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现代化THEORY AND MODERNIZATION2011－09Sep ，20112011年第5期NO．5，2011本文把“现代性批判”界定为韦伯与马克思共同面对的问题域。

韦伯以“理性化”概念切入到现代性诊断与批判之中，立足于理性化的两种逻辑，在文化—世界观层面和社会—制度层面做出了“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的时代诊断。

马克思通过“异化”概念来揭示现代性悖论，将“异化劳动”阐释为现代性问题的“本质性一度”，指出了它有经济学和哲学两种话语。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表现为对国民经济学和现代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

一理性化是韦伯现代性理论的“总命题”，也是其现代性诊断与批判的理论基础。

我们认为，韦伯的理性化存在两种逻辑：一为文化—世界观的理性化；二为社会—制度的理性化。

①理性化的吊诡（paradoxes of rationality）在理性化的两种逻辑中都体现出来并有所不同。

第一种逻辑反映的是，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总体理性与片面理性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来的是理性的相对化与主观化。

理性本身分解为多元的价值领域，从而毁灭了其自身的普遍性，价值多元论由此产生。

第二种逻辑指的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

理性内部发生分裂，内涵出现变化。

理性化内部充满了手段与目的、工具与价值、权力与自治、奴役与解放之间的紧张，并且不断演化为前者对后者的支配与统治。

其核心要点在于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并与权力合谋，成为统治现代人的“支架”。

韦伯的现代性批判建立在理性化的两种逻辑之上，并表现为两个方面：理性化导致的价值冲突问题和理性化与自由的悖论问题。

“多神论”和“铁笼”这两大隐喻最为直接地体现出韦伯现代性批判思想。

韦伯把现代性特征定义为“祛魅”，即理性化。

“祛魅”意指的乃是尼采的命题：“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就其要害而言———是现代与传统的决裂。

这种决裂导致的后果乃是“多神论”。

传统社会提供了一种绝对真理和价值标准，整个世界是一个充满“客观”意义和伦理价值之总体。

现代世界是一个“上帝已死”的图像，传统确定性和“客观”意义丧失了合法性，导致了真理和价值的多元化。

原始宗教时代是一个多元作者简介：唐爱军（1984-），男，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邮编：200453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韦伯与马克思唐爱军摘要：本文把“现代性批判”界定为韦伯与马克思共同面对的问题域。

韦伯以“理性化”切入到现代性的揭示与诊断中，立足于理性化的两种逻辑展开现代性悖论的阐释；马克思通过“异化”来揭示现代性悖谬，将“异化劳动”领会为现代性困境的“本质性一度”，并对异化劳动的经济学话语和哲学话语实现批判，由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体现为一种“双重批判”。

文章最后对两人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同与异进行了简单的总结。

关键词：韦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性化；异化劳动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11－07论的价值观和世界图像的“多神论”时代。

普遍宗教时代指的是相互冲突的价值多元论被一神论和兄弟爱的伦理所取代。

[1]而我们的新时代则是宗教一元论世界和信念系统丧失殆尽，各文化价值又处于相互冲突中。

现时代是一个“新的多神论”时代。

理性化导致了宗教合法性的式微，科学取代了宗教，成为现代性的“主导文化”。

这带来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价值冲突的不可避免。

我们的文化命运是诸神混战，我们要“勇于正视时代的命运”。

这一命运是科学无法根除的。

韦伯说道：“希腊人时而向阿芙罗狄蒂献祭，时而又向阿波罗献祭，所有的人又都向其城邦的诸神献祭，今日的情形也如出一辙，只是那些礼俗中所包含的神秘的、内心深处又是真实的变化，已遭除魅和剥离而已。

在这些神和它们之间的斗争中，起主宰作用的绝对不是‘科学’，而是命运。

”[2]科学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在这些好战的诸神之间，我们该侍奉哪一位？抑或我们该侍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神？”[2](45)人们只能根据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进行抉择，而它们是互不相容的、相互争斗的，即“你将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

”[2](44)总之，理性科学是无法解决现代世界的“意义”问题，价值多元论就成为时代的“天命”了。

韦伯在文化—世界观层面上不仅诊断出理性化导致了现代世界的价值冲突，而且揭示出现代文化“精神风格”的变化。

尼采曾经指出现代文化转向在于：“理想主义”转向了功利主义和“唯物主义”。

韦伯则指出，禁欲主义转向了无灵魂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

韦伯现代性批判问题域在理性化的第二种逻辑中表现为：做出“自由丧失”的时代诊断。

我们首先来看韦伯语境中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比瑟姆描述了韦伯使用的“自由”有三种意义：第一，指经济个人主义的自由；第二，指公民和政治意义的自由；第三，倾向于精神的人的自治性或人格的概念。

[3]一般来说，韦伯的“自由”概念包括了以上三种涵义，但韦伯更为关注的是个人自治性概念。

韦伯是在批判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双重语境中，揭示现代世界的自由问题。

他深刻洞悉到古典自由主义危机在于：“新教和天赋人权传统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丧失殆尽，其社会支柱生气勃勃的小资产阶级逐渐为资本主义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所吞并。

”[3](导言)康德曾指出，所谓启蒙就是人类运用理性、理智能力摆脱人类的不成熟的状态。

启蒙主义的信仰有三大核心点：世界是一致的；在工具上是可以控制的；控制世界会提升人类自由和自治。

康德和一般启蒙主义者都是在普遍意义上理解理性的，并把理性诠释为解放人的进步力量。

“西方启蒙抓住了理性的意义，并且对理性化的作用持完全乐观态度。

在启蒙传统中，现代世界是普遍理性塑造的世界。

理性运动仍然保持着实体性的统一，保留了调节事实与观念的希望。

”[4]启蒙主义者（甚至某些启蒙批判者）相信理性的解放潜能；认为理性有能力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冲突，对历史辩证运动之理性消除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的问题充满信心。

他们都没有卢梭或尼采的意识，即个体自由不是文明的礼物。

现代启蒙、文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个体自由和社会进步。

韦伯指出，生活秩序的理性化即“祛魅”带来的不是理性自治，而是他治。

[4](4)理性渗透到公共领域，不是生产出理性的自治，而是不断增长的统治，这是对理性促进自由的启蒙主义的讽刺。

由此，韦伯把现代资本主义标示为“没有进步的发展”。

尽管很多人热衷于诠释韦伯与康德的“暧昧”关系，并认为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为韦伯理解启蒙规划设定了议题，[4](7)但不可否认，韦伯仍然远离了康德，回到尼采的怀抱中：理性主体是由权力关系建构的，理性已然成了“权力意志”。

对于韦伯而言，“开朗的继承者（启蒙运动），似乎已永远地褪尽了她玫瑰般的红颜。

”[5]的确，像M ark E.Warren分析的一样，韦伯（以及尼采）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前就提出了“启蒙的辩证法”，揭露出启蒙的“野蛮”（barbarism）。

尼采和韦伯关注的乃是：当理性制度化，为什么权力没有或不能减弱？正是如此，两人都质疑康德和启蒙主义的议题：理性与权力在原则上是对立的。

与尼采、福柯的思路一样，韦伯通过揭示理性的悖论即理性充满着权力意志和统治内涵，破坏了启蒙的希望。

现代世界理性化带来的是最少的自治、最多的纪律以及最多的不成熟。

[4](68)退一步讲———蒙森的表述———是：“通过最大可能的统治实现最大可能的自由”。

总而言之，韦伯对启蒙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主要着眼于批评理性自治潜能和理性进步的启蒙主张，揭示出理性走向了反面，成为新的统治形式和压迫力量，理性已然与权力同盟。

正是在此语境中，韦伯现代性思想最为本质的理论构架清晰地呈现出来：理性化与自由的二元悖论。

接下来，我们分析理性与权力共谋、理性化与自由悖论的概念内涵和具体表现。

Brubaker指出，韦伯语境中的“理性”至少有16种含义。

[6]尽管理性涵义众多，但基本上可以在两分法层面上加以理解。

两分法的模式一方面方便描述出西方理性主义或社会秩序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是解释现代社会冲突或悖论的出发点。

[6](37)理性内涵的二元界分是揭示理性统治或现代性悖论的分析框架。

一般讲来，韦伯的理性有狭义和广义两种。

前者指的是逻辑的一致性和实施的工具性；后者指个体自治理性。

②狭义理性不仅不与权力、统治（domination）对立，而且两者具有同谋关系，即狭义理性实际上必然导致理性化的统治或权力。

而广义的理性即个体自治的理性在原则上与权力和统治是对立的。

理性与权力的共谋实际上指的是狭义的理性充满了权力意志，是一种权力。

毋庸置疑，韦伯否弃了启蒙主义的理性内涵，而是切入到理性内在的界分与冲突中，并将其揭示出来。

不仅如此，韦伯还审视出两种理性力量的对比，察觉到现代社会实际上是狭义理性统治了广义理性、形式理性统治了实质理性、目的理性统治了价值理性。

韦伯的策略实际上是将理性彻底知性化，下降为合理性，即将黑格尔式的理性总体转化为康德式的知性，并进一步领会为权力的共谋者。

理性成为一种统治力量、理性化与自由的对立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反映。

第一，禁欲主义精神。

与马克思不同，韦伯从文化价值系统来研究现代性的发生学，并最终落脚于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

因此，韦伯的理性统治或“自由丧失”的诊断必然追溯到新教的禁欲主义伦理及其生活样态。

宗教理性化即禁欲主义宗教的负面效果就是带来了文化的纪律，[1](197)即塑造了个人内心的服从。

禁欲主义从修道院深入到日常生活，丧失了其形而上学或宗教的内容，成为主导的世俗道德，造就了精神的统治，其带来的是纪律的增强，而不是更大的自由。

第二，形式理性系统。

世界的“祛魅”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2](48)公共生活领域或秩序日益成为一个形式理性系统。

它包括两大部分。

一是以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为核心的经济理性主义系统；二是以现代国家为核心的政治官僚系统。

两者都是形式理性的制度化，都建立在形式理性的核心要素即可计算性上。

资本主义———两大系统是其核心———成为现代人不可抗拒的命运般力量，决定着出生在该机制当中的每一个人。

资本主义成为自由的异己力量。

披在圣徒肩上的“随时可以卸下的薄斗篷”变成了钢铁般的牢笼。

[5](187)第三，理性化的统治类型。

韦伯指出统治有三种形式。

而现代世界则是法理型统治类型。

理性———工具理性———已然取代了传统的或卡里斯玛的人格统治，成为新的合法性形式。

传统习惯、情感以及道德伦理不再具有或者说弱化了合法化能力，工具理性成为新的“意识形态”。

韦伯把现代法律和道德系统理解为形式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消除了传统的道德伦理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