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质权人权利保护规则的局限与突破-法律论知识产权质权人权利保护规则的局限与突破内容摘要：知识产权质权人的孳息收取权、质物保全权、质权人优先受偿权等基本权利的保护均不同程度体现出规则的无力和权利的虚化。

我国应仿效《德国民法典》规定质权人依约可以收取知识产权强制许可使用费，且重复出质时，顺位在先的质权人享有优先收取权；废除知识产权质权人对出质人转让、许可他人使用知识产权的同意权，完善合同备案制度，规定知识产权质权人撤销权；明确出质人维持知识产权不被撤销和宣告无效的费用不属于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

关键词：同意权合同备案强制许可费撤销权孳息收取权自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中首次规定知识产权质权至今，知识产权质权制度在成文法中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历史。

这段历史又可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的颁布为分水岭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物权法》颁布之前的制度观望期和颁布之后的普遍尝试期。

〔1 〕在前一个阶段，知识产权质权于实务而言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制度梦想，几乎没有得到运用；在后一个阶段，知识产权质权在全国范围内确有使用和推广。

究其原因，从宏观层面讲，国家总体政策环境良好；〔2 〕从微观层面讲，知识产权质权贷款贴息〔3 〕、知识产权质权与实际控制人担保〔4 〕等具体措施是目前实务中保障知识产权贷款顺利进行的有效方式。

深究这些原因，实质则是国家政策扶持的不同表现方式。

为什么实务中知识产权质权运转需要如此大力度的政策扶持？目前，主要为债权人的银行在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采取知识产权质权融资方式贷款时的准入问题上态度依然很谨慎，〔5 〕这一现象反映了潜在质权人对自身权利保障和实现的担心和怀疑。

反观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中有关知识产权质权人权利保护规则的规定，就《物权法》而言，其规定的知识产权质权人的权利包括：出质人处分时质权人的同意权、孳息收取权、优先受偿权、物上代位权、质物保全权和转质权，这些规定除了出质人处分时质权人的同意权用专门条款规定在权利质权一节外，其余的权利均产生于对动产质权规定的准用。

而“法典有明文规定得为类推适用者，谓之准用”，〔6 〕从此概念可知，准用的前提是拟准用的案型与准用所指规范规制案型之间具有相似性。

但相似不是相同，且相似程度也存有差异，这些特质决定了采用准用这种立法技术时所生规范与拟规制内容之间并非总能高度契合，如果“仅仅对准用或参照予以概括授权，对系争案件具体应适用何种规定尚不得而知，其法律适用尚需在法律适用中基于类似性而予以寻找”，〔7 〕故依此方式获得的权利在适用中易产生盲点。

而《物权法》第229条有关准用动产质权的规定显然属于概括性授权，因是之故，知识产权质权人基于准用法律技术获得的质权必然存在规则的盲点。

因此，要为质权人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突破知识产权质权人权利保护规则现有盲点是必然路径。

政策扶持毕竟只是权宜之计，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知识产权质权运用中所面临的制度瓶颈，故本文将从法律层面围绕知识产权质权人权利保护这一问题展开详细讨论。

一、知识产权权利构造与质权人的权利：权利多维与规则线性传统知识产权理论认为，知识产权是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的统称，〔8 〕即是在脑力劳动成果或者创新性知识上所享有的专有权。

相较于民事权利束中的其他权利，知识产权有其独具的复杂性：首先，以著作权为例的知识产权是人身权与财产权的集合体，且还存在表演者权等以著作权为基础而存在的著作邻接权；其次，以专利权、注册商标专用权为例的知识产权是经过行政许可审批后才被授予的一项权利，权利的产生、变更、行使均有别于其他权利之处；这说明作为质权客体的知识产权，不仅具有私权意义上的财产权这一个维度，还包括公权力的间接影响维度、人身权对财产权间接影响维度等多个维度，故其权利构造具有多维、立体的特点。

而《物权法》中对知识产权质权人的权利规定除了质权人对出质人处分权的同意权外，质权人的权利均是围绕动产质权得丧变更而进行的规定，这样的规定仅具有普适性一个维度，无法涵盖知识产权这一权利质权客体的多维性，因而产生了规则具体适用于知识产权时的各种矛盾。

具体而言，这些问题体现在下述方面：第一，对知识产权质权人应否收取强制许可使用费规定得含混模糊。

依照《物权法》第213条第1款的规定，质权人有收取质押财产孳息的权利，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此处的讨论不考虑当事人约定质权人可以收取孳息的情形，下述论证都以假设当事人无另外约定的情形为前提。

理论上而言，孳息是指“原物（物及权利）所生之收益，可分为天然孳息与法定孳息”。

〔9 〕结合《物权法》第116条关于天然孳息及法定孳息归属的规定以及第197条关于抵押财产孳息的规定可知，《物权法》关于孳息问题暗含的立法逻辑是，如果法条意指的孳息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两种类型，《物权法》一定会明文规定。

《物权法》第213条第1款并未明文规定质权人收取的孳息包括天然孳息与法定孳息两种，据上述逻辑推断，第213条第1款并不能当然解释为包括上述两种孳息；再者，法定孳息是指“利息、租金及其他因法律关系所得之收益”，“收益指以原本（物或权利）供他人利用而得之对价”，〔10 〕据此可知，法定孳息产生的前提一定是权利人对原物使用，而依照质权的基本构造，质权属于典型的非用益型担保物权，质权人不得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质物。

既然无质权人使用的可能性，故此时也无法定孳息产生的空间。

因是之故，应当对《物权法》第213条第1款作出限缩性解释，即该款规定质权人收取孳息的权利不包括法定孳息，而仅指自然孳息。

上述对法条的解释单从逻辑推理的角度讲是逻辑自足的，那么，上述规定在知识产权出质中是否可以充分实现对质权人的权利保护呢？我国知识产权法中有专利权、著作权实施强制许可制度，前者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第6章的规定，而后者是因为我国是《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这两个公约的成员国，而上述公约规定了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

以下将以专利权为例展开论证。

强制许可指在满足法定要件时由申请人申请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批准或者在出现法定情形时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职权批准实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制度。

从民法的角度讲，专利实施强制许可不属于专利权人意思表示的范围，而属于法律事实的范畴。

依照《专利法》第57条的规定，在此情况下，被许可人依然需要支付合理的使用费。

那么，已出质的专利权被强制许可后，也自然会产生许可使用费。

依照《物权法》第174条的规定，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时，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补偿金、赔偿金、保险金优先获偿，这是担保物权的物上代位性，也可以看作质权人享有的物上代位权，那么质权人能否依照物上代位权收取强制许可使用费？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物上代位权存在的情形是指作为担保物权客体的权利已经消失，而依照《专利法》第56条的规定，强制许可使用人无权独占实施或者许可他人实施，故此时的专利权并未消失，也因此质权人不能依照物上代位权收取强制许可使用费。

著作权强制许可时存在同样问题，此不赘述。

那么，此类费用又该如何定性？质权人有无收取权能？如果有，依据为何？这些问题现行法律均未给出答案。

德国法中将权利的孳息分为直接孳息与非直接孳息，非直接孳息是指权利人根据某个法律关系取得的，通过这个法律关系使他人有可能行使原来权利人的权利，而权利人可以从这个法律关系中获得的收益。

〔11 〕非直接孳息即我们所言的法定孳息，其本质是用益的对价。

〔12 〕通过这一概念可知，凡是用益的对价可以定性为孳息，而用益究竟是约定产生还是强制产生，无论德国法还是我国理论界均未作出限定，也因此在作法定孳息定性分析时用益产生原因并非应该考量的因素，故知识产权强制许可使用费属于法定孳息当无疑义。

只是，此时如果当然解释为由质权人收取，那么有违质权人不得用益的质权基本构造，如果不由质权人而由出质人收取，质权与抵押权的界限会因此变模糊，质权本身也面临被解构的风险，且此种做法对质权人权利保护亦无甚实益。

因而，法律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实属含混不清。

第二，知识产权质权人同意权能的适用范围有不明晰之处。

依照《物权法》第227条第2款的规定，知识产权出质后，质权人对出质人转让、许可他人使用已出质权利的行为有同意权。

知识产权许可他人使用的方式集中表现为知识产权人与被许可人之间达成许可使用合同。

专利权的使用方式主要是转化为工业生产力，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使用方式主要是被许可人实际使用或者用于商业宣传等活动，与上述两类知识产权使用方式相对单一不同，在著作权领域使用著作权的方式具有客观多样性，许可使用既包括许可他人出版，也包括许可他人表演、播放等内容，且由于上述使用中凝结了使用人的创造性劳动，故在使用过程中可以产生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著作邻接权，即“在传播作品过程中产生的权利，保护的是传播者在传播作品时的创造性劳动，是从属于著作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13 〕而著作权许可使用后会产生著作邻接权的法律现象就会使质权人的同意权的适用范围出现不明晰之处，此处以表演权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假设著作权人许可他人可以表演许可使用合同所涉作品，且合同约定表演者得表演该作品的最新版本。

之后著作权人在该作品上又设定了质权。

此时，依照质权的权利构造，出质人不得对著作财产权再进行随意的使用、收益，这一点在我国法学语境下自不待言。

但著作权包括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两个基本维度，权利质权的客体仅限于著作财产权，换言之，法律对出质人的约束也仅以著作财产权为限，对著作人身权并无影响，也即著作权人在作品出质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行使著作人身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修改权属于著作人身权。

假设著作权人对已经出质的作品进行了修改，而修改后的作品就属于作品的新版本，此时，表演者要就新的作品表演时，是应该依照合同规定直接表演？还是因为可以将新的版本上的表演定性为新的许可使用而要获得质权人的同意呢？这个问题《物权法》没有规定，且在著作邻接权上均有质权人同意权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的问题。

法律规则的一维性在处理复杂的法律实践时显出了混沌不清的一面。

第三，授权产生的知识产权出质后面临被撤销或者被宣告无效风险时实现优先受偿权的规定太笼统。

《专利法》第45条赋予了单位或者个人向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专利权无效的权利，这意味着已经获批的专利权还存在被宣告无效的可能性。

而对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这两类实行初步审查的专利而言，即不需要经过经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实质性审查，只要初步审查符合要求便公告授权，〔14 〕被宣告无效性的可能性会更大。

另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45条第1款的规定，从商标核准注册之日起5年内，对注册商标也可提起争议，这5年又成为商标争议期。