隐名股东即为例证。
2隐名股东涉及的主要法律风险（一）名义股东恶意损害隐名股东利益的风险实践中，面对各种现实经济利诱，名义股东极有可能利用工商登记在册的优势，擅自与善意第三人进行股份的转让、质押等支配与处分行为。
但因为实际出资人不可能对这些行为进行实时了解，因此很难控制名义股东上述行为，若交易相对人为善意，则法院一般会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认可相对人的股权受让行为；此时，隐名股东只能以事后的损害赔偿来救济自己的合法权益。
01参考案例：最高院（2013）民一终字第138号判决，薛惠玶与陆阿生、江苏苏浙皖边界市场发展有限公司、江苏明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
裁判观点：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行为，在缺乏具体的代持协议时，若隐名股东存在相应的汇付款事实足以推翻名义股东的恶意否认，则应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成立；前述基础之上，名义股东擅自转让代持股份，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无权处分行为，行为本身的主观恶意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因此，隐名股东以自己实际出资的事实主张名义股东恶意侵害其权益而导致转让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名义股东自身原因导致诉讼而被法院冻结保全或者执行名下的代持股权的风险因名义股东具有公示力，如果名义股东拖欠债务，其所代持的实际出资人的股权可能因第三人申请强制执行而被查封或拍卖。
01参考案例：最高院（2016）民申3132号裁定，王仁岐与刘爱苹、詹志才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一案。
02参考案例：最高院（2018）民再325号判决，新乡市汇通投资有限公司、韩冬案外人执行异议一案。
裁判观点：《公司法》严格遵循内外有别原则，公司内部关系的变更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三人的范围不限于与名义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
因此，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属于该“第三人”范畴，其基于商事外观主义产生合理信赖而为的法律行为应受法律优先保护。
（三）股权代持协议无效的风险股权代持协议是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关于权利义务分配最为直接的证据，也是隐名股东主张其股权收益分配的重要依据。
股权代持协议效力的判定因公司形式差异而有所区别。
第一，对于发生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代持行为，《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明确了其效力认定规则：即通常情形下，若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订立的股权代持协议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无效情形的，应认定为有效。
第二，对于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司法实践中一般参照适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代持效力的判定依据，具体裁判理由参见下例。
01参考案例：最高法民再360号判决，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裁判观点：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内部代持法律关系本质上属于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受合同法相对性原则的约束，该协议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无拘束力；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下，外部的公示优于内部真实，第三人基于公示产生合理信赖而为的法律行为应受法律保护；从风险负担的原则考量，股权代持协议属于债权人无法预知和规避的风险，不应苛责其为此承担权利落空的风险；司法政策价值导向下，侧重承认和保护隐名股东的潜力从而阻却执行，客观上可能会鼓励通过代持股份方式规避债务、逃避监管，进而增加社会管理成本。
第三，对于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司法实务中存在不同的观点。
01参考案例：（2018）湘民终680号二审判决，陈黎明、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许倬俣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
裁判观点：《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与《证券法》第三十九条对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和交易所作的限制性规定，仅属于对公司股份、债权转让和交易履行时具体场所的限定，而非对股权转让与股份代持关系效力的规定；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股东有权依法转让自己持有的股份。
因此，名义股东依法处分自己代持的股权，只要股权变更登记等股权转让手续满足法律规定的交易场所，即可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处理。
02参考案例：最高法（2017）民申2454号裁定，杨金国与林金坤、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裁判观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规范，明确了上市公司发行人必须股权清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必须真实、准确、完整的基本要求；证监会根据《证券法》授权对证券行业进行监督管理；上市公司股东身份不清晰必然影响到公司信息披露、关联交易、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回避等诸多监管举措的落实，进而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损害资本市场的交易秩序与交易安全，损害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股权代持协议的存在，隐瞒了公司真实股东的身份，违反了上市公司系列监管规定，损害了投资者权益及社会公益。
故，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上市公司的股权代持协议因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而属于无效协议。
03参考案例：上海金融法院（2018）74民初585号，杉浦与龚某股权转让纠纷案。
裁判观点：该案的裁判观点与案例2的观点基本一致，仅在认定股权代持协议无效法律依据上增加了《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即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四）股东身份不被认可的风险虽然《公司法》第二十四条承认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代持协议的效力，但并不意味着隐名股东可以直接替代名义股东。
01参考案例：最高法（2013）民申字第758号民事裁定书，成都广诚贸易有限公司与福州飞越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一案。
裁判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六十七条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禁止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依据公司法内外有别原则，股东资格的确认对外应采公示主义；代持协议在未经披露或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形下，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应，名义股东对外具有其所持股份的股东资格。
在上述情况之外，还存在一种较为极端的情形，即代持股份的名义股东去世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此时，代持人的家属可能会要求主张对其名下的股权进行继承，进而产生股权权属纠纷争议；即使是代持人的家属认可此种代持，但若继承人较多，那对于是否继续代持，由谁代持等问题，继承人的意见可能很难统一。
3隐名股东的法律风险防范（一）选择合适的人（资产情况、信用情况、心理情况）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本质上是一种债权关系，受债权相对性原则的约束，因此彼此之间的诚信极为重要。
隐名股东对于代持人应尽量选择与自身关系密切、值得信任及容易控制的人员，如近亲属或朋友等私人社会关系主体；当然，在考虑信任度的同时，对于代持人的资产状况、心理情况等也要做一定程度的调查与判断。
（二）能够对内公开身份尽可能公开并积极行使股东权利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隐名股东显名的重要条件之一即为取得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因此，在实践中，如果条件允许，隐名股东应尽可能地将股权代持协议向公司和其他股东予以披露，并争取要求其他股东在代持协议上的签名同意或是出具证明文件；同时，隐名股东也应对公司的董事会席位、公司高管职位以及公司财务人员作出适当安排，对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有所掌控，以防止名义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侵害其合法权益。
（三）设置高额的违约金条款由于显名股东是经过工商登记的对外名义股东，在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侵犯隐名股东权益的情况很容易被诱发，而隐名股东对于此种情形很难进行事后的阻止。
因此，在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时，隐名股东最好能够在协议中明确，若名义股东侵害其权益，应当承担高额的违约金；一是增加名义股东违约成本，起到震慑的预防作用；二是保证自己在最终的要求返还出资或是进行追偿的窘境下，权益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